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何小原：我的青春祭：从椅子岭到广西大学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18岁时的作者
何小原，1953年生于南宁，1959年起在南宁市民主路小学读书，1965年起在南宁四中读书，1968年后插过队，进过工厂。1977年冬考入广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桂林日报，桂林市文联等一些文化单位工作，创作过一些散文，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是广西作家协会会员。1989年后离开机关单位到企业，现已退休。
原题
从椅子岭到广西大学
（下）
作者：何小原
大学毕业照
5
我们下乡插队满两年的时候，约是1970年底，政策改变了，传来了工厂招工的消息，我被招工进了工厂，我所在的村庄，约有一半的知青同时进了不同的工厂。我们就像是一群被放生的小鸟，急急忙忙地朝四面八方飞去，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悲伤惆怅。欢喜是因为回城了，悲伤惆怅是因为要和一些好同学好朋友分开了。插队下乡只有不长的两年时间，但这段人生似乎特别漫长，对人触动特别大，内容特别丰富，故事特别多。
在学校和在农村的岁月，我和一些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后来跨越了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依然未变。人在稚气未脱的时候，和好友别离特别令人伤感。一个细雨霏霏的上午，一个知青同学挑着我的行李送我到金鸡火车站。他也是当年班上的“革命领导核心”之一。我是回城进工厂，他仍留在农村插队。
我们回城后，留下来的同学日子就会更难过了，而这个同学后来在农村并非再呆两三年，而是整整呆了八年才考上学校返城，他后来踏上仕途，做了相当大的官。而在那个荒凉寂寞的小火车站上挥手告别时，我孤独地在车厢里，他孤独地在站台上，我们都不知各自的前途在何方。
我所去的工厂当年似乎是主要为了安排一批城市无业青年（文革前高考考不上大学的青年很多只能在社会上闲散，常被人俗称散仔）就业仓促上马的，设施和技术力量都比较差，产品质量不怎么过关，原材料和市场似乎也缺乏策划，始终困难重重。一种生产有机玻璃的重要原材料，氰化钠，据说就是因为苏修（苏联）对我们的封锁缺乏了，于是我们工厂决定自力更生地把氰化钠生产出来，而之所以要招收我们一批新工人，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生产氰化钠的新车间。
在我们车间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斗大的字写成的大标语：早日生产出氰化钠，气死帝修反！我们满怀政治热情迅速投入了生产劳动。氰化钠是剧毒的化工品，生产它的原材料氢氧化钠、金属钠也是高腐蚀性，易燃易爆的危险品，我们的生产车间是个高温高危不断散发出各种有害气体的地方，我们以无畏（兼无知）的姿态面对这一切。
我们曾经为了抢时间，在毫无防护服的情况下徒手将炽热融化的氢氧化钠舀进电解槽，我们曾多次不计报酬地加班加点，我们曾几次在工厂失火的情况下，在熊熊烈火之中冒着生命危险将一桶桶金属钠抢救出来（1959年代的人们一定会记得，报纸上宣传的英雄向秀丽就是为了保护金属钠而牺牲），我们每个工人手上腿上都是伤痕累累，没有例外。但是在我在这个工厂的七年多时间里，我们车间始终没有生产出合格的氰化钠，我们工厂断断续续地靠从苏联进口的氰化钠生产，始终没有摆脱困局。
但我们工厂工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和其他工厂没有多大差别，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经营得好坏差别是不大的。我一到工厂，刚报了个名字，会计就发给我厚厚一迭饭菜票，我问，要交钱吗？会计摇摇头说，先吃吧，发工资时自会扣除，然后让我们去领工作服，衣服、裤子、皮鞋、帽子、眼镜、口罩，应有尽有，然后是一本公费医疗本。这和农村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心里涌上了一股幸福的暖流，不断地反复念叨：找到组织了！找到组织了！
日后做社会分析时，我就认为，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工人阶级，实是当时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虽是虚幻，但经济生活享有各种保障，确实处于优越地位，位居其上的，只有一个党的统治官僚阶层，这个党的官僚阶层虽然生活更优越，享有各种特权，但他们人数很少，距离大众很远，大众通常没有与之攀比的欲望。居于这个金字塔底层的，就是数量庞大的农民阶级，他们承担最沉重的劳务，承担各种义务和责任，但几乎不拥有任何权力、保障和福利。他们虽然名曰人民公社社员，其实有类于国家集体之农奴。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性，维持城市中产阶级的供给始终是一个难以完成的困难的任务，因此这个体制必然会有一个强烈持久的动机：减少城市人口，增加农村人口。不唯中国如此，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无不如此。因此知青的上山下乡，除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体制内在的强大动力。
