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156期（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专题）
香港已故富商霍英东的遗产争夺战在2012年和解中止后，如今再起风云。三子为争夺家产已经反目成仇。遇到类似问题的企业家族并不在少数。比如，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的郭得胜家族也因二代争夺家产而兄弟阋墙。
港澳台企业由于较早接受商业文明的洗礼，已经完整经历过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传承浪潮。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作为一代企业家群体正在步入老年，由其一手创办的民营家族企业交接班高潮正在到来。
目前，“企二代”群体正逐渐接手父辈的企业，例如，刘畅接班刘永好、杨惠妍接班杨国强、李泽钜接班李嘉诚等。此前，“双汇父子”内斗事件曾一度刷屏。“玻璃大王”曹德旺在谈及传承时也曾苦恼地表示，难就难在没有经验。
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大部分都是第一代。未来民企的掌舵人在哪里？中国企业家依然在“摸着石头过河”。民营企业如何传承，如何做好准备工作？近日，搜狐财经《致知100人》对话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
家族企业传承关乎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家族企业作为普遍存在的企业组织形态，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世界各国，在数量上都处于绝对优势。例如，美国家族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75%，而意大利家族企业占比高达93%。
在我国，家族企业是民营经济的主体。根据《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及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家族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的比例超过80%。家族企业发展与传承关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
致知100人：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家族企业面临的发展和传承问题？
高皓：家族企业发展与传承是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从市场主体总数来看，当前中国有4000多万家民营企业，1亿多个体工商户。家族企业占到民营企业总数的85%左右。从上市公司数据来看，截至2020年底，在中国4264家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有2996家，家族企业有2769家——家族企业在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占比高达65%。
中国民营企业都是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创始人大多已步入50-70岁，到了交班换代的年龄。从某种意义上说，关心民营家族企业的传承，就是关心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致知100人：有数据表明，一代传到二代的成功率不超过30%，一代传到三代的成功率不超过13%。家族企业在传承时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高皓：家族企业传承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题。就传承失败的原因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
中国民营企业传承的成功率可能会更低。今天我们面临大国博弈、转型升级和企业传承等多种考验，各种因素叠加交错。当然影响因素还有数十年来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使得家族企业在下一代接班人的选择中与欧美等国家相比受到很大的现实条件制约——这些是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也会影响代际传承。例如，下一代可能不愿意接手父辈创办的传统产业，或者不具备全能型素质能力驾驭成千上万人的实体企业，也就是说，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来接班的二代数量较少。这些内外因素的考验叠加起来，导致我国民企的传承困难重重。
家族企业传承应从10年前开始准备，创业是下一代的必备能力
调查显示，父辈从事传统制造业的家族，下一代接手并延续既有产业的比例约为10%。下一代在意愿和能力上都符合接班人要求的可谓少之又少。加之企业传承面临的内外挑战，家族企业更需要提前做好传承规划。
当然，对于下一代而言，接班父辈创办的实业企业并不是唯一路径。还有其他传承模式，例如创业和投资。事实上，伴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迭代速度越来越快，永远创业已经成为下一代的必备能力。
民营企业传承看起来是有形财富的传承，但其实更难也是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家族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财富的传承。
致知100人：面临这些挑战，应该如何提前做好传承的准备工作？
高皓：首先，民营企业家要从今天就开始规划和行动，因为代际传承是一个周期较长的动态过程。这些年经常有企业家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企业传承最好？我的回答是：10年前。因为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世界上大多数成功传承的企业基本都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传承不是某个时点上的单一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一代最早开始思考，到真正完成股权、治理权、管理权等各维度的有序传承，大体要经历10年时间。当然，如果没能从10年前开始，那么最好的开始时间就是今天。家族企业的异质性较强，每个企业所处的产业不同，资源禀赋和核心能力也不同，这使得每个家族企业在每次传承中都大不相同，因此更要早做准备。
