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徐望之：成就张裕“解百纳”的湖州人

Original 湖州发布湖州发布 2023-12-10

播音：王然、汇哲
全文7897字，阅读约30分钟《湖州味道》特邀作者：汪文丽投稿邮箱：963458800@qq.com
1934年，著名的张裕酿酒公司因资不抵债，将公司抵押给中国银行烟台支行。时任烟台支行行长徐望之担任张裕酿酒公司总经理，负责管理公司。为了重振摇摇欲坠的民族企业，徐望之四处奔波，通过各种渠道招揽精英，培养了中国自己的酿酒师，又富有远见地注册张裕“解百纳”干红商标。除此之外，徐望之还创办了中国酿造学社，并以酿造学社名义出版一份专业刊物《酿造杂志》。徐望之管理张裕公司的时期，是张裕公司酒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徐望之挽救并发展了张裕公司，对中国近代酿造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徐望之（1889—1956）
徐望之（1889—1956），出生于湖州双林镇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徐赓陛，字次舟，富有才华，曾在广东陆丰县任县令，以善断案著称，为官刚正廉洁，百姓呼声很高，人称“徐青天”。徐望之自幼家学严格，品行正直，志向高远。1917年徐望之从苏州东吴大学肄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英文班。进入北大后不久，徐望之加入了以“修缮辞令，发展思想”为宗旨的雄辩会。1918年1月25日，由陈独秀、沈尹默、胡适、孙国璋主编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雄辩会国语第一支部第一次集会通告》，徐望之是正组（正方）的3位辩论员之一，辩论题目为“科学与宗教之消长”，正组主张“科学日进，则宗教日衰”，两个月后徐望之又参加了“在中国加强陆军和海军与鼓励发展工业谁更重要”的英语辩论赛。1921年徐望之参与发起了北大法律研究会，以“补课外之不及，穷法理之奥恉”为宗旨。1923年徐望之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获得硕士学历。

《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雄辩会国语第一支部第一次集会通告》（1918）
徐望之早年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供职，据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称，徐望之“能尽职，有父风”。1922年徐望之因奉养母亲回到北方，后任职前京兆财政厅制用材料员、前京兆实业厅第一科科长、天津县政府实业兼教育科科长。1928年担任河北省政府秘书处民政股主任，关心民生，“时时注意如何能使用一贯言行相符，以求有合于治理”。
1929年徐望之担任河北省训政学院教授，有感于公文“词芜义晦，影响于政化之进行；体例全乖，条教亦因之而捍格”，遂依据《公文程式》编写《公牍讲义》，后来经商务印书馆出版，更名为《公牍通论》，张元济为此书作序。徐望之在绪言中分析指出了公文流弊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僚吏”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提出如欲澄清政治、穷源究本，必须使行政人员明白治理、晓畅公文，成为有品、有学、有识、有文的“四有人才”：
盖公牍之中，有品，有学，有识，有文。鲠直端方，为民是重，唯法是从，侃侃与长官争是非，辨曲直者，其品尚也。综析繁复，洞察几微，而又随时虚怀考究，好问慎思者，其学长也。在利害未形之时，处危疑震撼之际，不顾讥惮指摘，而勇以赴之，以底于成者，其识达也。指事类情，轩豁呈露，持理属词，不随不激，辞多而不费，言简而意不略，其文胜也。
徐望之在《公牍通论》一书中详细叙述了公文的含义、类别、体例、撰拟方法、结构、叙法和用语等，书中考证历史文种名称达百数十种之多，探索源流，纵观古今。所用材料详备，体例方面尤对杂体文详加叙列。全书内容全面系统，引例释言，上自《尚书》，下采近代实用公文体式。《公牍通论》出版时，文书档案连锁法尚未提出，行政效率运动亦未开展。徐望之不但显示出了敏锐的文体意识，更在公文文体这件看似平常细微的小事中，饱含着那个觉醒时代里一个青年学人救国图强的心，在他看来“县治是我国现时政治组织之单位”，当公文文体的意义被充分意识到后，“在上者当以此取才，在下者亦以此自立，则党治人才，必能辈出。他日布之县市，敷政优优，则所谓积弊何患不除？所谓纲纪何患不肃？”