正因为农民的处境如此悲惨，当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农民获得了一定的财产权和生产自主权的自由空间后，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改革热情，爆发出如此强烈的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和自主创造财富的积极牲。而城市工人阶级在中国改革中的消极性，落后性，也要从他原来的中产阶级地位的丧失来获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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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宁市人民公园白龙湖的北岸，在树木的浓阴遮蔽中，有一幢白色的建于民国时期的小楼，这就是当年的广西区第二图书馆，是当年广西为数不多的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之一。在我回城到工厂后，这是我星期日最常来的地方，是我的伊甸乐园，我的精神圣殿。我来这里借书还书，在它安静的阅览室阅读书报，累了便到它附近的小松树林里散步。我的很多个星期天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之所以如此，除了我读书的爱好，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离开了工厂，除了这里，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我父亲再次结婚，我便有了第二个妈妈，我和这个妈妈相处得不好。如果有谁读过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小说里描写简.爱的内心感受，就是我童年少年时代在家里的内心感受。我脾气倔，认死理。开始的时候，父亲为了解决争端，也开过很多次家庭会议，我开始也对父亲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他能主持公道，但我失望了，我觉得父亲根本看不清事实，或者不想看清事实，一味训斥我们，想压服我们，后来这种会议也不开了，父亲解决问题或者减少问题的方针变成了希望我们少回家，甚至是不回家（后来是明白说出来了）。
这个家，从我童年起，就给我心灵带来了这么多深深的伤痕，父亲的形象，随着我叛逆思想的增多，也逐渐变成了自私冷酷的党的官僚（一直到日后党的“三中全会”召开后，父亲成为了广西的老干部中改革开放的激进派，他坚决地支持和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卷入了激烈的党内斗争，我和他之间的共同语言才多了起来。后来他对我的关心也增多了，我对父亲的了解也加深了，父子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日后和我接触的人称赞我身上没有高干子弟的骄傲骄奢之气，他哪知道我早年受过的苦楚呢！南朝有个少年皇帝曾凄楚地发誓：“生生世世勿再生入帝王家。”我亦曾多么羡慕那些家庭温暖的普通人家的孩子啊！在家里唯一让我感到温暖的是，第二个妈妈后来给我带来的两个弟弟，我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
我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读书，但图书馆里的书却少得可怜，几乎找不到什么可以认真读一读的书。我记得当我在一堆发黄的卡片丛中发现《莫里哀戏剧集》、贺拉斯的《诗艺》、果戈里的《死魂灵》这样几本书时，是如何的欣喜若狂，这似乎是“破四旧”、“清除封资修大毒草”运动中不小心的漏网之鱼，我胆颤心惊地把索书条递给管理员，担心她会发现这是不应该借出的大毒草扣留下来，幸而管理员面无表情地把书拿来给我了。一直到1974年后，图书馆的书才多了一点。
在历史书方面，能读到的就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周一良的《世界通史》。在文学方面，我最喜欢的作家有鲁迅、屠格涅夫、普希金、赫尔岑、莱蒙托夫、契柯夫、马克.吐温、高尔基、巴尔扎克、狄更斯、凡尔纳、史蒂文森等等。我也很喜欢读中国的古典文学，唐诗宋词。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有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赫叙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我还找来初中和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课本，将它们自修完毕。
书籍的来源，除了来自图书馆，朋友间的借阅也是一大途径。一次朋友借给我一本塞万提斯的《唐·吉柯德》，由于时间所限，我一夜未睡，读了个通宵将它读完。读《一千零一夜》也是如此。一次传来一本武侠小说，书名似乎是《棉花剑》，这是一本艺术性很一般的小说，几页过去还没打完一个招式。我从未读过武侠小说，觉得很新鲜，非常的入迷，也是读了个通宵。
还有一本手抄本文学，是一位不认识的其他工厂的工人他自己翻译的美国小说《混血姑娘》，这个人很有才艺，整本书的抄写书法整齐秀丽，他自己画插图、封面，自己装订，这是我唯一看到的一本地下手抄本文学，水平很高。当时在民间流传的诸如《梅花党》《绿色尸体》《太平房的笑声》之类的口头文学，其实文艺水准很粗糙低下，只是由于社会上只有八个革命样板戏，人们的文化生活实在太空虚太贫乏才得以流行。
