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我的高考：割麦子饿肚子喝凉水踩老鼠

吴晔新三届 2018-08-19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吴晔，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79级。1983年毕业到人民日报任编辑记者。1997年调任《中国土地报》任副总编，1998年创刊《中国国土资源报》，任副社长、副总编。2017年退休。近年出版著作有《资源战争：世界，美国控》《立地成人》三卷，《图说土地文化》《吳晔诗书画集》《读秘——与动物画大师秘修斌对话》《青铜时代的土地战争》等。

题记：

高考还是那个高考，

时代已经大不一样。

壹

今天见高考考场前的人头涌动，父母送孩子老师组织学生警察维护秩序志愿者献爱心……把一条马路都堵上了。我想起我的高考。

你信吗？高考前我还去地里割麦子了。

那是1979年的夏忙麦收，从小干活的我看大家都忙忙碌碌的准备镰刀工具，父亲虽然受过伤，却从来闲不下来，磨镰刃，收拾架子车，商量着在哪儿堆垛、晒麦、碾场，我也坐不住了，不顾阻拦，和大家一起下地割麦子了。我们父子几个干了一天，才割完坡底下那片麦子。回到家里，我连洗脸的劲儿都没有了，看来这几个月没干活而且没好好吃饭，身子骨都虚弱了。

我正觉得自己下地割麦子劳苦不易的时候，却被母亲一通劈头盖脸的训斥打蒙了——“你要考试你就看你的书，不准跑地里去显能耐！”

“割麦子就这几天忙，还能不去？”我实在反应不过来。

母亲的态度坚定而明朗：“就不准你去！”

父亲也说：“你快看书，不敢再耽搁了。”

我心里边激动，感动，震惊，无法言喻的复杂和喜悦。1979年夏天，三夏大忙，我仅割了一天麦子，我受伤的父亲和身体不好的母亲自己都下地了，全家人都下地，我一个人在家看书！

我怎么能看得下去呢？心里慌慌的，可是不下地还看不进去书，不是太糟糕了吗？我就想着怎么平衡心理，我想，母亲回来肯定很累了，没力气做饭了，对，我给大家做饭，减轻母亲的负担。想明白了，就急忙接着看书。估摸时间差不多了，我起身和面、烧水，晾凉开水，做饭。因为有在王寺帮厨和在喇嘛寺管理伙食的经验，我做饭还是没问题的。

父母亲和弟弟他们一进门，我就把洗脸水端上来，我看母亲累得撑不住了，但是好像使命催逼似的，她急忙喝一碗凉开水，缓了一口气就要站起来去做饭。我说你歇一会儿。她说：“哪还敢歇，再不弄饭吃，人就饿失塌了，还要去地里下苦呢。”

她又犯急脾气了，对我喊：“你还不赶快给咱锅里添水给锅底下弄柴火烧锅！”

看她走向锅灶，我故意不吭声也不动窝，又拿起书本来看。

母亲把锅盖一揭开，大喊一声：“我的天爷呀，你把饭都做好了！我还发愁我回来都做不动饭了呢！太好了！”

她高兴地笑啊笑，一直在笑……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她那么高兴，她竟然有那么灿烂那么美丽的笑。母亲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大概每一顿饭都是自己操劳，从来没有人替过她，所以今天她感到意外地高兴。

我母亲笑起来其实很好看！此后几十年，我都忘不了母亲那天的笑容，甚至到几十年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那笑容仍然在我的眼前晃悠。

解放后三十年，我的父亲母亲竟然都活的那么辛苦！

贰

收完麦子种玉米，忙活了近一个月，农人的辛苦总算可以缓一口气了。这时候，我的高考开始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七号，那天早晨，母亲给我摊了白面煎饼，熬了稀饭，看着我出门。我骑上自行车，出村口骑上公路，我的考场在细柳中学。细柳这地方也是个古迹，两千年前，汉代大将周亚夫的细柳营当时就扎在这一带。我问了两次路，找到了考场，和我们中学差不多的一所学校。

