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湖州运河简史（上）

湖州发布 2023-12-10

播音：王然、汇哲

全文5946字，阅读约26分钟《湖州味道》特邀作者：思远照投稿邮箱：963458800@qq.com

俯瞰风景，京杭大运河从钱塘江畔的杭州启程，行数十里，就进入湖州境内。一入湖州，大运河便像撒开的渔网，分流成多路水道，网住了太湖南岸那一片水晶晶、绿葱葱的清远山水。条条水道，将沿河一座座江南水乡市镇串联成一幅流光溢彩、纵横交织的珠帘。如果说京杭大运河是一部源自隋唐大一统时代的流动历史，那么戴表元笔下“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的湖州，自有其多彩的地方运河发展史，在历代人与运河水系相互发展中，铸就了今日的丝绸之府、鱼米之乡。

清光绪四年《东南水利总图》

湖州位于东经119°14′-120°29′、北纬30°22′-31°11′之间，东西长度126公里，南北宽度90公里，处于浙江北部，太湖南岸，紧邻江苏、安徽两省。湖州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海拔落差达1500米之巨，依次呈山地、丘陵、平原梯级分布，俗称“五山一水四分田”，形成了极为丰富的亚地貌形态。清《重修浙江通志》这样形容湖州的山水，“夫水源于山，始分而终合；山别于水，始合而终分”。俯瞰湖州大地，西侧山高林密，幽深无限；东侧一马平川，空旷舒展，两者的自然景观截然不同。两大地理区块的交接大致以东西苕溪为界，此间山峦呈指状伸展渐失，山体与平原犬牙交错。此外，还有长兴西北部山地丘陵、太湖南岸弁山等，与长泗平原和滨湖平原犬牙交错。东、西苕溪水系在东部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密集的河网湖群，天目山脉尾闾的青山翠峰在岸相映，构成湖州地区特有的秀丽胜景，古人赞为“山水清远”。

蜿蜒的东苕溪航道与笔直的高铁相交。（潘劲草摄）
湖州是浙江已知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近年来，在湖州安吉溪龙、上马坎等地发现的旧石器遗址表明，早在45.5万年以前，古人类已经在西苕溪流域繁衍生息，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五山一水四分田”的地貌形态带给先民的首要问题是：在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的时代，如何改进低洼地的农作？地处南方的湖州自上古时期，与北方相比，一直有地势卑湿的缺陷，正如《尚书·禹贡》记载的“淮海惟扬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农业生产必须克服低洼易涝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大禹治水使“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防风氏因防洪抢险而延误会期被大禹误杀，这些治水故事都是历史事实的投影和演绎。《吴越春秋》卷九记载越国大夫文种出使吴国，对吴王示弱说，“越国湾下，水旱不调，年谷不登，人民饥乏”，此虽文种所设计谋之言，但在当时确是很现实的问题。在中原社会的传统观念中，卑湿之地是不适宜居住的，《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均直言“江南卑湿”，当贾谊被贬长沙时感慨“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

南宋刻本《尚书正义》书影
考古工作揭开了先民长期与低洼湿地改造斗争中得出的一种答案。2004年3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湖州东郊的毗山脚下马桥时期文化堆积层中，发掘出一条人工开挖、宽度达15米以上，深3.8米的沟渠，这条“大沟”开启了在太湖南岸洳湿之地上疏干排水、垒塘开溇、围圩筑堤的先河。经检索查考，这条开挖的人工大沟，位于软流质淤泥中，不仅在中国的湿地排水史上绝无仅有，即使在世界水利史上也从未见诸报道，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考古人员和有关水利专家的研究，在毗山遗址中还发现了当时湖州先民的一项创举，就是发明了具有固壁、防塌、利渗、保土等四大功能的“竹木透水围篱”支护技术，以及采用了具有复式断面的双层梯形结构的渠形设计。这两项技术为软流质淤泥地区开沟成功解决了固壁支护和渠形设计的难题，也为世界湿地疏干排水技术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世环太湖地区开凿江南运河遇到的难题，其实在4000年前的毗山大沟已经得到解决。

