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安吉移民往事

湖州发布 2023-12-10

全文10637字，阅读约40分钟《湖州味道》特邀作者：程太平投稿邮箱：963458800@qq.com

追溯安吉人的祖先，绝大多数都是因各种原因从外省外县迁移而来的。换言之，现在的绝大多数安吉人都是移民的后裔。

安吉地处浙皖交界的山区，夏朝属防风国西境。春秋时期为吴越互争之地，公元前473年越灭吴，这里属越国。战国时期，公元前306年楚灭越，属楚国；公元前221年被统一于秦国。朝代更替之际，总是伴随着战乱，这里的经济开发晚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后汉中平二年（185）始置安吉县，此后的政权迭变，继续发生着频繁的战争，同时北方经常发生旱涝灾害，每当此时，这里都迁入了外地移民。

安且吉兮碑

清咸丰末年至同治初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和瘟疫，使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损失惨重。难后，此地发生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安吉、孝丰两县最后一次接纳了大量的外地移民。这场移民运动一直到解放初期土地改革完成后才基本结束。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事件从没停息过。据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长水集》、葛剑雄先生《中国移民史·大事年表》等文献记录的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造成移民迁入安吉地域的事件有：

夏朝公元前4090年前后，治所在今德清武康的古防风国国王因开会迟到而被大禹杀后，国人逃散到天目山区，史称为汪罔氏，后来他们简姓汪。

春秋时期前664年，山东西部的鄣国被齐国并吞，部分鄣国人南下至故鄣定居，他们以鄣为姓而简写为章。

战国时期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楚国打败越国，越国王室贵族和多数平民向东南沿海地区和山区逃命，天目山北麓的原始森林成为他们的避难地。他们在河谷丛林中开垦小块土地，拒绝向官方纳税服役，艰难生存，史称山越人。

秦朝始皇三十七年（前208），秦始皇巡游会稽，迁越人于余杭、伊攻、故鄣、乌程等地，迁天下有罪吏民于越地。

后汉末期中原群雄逐鹿，战争纷繁，大批中原人南迁。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与孙权相持不下后北归，江淮人民惧被北迁，渡江南迁十余万户。

三国时期东吴人口稀少，劳力和兵源不足，孙权征剿山越人，将俘虏“强壮者为兵，羸弱者补户”。嘉禾三年至六年（234-237），丹阳太守诸葛恪进剿今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山越人，获4万余人。吴国将领朱治“老年时思恋土风，上表要求屯居故鄣，镇抚山越。”对家乡的山越人，用威慑和感化并举的办法。直到孙权晚年，在天目山丛林中生存了500余年的山越人，迫于生存压力和武力威胁，逐步下山投降，融入东吴社会，成为最早的安吉人之一。

安吉县图乡镇区域详图（1941）

南北朝时期西晋永嘉三年（309）大旱，长江、黄河、汉水、洛水断流，战乱迭起，朝廷官员和百姓大部分逃往南方。永嘉五年（311）三月，晋东海王越病死于项县，大臣与军民数十万人奔逃南迁。六月，汉将刘曜等攻占洛阳，士民3万余被杀，怀帝被俘，史称“永嘉之乱”，中原百姓陆续南逃，为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之一。

东晋永和六年至十二年（356），晋朝经常将北方灾民、饥民作俘虏掠回江南，作为奴隶买卖。

宋永初三年至元嘉八年（422-431），北方疆土多失，一些居民南迁。

隋朝大业十四年（618）炀帝被将士杀后，随同南巡的军人逃往江南。

唐朝天宝十五年（756），永王璘自江陵引军数万，东下袭击吴郡和广陵郡（今苏州、扬州），兵败，部众分散逃到江南。上元元年（760）北方人大量涌入江淮，后来战争延及，难民又向江南迁移。广德年间，安史之乱结束后的八年中有250万北方人移居江南。乾符三年（878）黄巢进军江南和岭南，许多被俘、投降、受伤、掉队的人员流落南方。

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王审知少子夺王位，闽国内乱，原闽王亲军和不少平民逃往吴越国。

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1127），金军掳钦徽二帝及宗室、将臣、工匠10余万人北去。赵构率部分大臣迁南京；士大夫、平民纷纷携家南逃。