我读的书还有一个渠道，那就是父亲的内部书籍，其中的《拿破仑传》《拿破仑时代》《第三帝国的兴亡》等我都读得很认真，它们给我很大的影响。我从《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知道“纳粹”一词原来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简称，纳粹运动同样有焚书、同样有上山下乡等让我非常震惊。苏联的小说有《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州委书记》等等，它们多数都表达了一种迷惘的情绪。但我这个时期的整个读书活动的核心，仍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经常回到这个主题上来，认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从副统帅、党章钦定的接班人忽然变成了反党反革命的野心家，在异国他乡摔死了，这件事对我的震撼，无异于在身边放了一个原子弹。党中央、毛主席高尚神圣的形象毁灭了。党中央神圣的革命宫殿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么多黑暗的可怕的丑恶的现实。
不久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华，美国从帝国主义的头号恶魔成为我们的盟友，然后是美国的宇航飞船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的登月飞行，我们上百个工人聚集在厂里的一台又小又旧的黑白电视机跟前，屏息观看了这历史性的一幕。我们慢慢又了解到更多西方国家的情况，我意识到很可能不是西方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救，而是我们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有一段时间，在周末的时候，我和几个工友经常骑单车到乡野和周围的几个集镇去漫游，有时跑得相当远，距离五六十公里之外的昆仑关、双桥、吴圩我们都去过。当时的公路是沙石路，弯弯曲曲，坡度大，很不好走，跑这么远很不容易。但这就是当时条件下我们年轻时代的旅游了，这样的漫游开阔了我们的心胸和眼界。祖国美好的山河和人民生活普遍的贫困状况激发了我强烈的情感，我成了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我为国家的命运和现状忧愤忧虑。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这句诗是那时我日记本扉页上最经常的题词。
我思想观念中曾经狂热相信、崇拜的东西被怀疑了，甚至被摧毁了，我脚下的大地塌陷了，我在一片精神的破碎的废墟中彷徨，在黑夜中摸索。我一生中后来也还经历过几次精神危机，经历过几次思想和精神的重建重构，但在青春时代的第一次精神危机特别的黑暗，特别地令人痛苦和迷茫。
毛主席打倒林彪后，曾经发出最高指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多读马列主义。我在农村时就开始研读马列主义，后来读的书渐多且杂，但自觉学习思考的中心仍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宣讲马列主义的热潮中，工厂曾请我在全厂的大会上宣讲马列主义。
当时全社会一时形成了读马列主义经典的高潮。但事后回顾，就可以发现，发起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运动，会带来动摇党和毛主席的神话的危险性，因为新入门的分外热情和坚定的教徒最终可能会变成异教徒。我相信，很多和我同时代的青年，在学习中最终都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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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大约在1974年出现了一个飞跃或者突变。阅读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时，所有的人都会对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原则留下深刻印象：公社的全部官员都经由全体公民普选产生，这些官员随时都可以经由公民的表决而罢免，官员一律领取不超过熟练工人水平的工资。而且马克思明确指出：巴黎公社的原则也就是未来无产阶级国家的原则。
人们也可以轻易地看出，中国的现实和巴黎公社的原则有极大的反差。联系到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理之一：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会破坏或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再联系到中国国贫民困日益让人失望的现实，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中国的问题就是没有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后再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导致的。
