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方新阳：我曾一次又一次与大学擦肩而过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方新阳，1948年生，既是老三届又是新三届，中国工商银行高级经济师。1968年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30年前南下开发深圳经济特区，10年前退休成为深圳市博物馆自愿者讲解员。
原题
大学五次与我擦肩而过
前些时候见文：某地师大77级为“专转本”上书小平徒劳无功，今天我讲述一件“专转本”获得成功的旧事。
我是北京市67届高中生。1960年代初，北京市与海军司令部联手成立了北京市业余航海学校。我是第三期“优秀学员”，第四、第五期航海驾驶系辅导员，被“海校”内定为1967年高考时大连海运学院的保送生。但“文革”取消了高考制度，上大学第一次与我擦肩而过。
1972年初在黒龙江兵团8团运输连开船时，让我填写了《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登记表》，当时按50名知青摊上一个推荐名额，但这批生原是财政部代培生专修科，只收年纪较小的初中生，我高姿态地退让了，上大学第二次与我擦肩而过。该期生源入学后被“专改大”。
1972年下半年我在兵团佳木斯物质供应站当调度员时，兵团机关就在佳木斯市，当时共有五百多人，现役军人占七成，老农场干部占两成，调上来的知青占近一成。近水楼台先得月，半数多的知青被推荐上大学了，不少空额急需补充，我亦被借调到兵团后勤部政治处，后被留下。
1973年兵团机关加以控制，共推荐九名知青，司、政、后各三名，我亦在其中。倒计时最后两天，政治部段主任出差回来后，坚决反对通过一年刚配齐的知青干部一下子又走近十人，决定仍按基层连队比例只給一个名额。九个人中有五人是上海知青，给了一个复旦大学名额，我知趣地退让出來。本来近水楼台上大学，又第三次与我擦肩而过。而我即将超过25岁的推荐年龄，上大学无望了！
1977年底一声春雷恢复高考，届时我是北京市141中学的班主任和政治教师，已娶妻生女居家过日子了。
我们夫妻俩商量决定：孩子才一岁，妻子明年考吧，第一次我先闯个经验。会考成绩我排六千名，北京市录取名额为九千多，我松了口气。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法律系，即李克强那个班。而预选扩大到两倍半，即录取线近两万五，后来又扩大招生几千人，我仍名落孙山。在统考面前公平竞争的我，仍败给了分数排在我后面的近万人。
上大学第四次与我擦肩而过。
虽然我们141中学高考剃了光头，但全市中、小学里还是考上了上千教师。教育局为稳定队伍，遂下令1978年叫停教师报考资格。
我的大学梦再次破灭了。
1978年高考报名截止日两周前，在社会舆论和政府干预下，教育局终于让步了，但条件是不许请假停课备考，只允许报考师范院校或大学专修科。
北京大学按惯例各系大龄学生招得都少，校方强制设立两个大龄专修班，理科设在数学系，文科设在哲学系。我夫妻研究决定：1.她已来不及复习备考，让我在上次的基础上再考一次。2.我在志愿表一本的第一志愿填上北大哲学专修班，二本志愿填上其它师范院校本科。我这是接受上次的教训，放弃了大学上专科，上大学将第五次与我擦肩而过。
我们“专转一本”成功了
78级发榜我被录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专（修）科生，两年制定向培养中学教师。我们班30人都是北京老三届，教师不多，大家对上专科都是迫于无奈。开学后大家一交流，才知道二本生比我们分数还低，数学系专科生刘森是78级北京市理科状元。
于是我们文理两班专科生共同行动，上访系、校、教育局和教育部。诉求：虽然报名专科我们是自愿的，但校方录取程序有纰漏，专科应排在二本后，不能剥夺我们上大学的权利，造成的误果是：北大按一本的标准招了专科生！要求改正。
当年北大校长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落实我们“专转一本”的是校党委书记周林（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开学不到两个月我班改为：哲学系78级（3）班。
最终，我上大学的机会终于失而复得。
新班又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如我班同学年龄大，体育难达标，我是班文体委员，就出面找体育老师和体育教研室商量，考试改为太极拳。
我班有位女生上学期间结婚生孩子，系领导要我们班委会提出处分意见。会上我就説，人家暑假生孩子，既不需你批产假又不影响开学上课，既能获文凭又获结婚证，两全齐美皆大欢喜，是未婚大龄同学的榜样。后来系里不了了之。
受其启发，我经常组织班、级、系的交友舞会。
为了能多学课程，我到各系去听课，但系务老师説我不务正业，我只好先斩后奏。如我坚持旁听厉以宁老师的《西方现代经济若干问题探讨》热门课，并在课间经常找老师探讨，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课程结束后把系里的为难告诉了老师，厉老师把我带到了经济系，帮我签字落实选修成绩单，而后我系不得不给我记录在案。这样下来我就陆续多取得了十余门选修课成绩，我也与厉教授成为了忘年之交。
不过上大学也給我带來了损失，当年计划生育规定给了我生第二个小孩的指标，因既要养家又要上学，我们就推迟了，誰知很快就改为独生子女政策了。79级报考年龄改为28岁以下，妻子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我们喜中有悲。
大学毕业分配，我班多半到北京各大学当教师，两名留校，其余的到社科和部、委搞政工。我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搞人事党务工作。
老天不负有心人，我妻34岁时作为调干生，考上天津南开大学，成为中国首届保险专业生。为保障她迟到的大学梦，那几年当仁不让轮到我来带小孩。
77、78级被取消一级工资
解密35年前一件鲜为人知的事。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到中央党研室做人事工作，经办了一件给大学毕业生调整工资级别的具体工作。
当年8月底在册的大学生干部属调资范围：
1，1966、67届的从22级调到20级；
2，1968、69届的从22级调到21级；
3，期后的带工资（满五年以上）调干生调升一级。这类人约十來万。
我本人就属第三类。1978年我上大学时因已有10年工龄，是带工资（24级）上大学的。上学期间两次被纳入调资范围，我在原单位都谦让了。1982年毕业八月报到应定为22级。这次可调升为21级，看起来好像是8月报到直接订为21级。
我的这项工作很快就完成上报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后来却通知取消了第三类人的调升机会。
发生的情况是，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全国共有60多万人）大多数人认为国家对他们岐视，不公平。老大学生可以定到20、21级，新大学生可以定到21、22级，偏偏中间他们工农兵大学生只定23级，更应该升级的是他们，气愤不已，纷纷上访告状。
但各级人事部门对这些告状未予理睬。事实上国家并没有岐视工农兵大学生：对老、中、新所有的大学生定级是一视同仁的。即学业四年以上的定22级，以下的定23级，六年以上的定21级，八年（含研究生）以上的定20级。
而工农兵大学生一般是三年，所以定23级。我认识一位学外语的工农兵大学生分配到中调部，随即被派出囯学了两年，他就被定级为22级。而我班一位同学因特殊情况未学完四年，回去就被定为23级。而这次调级就有工农兵大学生是满五年工龄带工资上学的，从23级升为22级。
再説文化程度，因毛主席说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所以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化程度一律定为大学，没有中专和大专。
但工农兵大学生仍不依不饶，通过胡耀邦儿子知道了机会，把上访书送达了总书记。决策部门为了维稳几十万工农兵大学生的要求，舍弃了十來万调干生的正当利益，取消了原第三类人的（包括附合条件的工农兵大学生）调升工资的合法权益。
这次“调资风波”才终于平息下来。
方新阳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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