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书10本 | 杀死一座伟大而目无法纪的城市

10

《风的历史》

/  （法）阿瑟·科班 著

曲晓蕊 译

阿兰·科班的书往往有个迷人的标题，比如《大地的钟声》、《情绪史》、《无知史》之类，但无论是钟声、情绪、无知还是这本的主题——风，都是无形、抽象乃至飘渺的，研究和书写都需要相当的资料工夫和技巧，科班可以以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勒戈夫为榜样，也可以像另一位精妙的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那样，对事物做现象学的沉思。

但此书与这两条路都无关，总的看来，这是一本历代文人墨客有关风的佳句的荟萃集，视野较大，从自然文学巨匠约翰·缪尔到法国文豪雨果，从《圣经·传道书》里“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到荷马史诗《奥德赛》里的风暴，在讲述了诺贝尔奖获奖诗人圣-琼·佩斯的长诗《风》之后，顺理成章地又讲到了更晚获该奖的法国小说家克劳德·西蒙的小说《风》。这部作品是科班去年所作，他已86岁了，写书对他来说，也许仅仅是一种生命的习惯。

 

09

《杀死一座城市：缙绅化、不平等

与街区中的战斗》

/（美） 彼得·莫斯科维茨 著
吴比娜 赖彦如 译

副题中的“缙绅化”（gentrification）一词，作者的解释是：将城市原本为穷人和中产阶级提供的空间，改成为供有钱人累积资本使用。看到这里你就明白了，这本由一个美国人写的“美国城市忧思报告”并不只适用于美国。

政府修理破屋，平整路面，更新花坛，这些举措为什么让一些居民不安，原因正在于缙绅化的体制：因为这些举措都是应富人和精英阶层的要求而做的，这些人占据了城中最好的地段最好的房子，有时还拥有一片私人的户外空间，他们也能左右政府的城市管理决定，借助公权力之手，以各种手段驱逐他们不想看到的中下层居民和少数族裔。而当他们飞赴其他地方公干或度假时，那些私宅就成了城中的飞地。

莫斯科维茨说，缙绅化的大多数参与者，包括缙绅化人群以及他们的受害者，都没有意识到城市缙绅化背后的制度和政治行为。缙绅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体行为的总和，但作者的矛头指向了政治行为和商业利益——这两者往往是一体的。他笔下受访人物的讲述往往动人，尤其在写到纽约时，当人们讲到自己最热爱看到的人渐渐消失，被那些陌生而冷漠的有钱人所取代，内心的伤感实在令人触动。

莫斯科维茨持有鲜明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并捍卫城市的公共属性。这很重要，但这本书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例如样本过少的问题：当他在用休斯顿来对比作为缙绅化城市的代表的新奥尔良的时候，我们不免怀疑休斯顿真的能避免缙绅化？如果是的话，它又是如何避免的？此外，莫斯科维茨提到一些欧洲城市对资本主义的制约，给中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住房，但它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在书中也看不太清楚。最后一点当然有苛求之嫌，他没能提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解决方案。

 

08

《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

/ （美）玛丽亚·塔塔尔 著

吕宇珺 译

卡尔维诺在给他编选的《意大利童话》作序时，自豪地宣称意大利的童话没有德国的格林童话那么暗黑，那么富于血腥气。这话固然大可辩驳，但是格林童话的情节里的确有很多原始的、野蛮的倾向，那些最令人熟悉的故事，如《白雪公主》、《小红帽》、《灰姑娘》之类，虽然已经过无数的改编、改写，在书本、舞台和银幕表现中呈现出“洗白”的样子，可是像白雪公主中毒昏死、狼吞吃小红帽之类的核心情节，实际上都是骇人听闻的。这本书讲了很多“洁本”背后的故事，但没有停留在此，作者说，即使那种貌似可怕的“毒童话”，也未见得一定要驱逐出儿童的视野，因为儿童的反应并不是习惯于恐惧的大人可以预测的。

 

07

《科幻精神》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侯健 译

波拉尼奥开创了一种信马由缰的第一人称文体，偶像化意味大于文学价值本身。这本小说有种气息，让你明白关于七十年代以后的拉美人和拉美人的感受，可写的内容已经少之又少，而且还都被波拉尼奥给写掉了。

 