我当时没有去怀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有可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相反，我相信这是最优良最先进的经济制度，但是个人的专制政治制度导致了人民群众积极性被遏制，个人决策的政策错误无法通过民主政治的程序和功能得到改正，人民中间的优秀分子很难走上领导岗位，党日益官僚化、庸劣化，投机分子化，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这就是一切的万恶之源；如果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群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积极性就可以极大地焕发出来，一切就可以改观了。
我头脑中电光石火般迸出一句口号：“社会已是人民的社会，国家却仍是一个人的国家！”我对自己头脑中产生了这样的思想感到惊骇和恐惧。我自己也意识到了危险性和严重性，这意味着我对现实要采取完全批判的态度，要与报纸广播所宣传的东西完全决裂。但我也感到狂喜，我想像阿基米德那样呼喊：我发现真理了！我发现真理了！我用这样的思想和观点去观察和解释现实，一切似乎可以迎刃而解，而且指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建立真正美好理想社会的方向。
度过最初的犹豫后，我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了。在彷徨痛苦的时刻，是马克思的话给了我勇气，马克思说：“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必须摒除一切犹豫，哪怕这条道路上的指示牌写着：通往地狱。”真理！真理！只有这两个高尚的字眼鼓舞着我，我在日记本中写道：“在这寒冷黑暗的夜中，只有探索真理的熊熊火炬照亮我孤独的前进的脚步。”我感到我和阿基米德、马丁·路德、伽利略、布鲁诺等人站在一起了，我成为一个异见者了。
我不能够像马丁·路德那样将他的95条论纲贴在教堂门口与教皇论战，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分外孤独寂寞，后来我就在工厂的同伴中观察，看能否找到同志，真正意义上的同志。后来我仔细选择了两个能够独立思考，人品诚笃可靠的工人，他们原来也是知青，我们由浅入深地展开交流，我惊喜地发现，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完全取得一致，我们最终决定，我们成立一个马列主义读书小组，共同研究探讨问题。我们拟出一些必读的书目，共同读书，交流读书心得。
我们这个马列主义读书小组自然是完全保密的，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会完全自由没有禁忌地讨论各种敏感的政治问题。在我们工厂的旁边，就是南宁通往吴圩飞机场的公路，在当时，这是全广西等级最高的公路，全程铺设沥青，十分平坦，路旁种植的柠檬桉和相思树长得高大繁茂，在有些路段形成了幽静美丽的风景，是我们工厂工人下班后散步的好去处。
如要开会，我们就会分散开来，一前一后地走出工厂，走得很远，直到别人看不见我们了，才聚合在一起，然后离开公路，寻找一处僻静的地方讨论问题。一条小溪边上的青草地，一座小石桥旁，一株大榕树下，一条小水坝上，都曾是我们开会讨论问题的地点。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我们甚至缩在一辆废弃的吉普车里讨论问题。
夜幕将一切都笼罩了，四野俱黑，头顶满天的星斗是那样灿烂，微风吹得树叶沙沙地响，草丛里不知名的野虫在鸣叫，我们在热烈地讨论问题。忽然，小溪上有手电筒晃动的亮光，这是捕鱼或者捕青蛙的农人，他们常将手电筒绑在帽子上，将一只竹篓子栓在腰间，腾出两只手好捉青蛙或者捉鱼，他们在小溪和田野上漫游，寻找一切可以入口之物，他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便转谈起一些趣事，待他远去了才继续讨论问题。
那时，我们可以说是一些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奉为绝对真理，用它来对照、批判现实。我们认为毛泽东在不少重大的原则问题上都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在中国建立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封建社会主义。之所以如此，除了个人的品质上的缺陷毛病，理论上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几千年中国高度的封建专制主义遗产的影响，封建专制的尸体在我们中间腐烂，在散发着毒素（我们比照了列宁为大家所熟知的，资产阶级的尸首在我们中间腐烂的说法。我当时还未能认识到经济制度上的公有制、国有制必然导致政治制度上的集权主义）。
关于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我们认为存在着激烈斗争的两派。围绕着江青、张春桥等文革中新暴发的一伙，我们称之为太后党，我们认为这些人特别虚伪，是貌似急进的伪革命者，政策路线特别偏颇，特别脱离实际，他们对中国危害最大；而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我们称之为元老派，我们认为他们的政策路线比较务实，对中国是较有利的。
毛泽东虽然高踞两派之上，时常居中调解，但他实质上是倾向于江青等人的。我们虽然对党内的元老派抱有同情，但在根本上，我们认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元老派身上，中国需要一次新的革命，一次真正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使命的革命，才能将中国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之上，中国才能腾飞，才能繁荣，才能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