虽然我想考出个好成绩，但是也从来没想过作弊。不作弊也不等于就非得让我坐在第一排正迎门的位子上啊，那真是危乎高兮很容易受影响被干扰的位子。

第一干扰我的就是监考老师。我那考场有两个监考老师，一男一女，都是中年，人似乎挺好，对考生比较体贴，严而慈，不给大家制造紧张空气，但是他们对我简直是个恶梦。第一天上午，他们在考场里转了几圈，然后就坐在我桌子前边，开始还比较矜持，不说话，看着我答题，过了不大一会儿，就忍不住说一两句，我静心思考答题，思路颇受干扰。这倒还罢了，我也逐渐迫使自己适应了他们在眼前晃、以及在耳边轻声细语的干扰，沉下心来凝神思考，答题……

忽然，男老师大喊一声：“同学们注意了，遵守考场纪律认真做题不要说话啊！”

声音就在我头顶上炸响，把我从凝神屏气答题的状态中炸醒，惊得我心嘭嘭乱跳，几乎使我疯狂崩溃，必须努力平复许久才能再次进入答题状态。为此耽误了不少时间。

下午一进考场，我鼓足勇气，向监考老师提出意见，让他们不要在我桌前影响。男老师连忙说：“好好好，我们注意。”女老师却用怪异的眼神戳了我一下。我心里有点儿不自在，怕他整我。心一横：我又不作弊，怕槌子！仔细想想，只有在这种公平竞争的场合，我才有了堂堂正正争取自己正当权益、和社会抗争的勇气。

叁

警察这种职业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社会的安宁，高考考场里，可以有警察维护秩序，但是决不能破坏考场安宁。

1979年，中国陕西长安县的细柳考场上，监考还动用了警察。本来，动用什么人监考，对我并不算问题，但是，那排山倒海的动静却让坐在第一排迎门位置上的我苦不堪言。

细柳中学是个老牌中学，考场的教室竟然铺着木地板，下面是空的，人走在上面脚步声“嘭——嘭——嘭——”特别响，走的人感觉得劲儿，听得人受不了。“咚——咚——咚——”他走进考场，突如其来的震撼像个暴徒，打劫了我专注的思维，让我半天缓不过神来。

我曾经几次想：这小伙子怎么当上警察的？他爸爸是干什么的？他念过高中吗？他想考大学吗？他为何走路那么趾高气昂不可一世呢？就因为他不知走什么渠道穿戴上了这么一身制服？监考老师为何不制止？难道不明白我们需要安静吗？那小警察的领导是怎么给他交待任务的？是要他这样把我们当作国家机器作用的对象，就这么雷霆万钧地恐吓着吗？……

我这样想，可是一上午我都忍了没敢说，我心有畏惧，我怕的是他头顶上高昂的大盖帽，怕他那身制服，那是权势的代表，是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社会高等人的明确标志。

中午因为没带粮票竟然没吃饭，我当时也不饿，转眼就忘了。下午的考试开始了。“咚——咚——咚——”大皮鞋的雷霆万钧砸进考场了，那声音在我的脑子里胸口里震撼着，我的胃此时竟然也趁火打劫地翻滚了几下。

大盖帽走出考场，又向邻近考场走去。我一次次压抑住反抗的欲望，尽快调匀呼吸，收回心思，凝神答题。

正沉溺于思考要出不出、似明未明的泥潭边缘，忽然，“咚——咚——咚——”排山倒海的大皮鞋声音又法西斯似地砸进我的耳膜，撕裂我的神经，震撼我的心脏，大皮鞋象一支坦克部队，顺着考场桌子间的走道转了一圈，在木板地上轰隆隆地开了出去。

实在受不了，我举手向老师提出抗议。我一提，身后的人一片附和，比我意见更大。

我感到奇怪：“那你们怎么不早说？”

“谁敢呀？！”

老师：“巡视监督是他的职责啊。”

“他可以在窗外巡视啊，教室里边老师负责的。”

我灵机一动，很少见地说了句聪明话。

老师笑了：“快考试吧，我告诉他注意。”