油菜花开毗山麓

《浙江省水利志·概述》指出，我省“有文字记载的早期水利工程则为春秋吴越时期的胥塘、蠡塘和西湖（均在今长兴县）”。胥塘位于长兴“县南四十里伍子胥筑”，故名胥塘，约建于公元前480年前后，由胥仓桥进口至横塘全长3.9公里，现仍为西苕溪重要分流河道。蠡塘位于长兴县“西南三十五里”蠡（里）塘乡，相传为吴越争霸时，越国名相范蠡于前482-前476年所筑，由小溪口港口进水向北至罗高村附近入泗安塘，原宽80-100米。而西湖的挖掘为长兴长泗平原形成湖州最早大规模平原聚落奠定了基础，使得该区域成为湖州秦汉村落的先发之地。《太平寰宇记》卷九四记载：“西湖，在县西南五里，塘高一丈五尺，周回七十里。”《山墟名》云：“西湖一名吴城湖。昔吴王阖闾筑吴城，使百姓辇土于此，浸而为湖。阖闾弟夫概因而创之。”《大明一统志》中对湖州府长兴“西湖”一条记载如下：“西湖在长兴县西南五里，一名吴越湖，旧记吴王筑吴城，辇土于此，遂成湖，溉田至三千顷，后堙废。”嘉泰《吴兴志》载，西湖周围七十里，有水门二十四所，所谓水门，就是斗门、闸等古代综合排灌设施。另外，安吉北部丘陵岗地上的南北湖也应该是类似水利灌溉设施，安吉所谓的“北大荒”曾经是商周到秦汉的宜居之地，湖州最好的商周到秦汉的文物大多出土于此。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国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长兴横跨胥塘的胥仓桥

长兴虹星桥蠡塘港
两汉的水利工程依旧集中在长兴区域，西汉初刘贾（约公元前200年前后）在县南修筑荆塘；汉元始二年（2）皋伯通为御太湖水，在长兴东北修筑了太湖最早的障水堤坝——皋塘。东汉司隶校尉黄向在乌程西南山区的妙西开挖了黄浦，亦称黄檗涧。《吴兴记》称：“黄浦，春申君黄歇于吴墟西南立菰城县，青楼连延十里，后汉司隶校尉黄向于此筑版溉田。”郑肇经在《太湖水利技术史》分析认为，“太湖流域浅沼洼地的围垦，在春秋末期已逐渐出现。经过战国、秦汉时期的努力，到汉末，初级形式的围田已经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太湖周围的广大田野，促进着以稻为主的水耨农业的发展”。两汉时期的长兴平原地区应该完全符合郑肇经的分析，是湖州平原聚落的先发地，建立在水利建设基础上，湖州先民的生活区域逐渐向水乡平原进军。

太湖流域地形图

湖州的开发在六朝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期。六朝时期南方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与北方并列对峙的格局。在很大的程度上，经济的发展与政权中心位置、统治者决策有莫大关系，秦汉时期，特别是秦和西汉的两个多世纪，长江流域和南方经济地位呈下降趋势，反映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逆动性。自孙吴在江南建立政权后，晋室南渡，宋齐梁陈都定鼎建康，使南方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经济是一个政权存在的基础，因此，为巩固维持政权的存在、抗衡当时北方政权的入侵，为了最大限度地捍卫环太湖“基本经济区”利益，六朝统治者在经济政策上给予环太湖地区以特殊的倾斜。由于吴兴郡及其属县的设立和地域的划定，以东西苕溪流域为主的一个独立的地域单位应运而生，历经秦汉六朝对低洼平原的水利兴建和土地开发，人口逐渐向低湿地集聚，流域内资源整合也日渐紧密。南方政权高效经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发展经济，从而促进农工商业迅速发展，而扮演着基础设施的运河水利建设，自然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比如为了彻底解决湖州东部低洼洪涝的出路问题，萧梁时期曾两次提出在吴兴往南开大渎排水入海的计划。