《公牍通论》书影（1931）
《公牍通论》一出版就受到了好评，热销异常，同年12月再版，以后又陆续再版，到1947年已出版了8次。1958年该书作为档案学旧著13本之一，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翻印。此后，《公牍通论》又在海内外三度出版。作为较早出现的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书学专著，它对当时的文书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该书成为中国近代有重要价值的文书学著作和第一部文书学方面的高等学校教科书。
此后徐望之历任河北省烟酒事务局财政部派会计主任、河北烟酒第五区分区局长、山东监运使署秘书兼场产运销课课长、山东实业厅视察员、南京市社会局文书主任兼历史博物馆主任。1932年，徐望之任职山东烟台支行代理襄理，后任职山东烟台支行总经理、行长，徐望之与近代酿造业结缘并为此做出巨大贡献就是在这个时期。

张裕酿酒公司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一是爱国华商张弼士，二是徐望之，张弼士创办了张裕公司，徐望之则挽救、发展了它。张裕酿酒公司是一家百年企业，1892年，张弼士投资300万两白银在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清朝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清廷要员王文韶亲自签批了该公司营业准照，光绪皇帝的老师、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亲笔为公司题写了厂名。“张裕”二字，冠以张姓，取昌裕兴隆之意。1896年，张裕从欧洲引进葡萄优质苗木，创建葡萄园，酿造出中国第一批葡萄酒。1915年，在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张裕的四种酒一举获得四项金奖和最优等奖状。此后，张裕公司自主经营且经营良好，历史上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张学良等名人均曾给张裕公司题词奖掖。

孙中山参观张裕酒厂后亲笔题词“品重醴泉”（1912）
好景不长，随着1916年创始人张弼士的病逝，张裕公司经营一路下滑，由盛转衰。本着实业救国的初衷，自1923年起，中国银行给予张裕公司贷款支持，但单纯的资金支持未能挽救张裕公司，1929年张裕公司结束自营阶段，转为租赁阶段，而到1931年底中国银行结欠32万元，并陆续代垫各种款项。
1931年12月3日，张裕公司遭遇大火，创建四十年的偌大企业遭到重创。《东海日报》对火情作了报道：“名震全国第一大实业张裕酿酒公司，日昨忽遭祝融光顾，致四、五百间之洋楼霎时变成灰烬，数百万之资本，刹那间付之一炬，天灾耶，人祸欤……”大火使得厂房与其他地面设施焚烧殆尽，直接损失达数百万之巨。为恢复生产，张弼士的后人四处举债筹款，此时中国银行再次伸出援手贷款支持重建厂房，帮助张裕公司恢复生产，勉渡难关。火灾使新旧业主的租赁纠纷再次升级，诉诸法律争执数年。张裕公司先后丢失东北及南方市场，雪上加霜，濒临破产边缘。张裕公司终因债台高垒，到1932年6月已欠中国银行本息51万元，不得不把公司抵押给中国银行烟台分行代管。1934年7月，作为烟台支行行长的徐望之正式兼任张裕公司总经理。同时期被中国银行接管的还有当地濒临倒闭的烟台醴泉啤酒厂。
当时的中国酿酒企业执掌生产大权的酿酒师一职，全部为外国人垄断，因为国人对当时西方酿造技术不甚明了，张裕公司也是如此。外籍酿酒师很善于“留后手”，每到发酵、勾兑的机密处，必定把在场的中国人借故支走，并且经常把一些重要原料的商标及外包装统统撕掉，致使国人无法学习。早在银行正式接管酒企之前，徐望之便对企业亏损根源、振兴途径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衰落的关键，除历史原因外，主要是缺少精于管理、谙熟技术的本国技术人员。徐望之对张裕技术大权一直由外国人执掌颇为不满。认为企业要自立，就必须要有自主权，他认为“洋酒消耗，利权外溢”，不能熟视无睹；他呼吁“杯酒之饮，何以不能自酿？生产之权，何以操之人手？”在接管“张裕”之初，就确定了“生产自立”的企业发展方针。