06

《制造消费者》

/（法）安东尼·加卢佐 著

马雅 译

19世纪农民的家里，没有什么家具或餐具，多的是工具——用于生产。人们自食其力，种出和生产出什么就吃什么，这样做有着充分的理由，因为外出不便，交通不力，路况不稳定，经常无法通行，一到冬天，村庄就被困在那里，有时则受阻于河流……然而才过了一百年，我们就有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全球市场。

加卢佐叙述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近一个世纪里的快速巨变，这远非一个新鲜的题目，不过他尽可能将它讲得更清晰、更生动。西方社会是从无数个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不流动的经济体走到今天的，要思考这段历史，就要抱有充分的惊叹乃至目瞪口呆的能力：它的“科学”是新生的市场营销和商品销售，它的“宫殿”是商场和百货公司，它的“圣杯”是商品，传递圣杯的人是商人，而它真正的“英雄”则是纨绔子弟、势利者、艺术家，以及和他们站在对立面、却又常常互相扶持的资产阶级……

加卢佐写得很细，他写到整个系列的销售技巧的诞生，写到商场如何制造“体验”，写到数字技术来临后，在商场漫步的“眩晕感”如何呼应线上购物的感受。书中充满了精神性的术语，例如加卢佐把商品称为“幽灵般的存在”，把人与物的关系称为“幻觉”。消费物品，与人的想象力，与人构思世界的方式紧密相连，消费社会不仅意味着一种以物质为基础的体制，而且也是一个表征模式。在如此的定性之下，我们才可望着手消除这个幻觉，而另一方面，加卢佐也承认，在一个复杂精密无比的国际分工的世界里，消费或反消费的是非都无法轻率地谈论。

 

05

《真相》

/（英）汤姆·菲利普斯 著

李立丰 范佳妮 译

又是一本直接针砭当下生活状态的书。此书英文原版封面上，印了一个食指中指交叠的手，而到了中文版，封面上是一个捂着嘴巴的黑猩猩：它是不敢说，还是不愿说，还是惊讶？比起那只手，中文版的封面因过于直白而不准确。

不过内文还是很好看的。作者菲利普斯的职业就是核实各种事实真相，换句话说，他负责给一个个网络传闻该打上“谣言”二字的大印。他的结论是：每个人都在撒谎，整天撒谎，而这些谎言却变成了伤害人们的真相。彻头彻尾的骗子，以及吹牛成瘾的人，这两种人都有大量的例子。菲利普斯没有怎么提及“后真相时代”这个概念，可他分析的“反馈循环”，即维基百科上的一个错误的条目被报纸引用，再被维基百科的相关条目征引为证，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后真相”的标志性现象。

书中有无数与欺诈有关的故事。曾有人编造出一个国家来欺骗他们的同胞，毫无价值的矿场被人广泛炒作，制图师在非洲地图上绘出并不存在的山脉，一些冒险家声称登了那山的顶……关于詹姆士一世时期女巫审判的故事，菲利普斯写了一整个章节，有五万多人因此事而被抓；但这样的故事绝不仅仅属于荒谬的过去，在今天，一个民选总统同样可以因怀疑有人要用无人机袭击他，而大举逮捕嫌疑分子。

真相如此脆弱，乃至我们只能自我安慰说，滥用和歪曲真相的人，给世界带来了许多娱乐。书中有一位英雄——唯一的正面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与谎言斗争，用犀利的言论揭露欺骗行为。菲利普斯在结束全书时再度提到他，让人唏嘘当下的世风堕落，再无楷模。

 

04

《上海之声：二战时期来华犹太流亡者的心声》

/（以色列）伊爱莲 编译

宋立宏 丁琪 张鋆良 译

看上去这本书很小众：很多人知道二战期间上海接纳了一批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他们在如今虹口区的一个范围内安了临时的家，算是成功避难。可是愿意去看他们的书信、日记和文艺作品的人，恐怕不会有几个。

这不妨碍书中大部分的文图都独具韵味。就以1914年出生、1941年从波兰来上海的约尼·费茵为例，她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和艺术家，离开上海后，她去往墨西哥，在那里出版的诗集里包含了几首在上海写的诗，并获得了墨西哥壁画大师迭戈·里维拉的赞助办画展。从本书收录的她的一首诗来看，约尼·费茵有着真才实学，诗中写道：“上海伟大，目无法纪，野性十足，/充满了尸体、风和老鼠，/充满喧哗，沉重地落下，/充满泪水——白得像米饭。/一百个民族被扔在一起/在潮湿的土地上腐烂，/贪婪和金钱混杂在一起，/被雨水一扫而完。”