致知100人：家族企业的导向可分为企业优先或者家族优先。民营企业在做接班计划时，应当如何平衡家族和企业？
高皓：企业优先和家族优先这两者之间既有对立，也有统一。
企业优先就是把企业发展作为家族最重要的奋斗目标，如果企业利益与家族利益发生冲突，秉持企业优先理念就意味着要牺牲家族利益来确保企业利益。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最大制造业企业台塑集团的创始人王永庆，他的目标是要做一家百年企业，而不是百年家族。因此，家族要为企业创造价值，甚至为了实现企业的长久传承，要牺牲家族成员的利益。王永庆去世时，台塑集团的控股股权不再属于王氏家族成员，而是由王长庚公益信托和长庚医院这两家公益机构持有——王长庚是王永庆的父亲。
王永庆把台塑集团10家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权放到这两家公益慈善机构中。王氏子孙后代不再享受台塑创造的经济价值，因为股权已经公共化了。通过这种方式，既避免子孙后代未来可能发生的争权夺利，也使得公司得以保持股权的长期稳定，从而长久造福社会。台塑案例是典型“企业优先”，家族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做出牺牲。
另一种模式是“家族优先”，持这种理念的家族认为企业是让家族成员更好生活及工作的载体，企业不但能为子孙后代创造就业机会和事业平台，也能够创造更多财富和价值。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是为人服务的。这种理念也有其可取之处。以人为本，在一切事物之中人当然是最重要的。
这两种观念都有各自存在的合理性，但我们认为家族企业最好的平衡之道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调和统一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运行良好、不断创造价值的企业，家族传承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与此同时，如果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忽略了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不但与初心使命不符，后代也很难真正传承好企业。
致知100人：下一代如何在继承家族企业的同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高皓：家族传承有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接班，接手一代创办的实业企业；第二种是创业，在既有的家族实业之外开辟新赛道、创办新企业；第三种是投资，通过战略投资或财务投资进行价值创造。
当代科技的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颠覆式创新越来越多。创业作为传承的重要路径之一，未来可能会成为家族传承的必然选项。
科技发展可能会使旧时代最有价值的资产在新时代变得一文不值，当然也可能会使尚不成熟的新兴行业发展成为未来主流。下一代通常具备更好的高等教育背景，包括海外留学经历，与父辈相比有着独特的优势，完全有条件进行不断创业。下一代不能固守创业的本业，而要创造企业发展的第二曲线。
世界上最成功的百年企业大多都是在合适时机找到第二曲线、第三曲线，最终实现创新和增长。创业是下一代必备的能力，是一条必走之路。李锦记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他们有一句家族箴言叫做“永远创业”，这是李锦记家族价值观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致知100人：此前双汇父子内斗风波刷屏，家业传承如何避免家族成员的纷争？
高皓：首先，我们要分析导致家族战争的因素。其次，我们要看家族战争会造成什么后果，给企业经营和家庭和谐带来哪些影响。第三，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办法来避免这些问题以及可能造成的伤害。
有几个关键点需要重视：第一，家族是否拥有共同的理念、愿景和价值观。在双汇案例中，一代、二代及高管各自的梦想都不相同，甚至差异很大，这导致了根本性的冲突。
第二，每个家庭都会出现矛盾和冲突，这是很正常的。但最关键的是要学会与冲突共存，或者说管理冲突。当然，我们一定要清楚，冲突是无法被解决的，也是难以根除的。
第三，企业的逻辑是理性，而家族的逻辑是感性，因此，在家族中一定要学会妥协。家族成员要把家庭和谐和家族分裂这两者的后果进行权衡，找到底线和红线。我的建议是，不管是强势一代，还是冲劲二代，都要学会在某一点达到妥协。
致知100人：有研究指出家族企业难以永久经营的原因之一就是创始人的能力、声誉、社会关系等无形财富难以转让，无形财富如何传承？
高皓：总有人问我传承的究竟是什么？我对于家族传承提炼了九大资本模型。最上面一层是物质层，包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这三种主要是有形财富。但是更重要也更难的却是第二层，潜藏在水面以下的无形财富——人力资本、家族资本和社会资本，与人相关的财富。
人力资本指的是附着在全部家族成员个体身上的能力、知识、技能、意志品格等的总和。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本越丰裕，所能创造的价值会越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就更强。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最高，超越了其他类型投资的回报率。
家族资本度量的是不同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而社会资本度量是家族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内外部关系构成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如果企业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例如更好的声誉，更强大的朋友圈，那么应对风险的能力就会更强，就能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经济与非经济资源。