我又开始答卷，但是注意力并不集中，总是留神门外。我在等待我向大盖帽抗争的结果……

肆

考场里，我桌子右前方大约三五步路就是教室门，两个老师，一男一女，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坐着，小声聊天。终于，我耳朵里听见了皮鞋的声音，从远处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震响过来，他进教室后皮鞋声音特别大，一出教室皮鞋声音就失去了震响，变成平常的脚步声……坐在门口正聊天的男老师急忙站起身迎过去。我听不见他怎么说。那大皮鞋走在土路上的脚步声再也没有变成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震响，只见一个大盖帽从门口晃过，顺着窗外轻轻飘过去。

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愉悦流淌。

即使是钉了铁掌的皮鞋，在土地上也显不出多大威风，在木板地上却有那雷霆万钧的态势，为什么？这木板地下边是空的，打了龙箍，就象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保护一少部分人，牺牲一大部分人。牺牲谁？就是悬空的那部分，被踩踏时总是会感觉到格外的惊与痛！

第一天考完，我感觉到饿，饿得有些难受，去食堂买饭，中午已经来过一回，他们都认识我了。卖饭的师傅一男一女，两个都四十岁左右，态度好极了，那亲切的表情，关切的眼神，对我无微不止地嘘寒问暖，帮我想办法出主意……可就是一点，坚持不卖饭给我——

“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原则，我们不能！”

我没带粮票。

“你不会找人借？”他们奇怪地问。

我不借。

那年月，一九七九年七月，买饭是必须用粮票的。我没有粮票，所以即使用钱也买不来一口饭，只能饿着。可是，我是农民，农民天职是生产粮食，而且我们已经将最好的粮食无偿上缴给城里人，而城里的政府印几张小纸片发给城里人，把它叫作粮票，又把我这个农民排斥在吃饭队伍之外。

我很饿！

我去找水喝。又回到细柳中学，来到教工宿舍前，趴在自来水管下喝饱了，抬头抹嘴，看见我高中的班主任霍老师站在我面前，心里一喜，总算碰见熟人了。

“霍老师，你在这儿啊！啥时调细柳了？”

霍老师眼睛冷冷地看我，嘴唇懒懒地动了两下，没听清他说什么。我眼巴巴看他。终究他是我在这火热的七月七号，考了一天试又饿又渴又孤单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啊。可霍老师神情冷漠，眼皮此时也耷落下，自顾接水，不理我了。我多么希望他能询问我考试情况、关心我一下啊！

我不会麻烦他的，我知道他给我们当班主任时，最喜欢的是女生，尤其是附近几个工厂的干部职工子弟，其次是村干部子弟，还有那些虽然家在农村而父亲在外工作的学生，像我这种纯农民后代又不会巴结讨好他的男生，他是最不喜欢，而且有机会就坚决打压的。

我没再说话，离开了那根自来水管。

在那个时代，水管子也是吃商品粮人们使用的，我是农民，农民只有水井，我借用一下自来水管，也会惹这个吃商品粮的老师讨厌。

伍

7号喝凉水打发过，8号早晨和中午又去了饭馆，开始还求情，希望人家能够开恩。人家还是那样，同情，但是有纪律，没粮票不能买饭。早晨我看着笸罗里的馒头油条以及桶里的稀饭，中午我看着那一笊篱一碗的面条，肠子乱抽。晚上干脆不进饭馆了，村里转转，喝一肚子凉水，到粮库院子躺地下的凉席上睡觉，又撑了过去。

1979年7月9日。由于我不参加英语考试，上午是最后一门考试。

“嗨，小伙子，来来来快来……”

早晨我起来晚了，经过饭馆门口，那个卖饭的阿姨在屋里喊我，我犹豫着走进小饭馆，屋里还是那几个人，早饭已经卖完了,他们正在收拾。阿姨指着笸罗，里面有半根油条。

“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油条剩下半根，也没法卖了，给你吧。”阿姨说着把油条夹给我。我给她钱，她收了半根油条钱。