荻塘，如今的长湖申航道水运依旧繁忙（长城摄）
三国时期的水利建设还是集中在长兴到湖州城西一带，东吴永安年间（258—263）乌程候孙皓在今长兴县西筑塘，人称孙塘；吴景帝孙休在今湖州至长兴筑塘，以御太湖之水而卫民田，名青塘。《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一载：“长兴县南境者，有孙塘、方塘、青塘、官塘、荆塘，皆昔时储水灌田处。”官方在长兴县南部、西南部陆续开凿了许多东西向的塘河，整个县域土地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利用开发，这也必然刺激区域内村落的兴起。东晋咸和年间（326—334）扬州都督郗鉴在乌程县南五十步处开凿槽渎，在县南二十七里处开凿官渎。东晋咸安年间（371—372）吴兴太守谢安在城西开谢塘，在长兴县南筑官塘又名谢公塘；梁天监中（510）前后，吴兴太守柳恽重浚青塘，易名柳塘，又名法华塘。

清顾祖禹《读史方志纪要》书影
东晋开始，湖州的水利建设向东部低洼水乡平原延伸，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西起吴兴城、东抵平望镇的荻塘。据嘉庆《大清一统志》描述，“荻塘引余不溪、苕溪之水，自乌程县东合流而东过旧馆，至南浔镇，入江苏界。又东经震泽、平望二镇，与嘉兴之运河合。”嘉泰《吴兴志·卷十九》对荻塘有更详细的记载：

（荻塘）连袤东北，出迎春门外百余里。今在城者谓之横塘，城外谓之官塘。晋太守殷康所筑，围田千余顷。濒湖之地，形势卑下，苦水不苦旱，初无灌溉意。史者以为开塘灌田，盖以他处例观，易开为筑，易灌为围。

从功能上来讲，荻塘是以泄水为首要目的的塘浦，因荻塘地处江南地势最低洼区域，排水始终是个大问题，正所谓“濒湖之地，形势卑下，苦水不苦旱”，起初是没有灌溉用意，但从结果上来讲，长达百余里的荻塘因泄水而“围田千余顷”。另外，荻塘也是与海塘功能相似的湖堤，主要是防御太湖汛期泛溢淹没湖周围特别是东南方向的低地。

清光绪四年《湖州府水道图》

在太湖周围开挖的塘浦，由于同时会用挖出的泥土在河渠两岸筑堤，事实上起到了分割太湖与湖周围水乡的作用。刘宋大明七年（463）吴兴太守沈攸之建吴兴塘，即后来的双林塘，与荻塘几乎平行，二塘成为了横贯湖州东部平原塘浦河网的东西主干，构成了塘浦农田的网络化格局。江南低地的塘浦河网系统具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随着人口与农田的增加，塘浦会逐渐延伸。这种大工程不是一般小农户所能力及的，只有国家组织的屯田才有能力进行最初统一的布置。左思《吴都赋》描绘了孙吴军屯的情形：“屯营栉比，解署棋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赋中提及横塘，提到了屯营公所棋布，反映了当时的屯田区沿塘浦有序分布的状况。
这些政府主导的水利建设，有一个从西部长兴和湖州城四周向南和向东发展的趋势，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奠定了湖州村落空间拓展的基础。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广大的低湿泛滥平原“仍是人口较少的荒芜地域”，“绝非全区域的经济中心区”，当时的江南“是以分散在各地的互不相连的高阜地上的资源为支柱的”，政府对低地的关心，主要只表现在对水运系统的改善和沿海地区盐碱地的开发方面。然而，前述湖州六朝水利工程，就类型特征而言，无疑是促进低地农业发展的基本措施，而且以低地为主的三吴地区在六朝也是公认的富庶之地。诚然，因为人口压力等原因，江南低地深水区的深度开发主要在宋代以后，但总体而言，六朝时期江南开发的重点应该是斯波氏所说的“适于农业”的低地地区，而不是“适于居住”的丘陵高地。跟低地热火朝天的开发相比，安吉和长兴西部的聚落发展在东汉之后出现了明显的滞缓，一个重要原因是丘陵岗地由于气候干冷而显得水资源匮乏。
随着苕溪流域得到不断开发，湖州的县的设置也逐渐增多。郡县设置对于地区开发的意义，正如谭其骧所言的：“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东吴黄武元年（222），分乌程南乡为武康县，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分乌程西乡为长城县，分乌程东乡置东迁县，说明东部低地平原已经获得飞速发展，且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充分说明，三国以后湖州东部的定居点增多，村落分布更广了，要通过分县来加强管理。彼时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水利灌溉的发达，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于是，湖州的殷实大户、千金之家也就随之产生。《抱朴子·吴失篇》说吴国的大族是“僮仆成群，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这些豪门大族凭借经济实力，发展军事力量，称雄一隅，控制一方，东汉末年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便是其滥觞，吴兴郡的钱、周、沈、姚、陈、严、邹等豪门巨族是江东大族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些大族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出面组织兴修水利，在六朝湖州的低地开发中举足轻重。