显然，第二层的人力资本、家族资本、社会资本是很难传承的。当然更难传承的是第三层——智慧资本、文化资本、动力资本等更深一层的精神财富。因此，物质层面、人的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九大资本构成了家族传承的完整图谱。
引入职业经理人是家族企业传承的必选项
当前，家族企业传承中引入职业经理人是大势所趋。例如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就是领军型非家族职业经理人。马云退休之际选择的也是职业经理人张勇，而不是家族成员。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曾指出：家族企业要能实现生存和有效运作，高管层中无论有多少位家族成员，也无论他们有多么出色，也至少要有一位非家族成员。他提出要借助职业经理人优化决策结构，使家族企业变得更加敏捷、有创新活力。
致知100人：越来越多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来参与家族企业治理。如何看待职业经理人的作用？
高皓：世界各国的企业在传承过程中引入职业经理人是一个必选项。在不同传承模式中，经理人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如果股权由家族成员掌控，而管理权由外部经理人掌控，那么在这种模式下家族股东主要是在股东会或董事会层面发挥作用，而职业经理人则主要是在管理层发挥作用。比如美的集团就在职业管理这一象限之中。
第二种模式是股权由外部股东掌控，而管理权也由外部经理人掌控，在这种模式下创始股东已经退出企业。我们预计中国民营企业一半以上最终会走到这种模式。如果下一代不具备传承条件，那么创始人最终就会把企业卖掉。传承不见得必须在家族中延续，如果有更合适的外部人来传承对企业或家族而言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三种模式，股权和管理权都是内部人来掌控，例如下一代同时身兼控股股东、董事长及CEO，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模式。不同模式都有很成功的实践案例。
由于家族成员的人数有限，任何一家企业不可能在所有重要岗位都由家族成员担任，一定要有职业经理人的参与。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曾说新希望的传承不是一个人的传承，而是一个群体的传承。他的女儿刘畅接任了新希望六和上市公司董事长，以及新希望投资集团董事长。新希望的接班群体是以刘畅为首的主要由80后组成的高管团队。正是这样一个有活力、有冲劲的年轻团队，构成了新希望事业的接班群体。
因此，企业传承规划中极为重要的工作，就是打造能够作为接班群体的经理人梯队，以及源源不断培养经理人的体系。
信托法需要尽快修法，解决财富传承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国民财富积累不断增长，金融需求日益旺盛。为了引导企业及其下一代更好发展，一代企业家通常会在传承中引入家族信托。
家族信托作为财富保护与传承的法律工具和金融工具，能够将委托人理念置于家族信托之中，借助法律契约使得信托财产的投资、运用和分配得以有序进行。家族信托设立后，信托财产即已转移至信托计划之中，从法律层面上实现了财产的独立性，能够发挥财产隔离和保护作用。
致知100人：家族企业有哪些治理工具可以选择？
高皓：我在家族传承有个黄金三角模型。第一个角是硬件，即刚性的制度文明。欧美经济发展的比中国早，在其传承过程中，创造了各种法律工具与金融工具，例如信托、保险、基金会等。我们一直在研究倡导把家族信托和慈善信托作为保护民企产权、促进民企传承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信托或基金会是行之有效的传承工具，例如王永庆就是通过公益信托来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信托或基金会一方面能够确保最有贤能的经理人来管理企业，另一方面又能使企业创造的物质财富能为社会大众享有。
除了信托、基金会，还有保险、遗嘱等工具。家族传承有一个工具箱，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致知100人：信托区别于其他传承工具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高皓：信托是跨越代际的超长期财富保护、传承和运用的法律工具及金融工具。信托有三个基本的利益主体：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信托实现了作为一束权力利益组合之产权的重新切割组合，包括收益权、转让权、控制权等。在此过程中，信托能够实现高度的定制性和灵活性。
例如近期不少上市公司创始人夫妻因离婚打得不可开交，如果他们提前把公司股权作为信托财产放入家族信托之中，就不会因为后续离婚等不确定事件而发生极为惨烈的争产官司。因为信托财产在法律所有权上已经不再属于夫妻的任何一方，而是具备了独立性，其实质经济利益最终则属于受托人。受托人是为了受益人的权益进行管理的。信托能够保护产权的完整性，而这种完整性和稳定性对企业的持续经营是非常重要的。
致知100人：我国家族信托当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家族信托的发展？
高皓：信托是一项非常有创造力的制度设计，有权威评论称信托是英美法系下最重要的制度发明之一。中国信托法是2001年颁布实行的。20多年前中国人的财富体量很小，因此信托法在早年制度设计和实践中，更多是作为投融资工具而存在的。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按照中国社科院测算，截至2020年国民财富体量达到512万亿元人民币。如此庞大的财富绝大部分是在过去20年间创造出来的。因此，现在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托法亟待修法完善，需要更好地解决14亿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如何保护及传承的问题。