“谢谢。”走出门，我觉得身后几双眼睛都在看我。看着半根油条，两天没吃饭的我却不太饿了，心里怪异而迷惑：我是个种粮食的农民，可在这社会上我拿钱也吃不到粮食，因为我没有城里人印在纸上的所谓粮票。我这会儿在为成为一个城里人而拼搏，有人同情我而施舍我半根油条。这施舍是善意的，我不该拒绝，可是我真不想吃它。回头看，屋里那几个人还在关注地看我，我把油条放嘴里咬了一口，咀嚼着，觉得味同嚼蜡……

油条凉了。我应该很饿了，可是那凉油条真难吃。

今天起身晚了，我边走边吃，快步到考场门口了，想把最后一口咽下去，噎住了。敲胸口，半天才顺下去，踩着铃声走进教室。最后一门课，我到的最晚，吃了半根油条，肠胃却搅动抽疼了。

开考。忍住肠胃的不适，专心答题。会做的做了，不会的咋看都不会。脑子开小差，胡思乱想发呆，就看见了它——那个一辈子都留在我记忆里的家伙。

它是那么精灵古怪，和我家土墙里藏身、在我睡觉的土炕上土匪似的追逐乱窜的家伙一点儿都不一样。它的同类都居住在饭馆、百姓家中，或者栖身于庄稼地里，它却在这跟它八竿子打不着的读书学习的教室里出现。它的家门开在讲台下面，家应当在讲台后那堵墙脚吧？否则，就这木板地，人走上去震响，它在家里还不跟听炸雷一般，早就被吵死了。

它吃什么呢？不会是吃粉笔沫吧？它要真是吃粉笔沫，是不是也有点学问？

它如果就住在讲台下面，会不会真的能听懂老师讲课？那它能参加高考吗？

它就那么走出自己家门，斯斯文文地，一边用胡须探索着，一边不急不慌不紧不慢地前行，真象个老成持重腹有诗书的学究。也许它真有知识，参加高考不一定比有些人类差，起码它整天在教室里听课，比我这想补习都进不了教室的强些吧？如果它会认字写字，也来参加高考……说不定它真的会答题哪。想想它答题时，是用那尖尖的嘴、嘴上那几根巍巍乱颤的胡须呢，还是用它那细小灵巧的爪子呢？

不过它不必忧愁自己的身份，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没人能挡住它的生活，没人找它收公粮催余粮，它吃饭没人找它要钱要粮票，总的看，它活得比我强。

我看不见它了。它已散步到我的桌子下面，我早已将脚抬在空中，屏住呼吸，全神贯注。

我喜欢它的模样，它和它那些同类真的不一样，很特别。但是，它那些同类是我恨透了的坏种，偷我可怜的那一点儿粮食，咬坏书和木箱，到处打洞，夜里啃桌子腿，我睡觉时它们打架玩，从我身上甚至脸上跑来跑去……最可恨的是那次我借人家的《七侠五义》，它一夜给啃去了一大角，搞得我看不成不说，还把焦辉那本《说岳全传》赔人家才算没挨打……

我喜欢你的样子，你也许听课了有点斯文，但我恨你们所有鼠类！

我憋足了全身力气在两只抬起来的脚上，但是我真的忘了那是木板地，下边是空的……

咚——！！！

我似乎听见“吱——”一声，我一愣，踩着了？

但是，这一声巨响把我自己也吓得一哆嗦。寂静的教室里如闻炸雷，所有考生“哗”一下全站了起来，后排谁把桌椅撞倒了，稀里哗啦一阵乱响。我猜有的人会吓傻。

老师也吓得跳起来。男老师眼尖，反应很快：“没事没事大家别怕，一只老鼠，已经跑了。”

哦，遗憾，我没踩住它，这只可能有学问的老鼠。

它跑了，无影无踪。

它藏在我的记忆里，几十年了过去了，还在那里。

陆

我的命运在这几天饥饿状态下已经决定了。

会做的都做了，不清楚的也编不出来。离考试结束还有近20多分钟，我已经无事可做。那个男老师瞥我一眼，用不紧不慢的声音跟大家说：“答完题了仔细检查，这可别当平时考试，差一分也上不了大学。”

我知道他说我，于是又老老实实看一遍，能完善的尽量完善。肠胃搅疼，想交卷。男老师说：“再看看再看看，不要急。”又熬了几分钟，也补充不出什么了，我终于忍不住，把考卷交上去。