张裕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的四款葡萄酒（1915）
徐望之深知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寻找业内知识人物绝非易事，但此事不做，洋人把持中国酿造业命脉的局面就无法扭转，民族企业浴火重生之路就难现曙光。徐望之经理非常重视企业的技术管理工作，上任之后，徐望之并不急于开始生产经营，而是着手建设工厂科研技术部门，在公司内部设立技术部，下设化验室，又分第一化验室和第二化验室。技术部这个机构，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设立好技术部门后，徐望之马不停蹄奔波于大江南北。为解决葡萄栽培问题，他先去青岛，拜访山东大学一位研究果树的教授，恳请他莅临张裕公司指导。教授盛情难辞，百忙中带得力助教张缅新来到烟台，对张裕葡萄园进行了详细调查。感于公司实际需求和徐望之求知若渴的真诚，临行前，那位教授将助教留在张裕公司指导葡萄栽培。徐望之观察后发现，张缅新确属真才实学，遂聘为公司园艺师。当徐望之提出要清理“张裕”灾后废墟，建花园式工厂时，他积极建议将断壁残垣破砖碎瓦集中搬到厂区东侧，堆成假山，山上修个亭子，内置石桌石凳，山坡栽上剑麻。这样既可节省向外搬运破砖碎瓦的大笔运费，又可美化厂区，一举两得。中行采纳实施后，效果可谓事半功倍。张缅新不负众望，担任园艺部主任，张裕公司的葡萄园在他的指导下，培育出了优质的葡萄。

张裕酿酒公司（1910年代）

1936年7月，上海《新闻报》和《申报》同时报道了一则消息：“留比利时发酵制造化学工程师朱梅君，业于昨日返沪上海。”朱梅是四川人，因国内“卫生饮料啤酒，价值奇昂”，1932年赴法留学，先后入法国巴黎巴斯德学院与比利时国立工业发酵制造学院学习，毕业后在比利时皇家啤酒试习6个月。朱梅回国后主张开办一个大规模的酒厂，抵御外货。中国啤酒酿造学者朱梅由法国回到上海。徐望之正在上海为业务奔忙，得知这一消息，欣喜若狂，慨然长叹：“此乃天赐良才。若请不动朱梅，我就不离上海滩。”

朱梅（1909—1991）
他与王雨田直奔两家报社，先后找到发稿人《新闻报》编辑严独鹤和《申报》记者黄寄萍，请他们帮助打听朱梅住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朱梅。此时，朱梅经长途旅行劳顿，尚未遴选工作去向，见有生人主动找上门来，不禁满脸惊愕。徐望之自报家门后，非常诚恳地说：“我们有啤酒厂和葡萄酒厂，可是技术人员都是外国人，我们希望您能和我们合作，请您到烟台工作。”
这突如其来的聘请，令朱梅犹豫不决，烟台人生地不熟，又远在千里之外。不料，徐望之对此早有考虑，当即拍板亮出邀请条件：“您可先到烟台看看，如果能留下就留下，如果不愿意的话，就回来，来回路费由我们负担。”朱梅见两人态度如此诚恳，也符合自己实业救国的愿望，随即应承去烟台一试。
朱梅到烟台后，先在啤酒厂做了一星期调查研究，接着，在董事会上，将所发现的问题逐项说明，并提出了详尽的解决方案。众人点头称是。随后，经过生产实践检验，果然成效显著。董事们很早就对外籍酿酒师垄断技术、推卸责任心怀不满，只是碍于无人替代，只好一忍再忍，眼下见朱梅懂技术、善管理，且比洋人技高一筹，很快便将操控生产大权的洋酒师辞退。此举为烟台现代酿造业由国人独立经营，奠定了基础。
一年之后，烟台啤酒质量稳定好转。徐望之见朱梅不仅精通专业技术，还敢于负责，欣喜之余，又建议这位年轻学者兼任张裕公司技术副经理，担负起整顿张裕公司并监督外籍酒师的工作。朱梅心存顾虑，感觉啤酒厂刚见起色，各道工序尚需磨合梳理，加之两厂相隔较远，担心两头跑时间耗费在路上，顾此失彼，故生婉辞之意。徐望之深知国内酿造学者寥若晨星，为人尽其才，他说道：“您不用担心路远，我这辆小汽车以后就给您用，我上下班走走路，正好锻炼身体。”