我们虽然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读书小组，但我们知道我们的活动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高度的生命危险的。我从父亲机密的“大参考”上看到，四川成都也有一个马列主义读书小组，他们被破获了，成员都被捕入狱了，为首的几人被枪毙了（此小组有一个成员就是牟其中，他在三中全会以后才平反出狱，后来因策划用肥皂牙膏等日用品与苏联换飞机的贸易成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全国著名富商，改革开放模范，再后来又因企业经营失败成为诈骗犯锒铛入狱）。
广州街头出现一张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建立民主制度，这“李一哲”是广州三个青年人的合署笔名，他们也被破获了，全部入狱（三中全会以后获得平反，且报纸公开报道他们的事迹，成为英雄）。我将这些消息告诉了我的两位同志，我们只能更小心谨慎地行动。
我们的政治活动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时达到高潮。周恩来勤苦任事、谦谨自抑的品格很得群众的爱戴，他的病逝，在群众中普遍引起了悲恸的情感。那时候，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好几个版本的“总理遗嘱”，人们常聚在一起，悄悄议论各种政治流言。整个社会的情绪激动不安。“四五运动”确实和邓小平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从中看到了民心向背，民心可恃，民情可用，这是邓小平日后发动中国改革开放运动的基础。
我们认为，中国已到达革命的前夜，于是由我执笔，撰写了一篇几万字的标题为《社会主义革命关键何在》的长文，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理论和观点；由另一位特别关注经济问题的同志制作了一个中国与西方主要各国的国家领导和普通工人收入差距对比的列表，我们的意图，是力图证明，如果有剥削的话，在中国存在着更大的剥削。我们将这些文章悄悄地在在我们看来是靠得住的工人和朋友中传阅，宣传我们的观点。
后来不久，又相继发生了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这样震撼人心的大事，发动中国现代革命的这些巨人纷纷离开舞台，一切都似乎在预示，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大变化。我们很兴奋，每隔三两天都要在野外开一次会，商讨各种问题。
忽然一天晚上，一位同志告诉我，他在英国的电台上听到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已经被捕的消息，我们十分注意看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等报纸，第二天有国家领导人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消息，是李先念出面，没有四个人的消息，一连几天都没有他们的消息，于是我们断定他们已经被捕的消息是真的，我们比报上公布大约早了一个月知道“太后党”（后来普遍称之为“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可是当时我们的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深深的沮丧。在我们看来，江青等人最不得人心，他们执政最容易走向危机而引发革命，而他们被捕也意味着走向危机的可能性减小了，引发革命的能量很大程度上已经消除了。马克思在晚年时失望地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历史也常和人们开这种玩笑，天上已聚集了满天滚滚的乌云，电闪雷鸣，最后只下了一场小雨便解散了；历史似乎已经准备走上革命的跳板，要做辉煌的飞跃，最后却退了回来，只演出一场庸常的宫廷政变就了事。
历史总是走它自己出其不意的路径。各个机关单位的人们热烈地高喊各种口号，参加政府组织的打倒“四人帮”的各种大会和游行，而他们不久之前，同样也参加过打倒邓小平的大会和游行，更早之前，参加过打倒林彪的，参加过打倒刘少奇的。华国锋上台执政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改革的表示，依然批邓，依然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似乎将实行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社会的空气仍然是沉闷的。
我感到非常的沮丧和失望，这时我已非常想离开工厂了。我们这个工厂工作和生活的环境都很糟糕，我们的工厂是一块洼地，除了我们工厂生产自已产生出的废气毒气，附近几个工厂生产的废气毒气也常聚集在这里久久不散，仅是流过我们厂区的一条公共废水沟就臭不可闻，有时在我们宿舍楼上，就可以看见“白波九道流雪山”的壮观情景，那是大量的废气毒气从这里通过。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曾经带着防毒面具睡觉。