例如当前信托财产的置入仍然被视作是一次交易行为，但实际上则应该是财产的非交易性过户。这是信托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非交易性过户问题，那么财产登记应该如何完成？财富转移中的税收应该如何处理？如果是交易性过户，财产转移过程中的税收成本就会非常之高，导致可能不具备现实可行性。事实上，不论是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还是从法理上来进行分析，信托财产置入都应当属于非交易性过户的范畴。
我们建议信托法尽快修法，把过去20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需求体现到信托法之中。
爱马仕掌门人谈家族传承：爱马仕不是从父母手里继承来的，而是从子女手中借来的
相比中国家族企业，欧洲百年企业为数众多，成功的传承要依靠治理结构的科学化、传承文化的完备性等一整套科学体系。
全球知名品牌爱马仕（Hermes）创办于1837年，至今已成功传承六代人，历经180多年。爱马仕是全球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其家族整体财富规模超过250亿美元。爱马仕家族传承六代至今是如何保持强大凝聚力的呢？
致知100人：世界知名家族企业的财富传承对我国有哪些借鉴意义？
高皓：西方企业经历了一两百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例如，爱马仕家族1837年创办公司，至今已有180多年历史了。目前第六代家族成员担任CEO，第七代家族成员也在企业里工作。
我们团队2012年前后曾多次去巴黎访谈爱马仕第五代掌门人。在访谈中他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曾经握住我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爱马仕不是我从父母手里继承来的，而是我从子女手中借来的。
大家想想有什么区别？如果是从父母手里继承来的，那就意味着企业是我的，做的好与不好都可以，破产了都没关系。但如果是从子女手中借来的呢？那就意味着终有一天你要把企业还给你的下一代，而且当你把企业交到下一代手里的时候，要比从上一代手里接过来的时候做得更好才可以，对得起先人、对得起后人。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爱马仕家族的激情、梦想、责任就是这样代代相传的。
致知100人：您之前曾提到“传承是财富的意义，公益是财富的归宿”，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公益是财富的归宿”？
高皓：古今中外的财富人士，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公益慈善。公益使企业家的奋斗和成功具备了更大的意义和价值。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曾发起捐赠誓言倡议，鼓励全世界10亿美元富人在有生之年捐出至少一半个人财富。
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大额捐赠也层出不穷。例如，曹德旺过去做了几十亿元捐赠，最近又新出资100亿元创办福耀科技大学，培养应用型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再如，清华校友、韦尔股份董事长虞仁荣，捐出200多亿元股票创办东方理工大学，聚焦于高精尖产业的科技研发。又如，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父子，新近出资100亿元在家乡顺德建设和祐国际医院。
民营企业是践行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家群体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探索和实践，例如万向集团第二代掌门人鲁伟鼎，通过慈善信托方式把万向三农集团100%股权（当前价值140多亿元的股权资产）捐出成立慈善信托，面向农业、农村和农民来做公益慈善。因此，公益慈善为企业家的成功赋予了意义，能够让财富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
致知100人：经济学家徐小年认为，富不过三代恰恰是资本主义成功之处。但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很多“老钱”。如何理解家族企业传承与社会财富的流动问题？
高皓：从全球企业发展史来看，技术积累、人才积累和资本积累往往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世界500强中大部分企业是通过几代人的持续拼搏奋斗，最终造就了真正有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当前国家大力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就是希望出现更多中国版的“隐形冠军”企业。
为什么德国制造业世界闻名？因为德国有数千家在各个细分行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制造业企业，它们拥有核心技术和核心人才，以及强大的客户关系和品牌——正是这些“隐形冠军”构成了德国制造业的脊梁。事实上，全球隐形冠军90%以上都是家族企业，大部分是发展了两代人到五代人。因为一代人的时间太短了，核心能力和资源的积累较为有限。
中国如果要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而不仅仅是经济大国，就要跨越代际长期积累核心竞争力，而不能仅靠一代人来创造而后中断，另起炉灶重来。我们要给民营企业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和预期，这样企业家才能秉持长期主义，心无旁骛、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而不是心存顾虑、惴惴不安，在不稳定环境中不得已追求短期业绩。
总之，我们一方面要支持民营企业打造长期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创造更大的财富和价值，另一方面要鼓励、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家更好地分配财富，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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