这诗句多么富有个性，它颇出人意外地提醒读者，这些发声的犹太人不会迎合任何人对避难者的想象，他们对上海的“感激”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混杂了他们特有的看待命运的方式。其他一些人，比如安妮·F.维廷，是一个艰苦工作、养家糊口、又能为一点点小事喜悦的女人，而耶霍舒亚·拉波波特不喜欢上海，理由是，他发现那些并非难民的犹太人中盛行庸俗的物质主义，而他本人的文学创作得不到欣赏者。

那些发牢骚的文字往往特别好看，固执的诙谐中透露出上海当时的一些风情。书中的另一个亮点是照片和漫画，尤其是奥地利犹太难民许福的几幅画，堪称“触及灵魂之作”。

 

03

《知识机器》

/（美）迈克尔·斯特雷文斯 著

任烨 译

这是一次相当不容易的写作，作者斯特雷文斯倾尽全力，想把科学家究竟如何工作，科学进步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等等问题，结合已有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史方面的重重话语说清楚。他从讨论两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和托马斯·库恩的理论开始，捍卫科学探究的地位，反对那些怀疑科学发现和科学真理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主张；他讲述了巴斯德细菌学理论如何获得了成功，讲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被接受，对这些科学史上的往事的细细追述，对其中人为因素的分析，读来都很有收获。

“知识机器”，这个乍看起来平常的短语，在本书中是对现代科学的一个严厉的定性，就像现代资本主义是一台生产财富的机器一样，现代科学在生产知识，不断地生产，无法控制，以至于拥有毁灭人类的力量。但作者没能进一步深化这个问题，他恐怕也在此感到了完全的无奈。

 

02

《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

/（美）高彦颐 著

詹镇鹏 译

在钢笔发明之前，东亚的每个学子、文人或画家都要在书桌前用墨蘸水，摩擦一块名叫“砚台”的石头，磨出新鲜的墨水。这个过程，就像如今我们给手机充电一样，是一种本能。文人墨客们日复一日地如此操作，对他们使用的工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于是砚台超越了书写工具的性质本身，成为一种可收藏的艺术品：父亲送砚台给即将上学的儿子，朋友互馈砚台，乃至国家间的外交也会赠送砚台作为礼品。

17—18世纪之交的制砚女工顾二娘，在高彦颐的书中得到了浓重的刻画。她有着非凡的技能，在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中出类拔萃，在高专长的性别研究里，顾二娘是一个很好也很典型的研究对象，她凭着技艺获得了比别的女性更多的性别自由：她可以面对面地接待男性客户，讨论委托项目。

当砚台不再作为一个功能性的商品时，所有的制砚匠都必须朝着顾二娘的方向努力，把自己变成有创造力的艺术家，能够在作品上刻下名字的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从一个偏僻的角度重估工业发展或进步所引起的沉重代价：工匠们对环境负责，以其眼其手其心来经营一份可持续的生计，对他们来说，工作的意义是明显而自然的，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物品，这一使命促使人追求完美，成为更完善、更有人性的人。

 

01

《永恒回归的神话》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 著

晏可佳 译

那些祭天拜地的古人难道不是无知者，难道他们的头脑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供“科学昌明”时代的人们所汲取？伊利亚德说，古人都是追求“实在”的，他们重复进行那些仪式，是为了一次次回到起点：盖一座房子，起一座高台，都要以仪式来重复神创造天地的时刻；遇到天灾人祸，人们执行仪式不仅是为了祈求灾祸尽早过去，而且还要在精神上重温那些储存在集体记忆中的东西——远古时代的大洪水、大饥荒、大瘟疫。

心智被符号包围、注意力被热闹空洞的画面、文字和声音所霸占的现代人，特别需要了解什么叫“实在”。特别是在这个以束缚、隔离、鼓励怯懦保守成风的年代，我们可以伊利亚德的书开始，重建与事物的真正联系。

 

往期回顾

本文系原创

首发《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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