我曾带着几个工友提着一小瓶污水样品找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和霭地接待我们，但问题没有任何改观。而我自己，为了自己认定的革命事业，曾主动放弃了一次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读大学的机会。一年前，有一个华南理工学院的名额，自己报名，工厂推荐。工人们都认为此名额非我莫属，我却没有报名，一个班长（我也是个班长）等了很久，最后来问我，弄清我不报名后他才报名，后来他去读了这个大学。
现在革命乌云散去了，我又想离开工厂了，但机会在哪儿呢？当时我正在阅读赫尔岑的《光荣与回想》，书中的那些俄国十二月革命党人的形象给我极大的感染和感动，这些先知先觉的贵族革命家们始终怀抱热情和理想，是那样的高尚，但他们的命运常常也是孤独寂寞的，有些人的结局甚至是悲惨的。暮色苍茫中，我几次伫立在邕江大桥头看着江水在夕阳下慢慢流淌，茫茫大江何处是归程？国家的出路在哪里？我自己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8
忽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欣喜若狂，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了，列宁说的，无产阶级只有一条出路。我疯狂地投入了复习。工厂上班是三班倒的，我不分白天黑夜，将一切可用的时间都投入了复习。上班时，如有可能我便见缝插针地看书，下班后，我将睡觉和吃饭的时间减到最少，仍是争分夺秒地看书复习。
我找来了初中高中数理化的全部课本，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学完化学，用一个月时间学完物理，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学完数学，我要求自己不仅要能理解原理，而且要能记住全部的公理、定理、公式，要能演算高三程度的练习题。这是一个惊人的速度，但是我完成了。
对于文科的课程，我却没有怎么用功，我相信靠平时的积累就足够应付。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去报考文科，文化大革命已永远改变了我的命运和兴趣，文革前，我热烈地想去做一个地质勘探队员，或者做一个自然科学家，现在，我的兴趣已集中在社会人文学科方面了。
高考进行了，我的分数过关了。
体检进行了，我的体检过关了。
那么，报考什么大学呢？没做多少考虑我就选择了广西大学，因为我要的不是好而是稳，广西大学在我看来是最稳的。只要有个大学让我去安静地读书我就很满意了，什么大学我并不介意。什么专业呢？这倒是个困难的选择。如果从兴趣、禀赋、知识积累这方面考虑，我应该选择哲学、政治这一类的，但我已成为一个异见者，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我希望在学习和工作中不要老是被迫说假话，言不由衷，这样太痛苦了，因此要离政治越远越好。
广西大学中文系只有三个专业，第一个名曰革命大批判专业，我第一眼就pass了（此专业进校后改为哲学专业）；第二个号为新闻写作，我觉得离政治还是太近（此专业进校后改为新闻专业）；第三个便是文学创作专业，虽然我从未搞过文学创作，对以后是否能写出小说诗歌毫无把握，而且对我的兴趣、禀赋和知识积累来说，也是不很相宜的，但由于这个专业离政治最远，我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它填了上去（此专业进校后改为汉语言文学专业）。
现在我终于拿到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我是多么快乐啊！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不久，很快就过春节了，这是一个幸福快乐的春节。
等到我背着行李，走进广西大学那耸立着两个有些希腊风格的门柱的校门去报到时，时间已是1978年初春了。而我记得，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是那样地早，春天的气息是那样的浓郁，沁人心脾。校园里有极多的紫荆花，紫荆花在路旁开放，在湖边开放，在教室前开放，而我们中文系的小红楼就完全被一片灿若紫云霞的紫荆花簇围拥抱着。同学们像燕子似地从四面八方飞来，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微笑。老师夜晚常常会来到教室或者寝室探望学生，问候、请教、辅导、交流、讨论……一切都让人感到温暖、亲切和兴奋。
校园里的每一个地方都随时可以看见同学在学习，背诵英语单词或者看书，大家争先恐后，似乎是一个饿坏了的人在贪婪地吮吸一切营养。其实学习的狂潮不仅仅在校园，它还席卷了整个社会。人们就像经历了一个漫漫黑暗的长夜，正奔跑着去拥抱黎明；就像经历过一个漫漫冰封的严冬，正欣喜地去迎接春天。我们每天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起床集合去跑步，白天在教室里、图书馆里、寝室里或者什么树下学习，晚上熄灯后，同学们躺在床铺上，仍然热烈地在开各种各样的“铺谈会”。
不久传来了“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深刻和重要的变化，许多重大和敏感的问题在校园里和在社会上开始是悄悄地，后来是公开地和广泛地争论，并重新审视。整个社会在反思。
黑夜开始退去了，东方闪耀着黎明的曙光；坚冰开始消融了，这是早春的开始。
我生命中新的一页就这样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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