我饿！

外面只有操场和各个教室的墙和门窗，没有一个人。但是，天上有太阳，夏天中午的太阳，刺热毒辣地挂在天中间。我考完了！浑身轻松得几乎要飞起来，我想嗷嗷叫几声，想大声给谁打个招呼，我想朝高处蹦蹦，想翻个跟头……前后看看，外面没有一个人，我使劲朝高一蹦……

说实在话，走出考场时，我觉得自己心情愉快身轻如燕，平地一跃就能飞起。但是当我想跃起时，双腿却酸软无力，身子不起反坠，一口真气聚不住，一屁股坐在教室外台阶上，眼睛直冒金星，感觉身上有些虚脱。

各考场陆陆续续有人走出。我稳住心神，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乱，不能倒下！这地方不是自己家……

一个不认识的小伙子看我：“乡党，咋？没考好？”

“不是，两天没吃饭。”

“嗨，只要考好了上大学，吃饭算个球事嘛！”他说着走了。

我小心走到放自行车处，盘算着去哪儿，回家？有二十多里路。到生产队干民工的工棚(西安化工厂专用铁道线，我曾经在那儿肩盐包扛麻袋搞装卸)，也大约二十里。回家路熟，去化工厂得打听道。

但是，回家不一定有饭吃……

推车走出细柳中学大门，稍一犹豫，我跨上自行车向东，向城市，向西安方向进发，心中憋足一口气：千万稳住，决不能倒在半路上！

离家越来越远，离城越来越近。

大中午的太阳像个暴躁的家长，守在天当中，正是夏天歇晌时，路上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到岔路口想打听路，竟然无从打听，只有热毒的阳光大雨一样从空中刷刷地落下，晒得我心灰意冷，身上开始冒虚汗。路上很少有树，地里的玉米只是小苗，我头顶烈日，无处躲避。关键是，没有胆量躲避：万一坐在哪儿起不来了，都没人看见没人能知道。

我后悔，应该选择回家的。

沮丧只是极短促地偷袭了我一下，我很快调整心理稳定情绪，估摸了一下方位，选择一条路继续前行。终于碰见一个老汉，向他打听，他却说不清。

大地被太阳晒的冒烟了！我有些恍惚，感觉有些不真实，似乎在梦中。咬咬牙，我继续按自己估摸的方向前行。

前行，前行……

终于，找到了认识的地标，走上了熟悉的路，我的心智一下子清爽了。很快来到了那几十个人大通铺的窝棚，油毡，石棉瓦，夏天热冬天凉，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赶快给我弄吃的！”

走进工棚，我迫不及待说完第一句话，就一头倒在大铺上。

正在休息的民工工友们吓了一跳，七嘴八舌：“咋啦？从哪儿来？”“你不是考试去了吗？”“这么热的天大中午你咋在路上乱跑？”

“我两天没吃饭了。”我有气无力说。

“你考试没地方吃饭？”

“我没带粮票！”

大家忽然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有人说：“你是瓜子？不会找谁借点儿啊？”瓜子，傻瓜的意思。

我觉得自己有些不清醒：就是啊，我怎么不会找人借呢？谁都能借给我一斤二斤粮票啊，回去再还给他们就是了！可是，我没有借，连借的念头都没有。直到后来几十年，我发现自己身上一个顽固的毛病：不借！不借东西不借钱，即使银行给我我也不借。二十多年后一天，银行因为我信誉好要赠我一张额度很大的信用卡，我坚决不要。在北京买房子，没钱不买，钱少买小的，买郊区的，坚决不贷款。

我被大家认为是傻瓜。

我借别人钱财会睡不着觉。

在化工厂铁路线上扛盐包的都是大饭量，一顿饭都是半斤一个的大馒头，一大老碗玉米糁子。那天，我吃了两个馒头，喝了两老碗玉米糁子，就点儿咸菜，算下来有一斤四两。

那些干活的民工吓着了，反复说：“你慢点吃，小心噎着……慢点……”

我觉得没饱，又要了第三个馒头，吃完一算，将近二斤。

那是我记忆中吃得最多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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