逐水而聚是湖州村落选址和分布的基本特色之一。水是人类赖以生存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也是任何一个村落正常开展生产与生活的基础。水源是影响聚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之一，江河湖泊等水体除作为水源这一基本功能外，还是村落排水、小气候改善、环境净化及景观塑造的重要要素。水既是湖州村落的命脉，水也限定和构成湖州村落形态基形及骨干要素，不同类型的水带来多样化的村落布局和形态。在村落选址及规划营造中，人们常基于实用及观念上的需要，对其形态、方位、流向等提出种种要求，以期达到改善村落总体环境，同时也为村落发展开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元王蒙《溪山无尽图》局部
古代乡村聚落地名往往包含聚落缘起时的地理环境信息，由于乡村聚落地名属于自然形成的低层次地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微小，很少像政区地名那样反复经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再加工，所以能够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稳定地延续，有时候村落名称因宗族主体的变化而更名，但自然环境信息则相对得以保留，因此乡村聚落地名在与其他文献相互参照的情况下，可作为追溯聚落发生史的较可靠资料。在湖州，表述不同水域的词汇极其丰富，嘉泰《吴兴志》就对湖州丰富多样的水域做了很细致分类，卷五中单列的就多达十五种，“河、渎、湖、潭、溪、涧、洲、浦、川、水、汇、湾、漾、泾、渚”。此外，还有塘、港、溇、浜、濠、荡、池……这些具有特定内涵的词汇，赋予水的不同涵义，共同组成了湖州作为江南水乡丰富而隽永的概念。村落的命名往往与自然环境和村落的职能有关，湖州的水域之名常被用来命名村落，并保存至今，从一特定角度表现了湖州村落与水的密切关系，今天我们可以尝试从湖州传承有序的村落地名中寻找村落逐水而聚的选址特点和规律，而湖州境内运河水网发展对居民生活区域范围变迁的秘密，也藏在了逐水而聚的村落名称之中。
湖州最早村落选址集中在西南部的河谷阶地和坡麓坪地，符合古代《管子·度地》篇“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经验和思想。西部的山村都溯溪而聚，都有称为溪、涧、坑的水流穿越环绕，代表的村名如鹤鹿溪、青东涧、响水涧、杭坑、松坑、横坑，集中分布在长兴与安吉区域。东部平原地带诸多以“塘”为名的村落比如息塘、吴兴塘、新塘、叶家塘，则分明是人工运河建设的遗产。

金锁桥双林镇运河边
缘水路而聚是逐水而聚的升级版，在古代运河是沟通南北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物资、信息交流的黄金水道，水乡地区因水而兴，交通性和商业性的水系成为村落组成的核心要素，“可耕”、“可灌”、“可汲”靠水利，交通、交易也靠水路。水乡水系发达，村落依水而成，除了用水方便外，更重要的是交通便捷。湖州平原的村镇都有穿村而过的水道，村落夹水而建，水道的形态决定了村落的空间发展脉络。村子位于周水环绕的高爽之地，很多市镇都津津乐道于过去的“九潭十八浜”，享水之便捷而少虞水患。荻塘边的南浔、凌波塘边的菱湖、吴兴塘边的双林，都经历了一个由村到草市再到市镇的发展过程。在东部平原，市镇在大运河边，自然村在连通运河的小河港和㘰浜里，形成网络状的群体乡村聚落格局。如果说六朝时期政府主导的水利建设，确定了从西部长兴和湖州城四周向南和向东发展的整体趋势，倘若要从运河建设这条线索上去思考南浔等江南水乡市政诞生的关键，则必然要仔细观察湖州段唐宋运河网络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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