徐望之、朱梅合译《国际酒法》文章部分（1940）
朱梅见徐望之为振兴酿酒事业，如此厚待技术人员，深受感动，毅然答应，每天在两个厂子之间奔波，处理生产中的问题。后来，他又逐渐将张裕公司外籍酒师晾在一边，实现了民族企业全部由国人掌控的局面。专业出身的朱梅为张裕带来了更规范的制度与标准，成为中国第一代葡萄酿酒名家。朱梅还整理和恢复了原先从国外引进的葡萄品种，并亲自前往欧洲引进一些优质品种，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张裕的实际条件结合起来。
1937年11月，为了全面掌握国外酿酒技艺，徐望之派朱梅前往意、瑞、法、比、英、德、奥、捷考察，遍访著名葡萄酒厂。此番游历让朱梅眼界大开，他凭借丰富的学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把各国葡萄酒酿造精义悉数纳入消化，由此奠定了中国葡萄酒酿造工艺的基础，为中国葡萄酒和啤酒工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经朱梅悉心传授，张裕酿酒师的接力棒完美地传递给第五代酿酒师陈朴先。陈朴先任职期间，起始于巴狄士多奇、成型于朱梅时期的张裕解百纳在配方和酿造工艺上得到进一步完善，于1987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第25届世界评酒会上荣获金奖。张裕公司从被外国人垄断技术到自产自立并获得国际知名地位，与徐望之的招贤纳士，虚怀若谷，善用人才分不开。

20世纪的30年代，烟台有一个著名的欧式建筑，称为芝罘俱乐部。在那里可以打麻将、打扑克、打台球、打保龄球，徐望之曾多次带领张裕公司的高级职员、邀请国内的学者和名流到芝罘俱乐部去游乐健身。尽兴之余，就是热烈地讨论张裕葡萄酒的命名。张裕“解百纳”的命名过程，也是徐望之经理主持，在芝罘俱乐部完成的。这个命名过程，讨论的时间很长，争论得很激烈。张裕“解百纳”，是种干红葡萄酒。它是以蛇龙珠、赤霞珠、品丽珠、梅鹿辄、紫北塞、汉北塞等几种葡萄合理搭配，混合酿造的。因为所使用的葡萄品种优良，而且品种搭配科学合理，所以做成的干红葡萄酒色香味俱浓，别具一格，无与伦比。从20世纪30年代初，张裕公司就开始生产这种产品，但没有一个品牌名称，只能统称为张裕干红葡萄酒。专家们都知道，这种做法，委屈了这种产品，埋没了它的天生丽质。专家们提出很多美丽的名字，但经不起推敲，被摇头否定。经过深思熟虑，有一个专家胸有成竹地说:“做人要虚心，懂得虚怀若谷；企业要有容乃大，理解海纳百川。这个品牌就叫‘解海纳百川’吧，简称‘解百纳’”。徐望之想到这与创始人张弼士倡导的“中西融合”、“携海纳百川”的经营理念非常契合，非常激动，说：“‘解百纳’这个名字好，它应该作为张裕公司的企业精神。”

早期张裕“解百纳”干红（1940年代）
为了得到法律保护，应该向国家申请注册。1937年6月28日，经中华民国实业部商标局批准，正式注册了解百纳商标，并取得了注册证书，注册证号是：第33477号。审定书原件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张裕公司注册的“解百纳”是中国最早的干红葡萄酒品牌。从创建之初，张裕公司就立志将“解百纳”干红打造成抗衡西洋的国际知名品牌。1939年4月7日，徐望之创办的《酿造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关于葡萄酒的分析报告《张裕葡萄酒之分析与各国葡萄酒之比较》，大胆公布了张裕“解百纳”干红和欧洲国家葡萄酒的分析指标对比，张裕“解百纳”的糖含量为0.03克/100立方公分(即0.3克/升)，远低于现行国家葡萄酒标准中对干红葡萄酒低于4克/升的要求，其它指标也完全达到了优质千红葡萄酒的标准。从而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拉开了“解百纳干红”叫板国际名牌葡萄酒的序幕。

实业部商标局对“解百纳”品牌的审订书稿（1937）
1987年，第25届布鲁塞尔世界优质产品评选会上，张裕“解百纳”干红荣获金奖。1988年，张裕“解百纳”获“山东省优质产品”称号。2001年，张裕“解百纳”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优质葡萄酒著名品牌”称号。从2005年开始，张裕“解百纳”成为国宴用酒。2008年，张裕“解百纳”入选全球葡萄酒30个顶级品牌。张裕“解百纳”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干红葡萄酒品牌，这与徐望之的高瞻远瞩分不开。

除了将张裕公司产品做好，徐望之认为应将酿酒业知识在社会传播，他倡导“酿造界与学术界，本应速取有效之联络，俾生产趋学术化，而学术亦臻生产化，务使用与学相得而益彰”，成立专门的学术研究载体。

朱宝镛（1906-1995）
与朱梅同在法国巴斯学院就读的朱宝镛，回国后曾担任张裕公司化验室主任。1939年1月1日，徐望之与朱宝镛共同发起“中国酿酒学社”，这是中国酿造史上第一个学术组织，一时间国内酿造界的知名人士慕名而至，上海酒精厂经理汤腾汉、厂长陈陶声，中央大学农化系主任陈方济以及教授鲁宝重、魏岩寿等，也相继加入酿酒学术圈。同期，酿酒学社主办的《酿造杂志》1939年1月1日创刊，这是中国酿造行业最早的学术期刊。徐望之本人是法律专业，出过书，朱梅原来是当新闻记者，徐望之先生身边的朱宝镛、孙卫、张勉新等，都是毕业于当时的高等院校，既有很高的学历，又有很好的文学修养，《酿造杂志》经常刊登他们的文章。
《酿造杂志》为季刊，16开本，新闻纸印刷。杂志名字为疆恕题写，创刊号封面以葡萄与酒杯组成图案，封二是张裕白兰地广告漫画，封三为杂志版权页，封底是烟台啤酒广告。徐望之在发刊词中说：“中国之酿造，夏禹时已有之，然数千年来从未引用科学方法加以管理，如中国酿酒酵母，为他国学者发现者已有百十余种，而我则寂然无所闻也！今为亡羊补牢之计，唯有访求酿造人才，先从研究学术入手作忠实之宣传。俾国人有真確之认识，是刊行酿造杂志，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酿造杂志》书影（1939）
《酿造杂志》分为“插图”“论著”“研究”“调查”“附录”等部分。其中“插图”，刊载有发酵学“鼻祖”路易巴士德与“啤酒神”康摩飄斯肖像。“论著”“研究”分别载朱梅、孙衡、冰轮等人撰写的葡萄酒与啤酒工艺研究文章及张裕公司概况等。“统计”部分，载有贝庸的《国内酒类产量统计》、孙衡的《1935年世界葡萄酒产额》。“调查”部分刊载一篇《镇江醋之调查》，这是在该期杂志上唯一一篇酿酒以外的研究文章，但也属酿造业，作者金培松是中国发酵工业的大师。“附录”中则刊载有《中国酿造学社简章》与《酿造学社编辑部征文启事》。
虽然《酿造杂志》的通联与发行地址均在上海，但实际上静安寺路20号，只是张裕公司的一个销售和联络处，或者说是对外的窗口，而真正的酿造学社与杂志编辑部都在烟台。把刊物与学社挂在上海，一来，外国客商、使领馆与国内商业巨头多云集于上海。二来，上海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发祥地，当时著名的《申报》《良友》《新闻报》等各类报刊众多。三来，上海是精英出没之地，对于百废待兴，急于拓展和扩大营销网络的张裕公司来说，上海是首选理想之地。
1941年，日军霸占张裕公司，同年4月《酿造杂志》出版至第7期被迫停刊。面对身陷囹圄的张裕公司，徐望之望洋兴叹，万般无奈，最终还是抱憾登上南下的渡轮。

在担任张裕公司总经理期间，徐望之还根据自己的管理实践和工作体会，在1939年完成著作《人事问题》，1946年由“科学与文学社刊”出版发行，张裕酿酒师朱梅为该书撰写的《读后记》写道：望之先生所讲的《人事问题》是重新建立起做人的基本要点：
一、做人应当是直线的，不应当是圆周的，如此可避免时间精力及物力等之浪费；二、人在世上应当是为人的，所以提倡为人主义。这个为人主义与普通所谓舍己为人的意思稍稍不同，他的意思是为人亦为我。
《人事问题》堪称颇具励志意义的成功学专著，也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人力资源管理学专著，由此可见徐望之在管理方面的杰出才华和超前观念。
徐望之本身是文科法律学出身，富有才华，毕业后在南北不同省份、不同单位任职，所任职都与所学不相干，先后做过新闻出版，在税务、烟酒、盐运、教育等政府部门任职，后又担任银行行长。他在山东盐运使署科长时致力于改革，在河北主政时期致力于民生。徐望之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能做到廉政勤政，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幼受到父亲徐赓陛影响，为人正直，爱戴百姓，也与他虚怀若谷、善于思考的品格有关。今天走进山东烟台的张裕酿酒公司，会发现公司员工对这位湖州人的事迹耳熟能详，临危受命的徐望之为张裕公司倾注心血，挽救并发展了张裕公司，将之带入“徐望之时代”，而徐望之作为一名银行职员在那个觉醒年代里所展现的职业素养和实业救国理想，为中国葡萄酒工业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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