南宋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逼近，宋高宗赵构渡过长江，官员和百姓数万人随其南渡，此后数月，北方人继续从长江各渡口进入江南。七月，东京副留守郭仲荀率开封余兵和万余百姓迁入江南。次年（1130），王冠、辛兴宗、王庶、薛安靖、徐文、刘绍先、刘纲等将领率北方军民迁往江南。绍兴二年（1132）正月，高宗率百官迁入临安。四月，宿州都统吴青率军民教千人渡淮入南宋。刘光世和叶梦得招纳淮北人民南下投宋，范温率莱州福岛义军2000余人投宋，高宗诏各路安置。绍兴五年（1135）宋军击败金齐联军，淮北人民继续大批南迁。次年，韩世忠占领淮北，一万余人民随其南迁。至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达成和约，北方人民停止南迁。此前十余年中，约南迁500万人。隆兴元年（1163）七月，安徽寿春府一万余户迁宋。十月，金军反攻，进入淮南，前后有数十万人民南渡避难。开禧二年（1206）四月，宋军北伐，金军王皋、王立、康宁率部降宋，淮北部分饥民渡淮南迁。十月，金军反攻，数十万江淮人民渡江避难，朝廷诏两浙路围垦湖泊，供两淮流民耕种。嘉定十二年（1219），金军攻入，淮南人民渡江避乱。端平二年（1235）蒙古军分兵三路攻打四川、荆襄和淮南，南宋朝廷下令江淮清野，百姓纷纷进入江南避乱。嘉熙元年（1237），蒙古军攻打四川、湖北襄阳，淮南数十万人迁入江南临安府、宁国府等地。德佑元年（1275）正月，元军渡过长江，江南人也向南迁移避难。次年，元军入临安，掳恭帝，南宋亡，贵族和平民四散逃亡。祥兴二年（1279）二月，南宋残部在广东作最后抵抗失败，幸存的10余万人除少数大臣流落海外，其余或隐匿广东各地，或北归江南。

孝丰县图（约1930）

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辽东叛将王乃颜败，其部众及家属六七万人被流放江南。大德十一年（1307），北方饥荒，灾民多流移江南。延佑四年（1317），腹里地区饥荒，灾民多流移江西、江浙行省。

明朝龙凤四年（元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迁宁越七县富民子弟往应天府（今南京）。洪武三年（1370），迁苏、松、嘉、湖、杭五府无田之民4000户到朱元璋老家淮北临濠耕种。洪武二十二年（1389），迁杭、湖、温、台、苏、松诸府无田之民1.7万人到淮河以南的滁州、和州耕种。明末清初，温州人接踵来浙北山区种山薯、花生。

清朝嘉庆二年（1797），浙江巡抚阮元发布告示，禁止山区流民（大多为浙东南人）种植玉米，以免水土流失；租约期满，种玉米的棚民被驱逐回乡。咸丰末至同治初年，苏浙皖交界地区连续三四年遭受太平天国战争和接踵而至的霍乱病，致当地人口仅剩十分之一。乱后，此地发生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河南、湖北、苏北、皖南及本省上八府等地客民纷纷迁入。至光绪十五年（1889），迁入湖州府约12万人。

安吉地接安徽东南端的广德、宁国县，是安徽东南通往浙江的孔道。每当广德、宁国人满时，就自然溢入安吉。

近代学者将太平天国战争以前迁入的移民后裔称为土著人，文献可稽的土著人始迁祖大致分为任职于此地而定居、逃避战乱而迁居、躲避罪祸而隐居以及谋求生计和开拓四类。

任职于此地而定居者始于秦时，万臱之子骠骑将军万潜居鄣郡，其子孙定居于安吉。

后汉，永安侯施然子施绩封当阳侯，从吴兴迁入安吉；其五世孙施彬为晋征西元戎，封中蠲侯，食邑安吉。

五代时，骠骑将军吴顼居安吉梅溪乡。

宋太祖乾德间，安吉县尹董雋逝后，其子董天寿遵遗嘱定居祖地（晋董狐隐居地）安吉南乡桐铿村。

“溪山深秀”石刻（摄于高氏迁居地杭垓镇）

建炎年间，云南监察御史倪政随高宗南渡，卜居于安吉西河（磻溪）；宰相王旦曾孙王轼扈跸南渡定居徐家村，改村名为南渡（今被赋石水库淹没）；宋中书侍郎马元规随高宗南渡，家属从山东惠平迁居安吉鱼池乡；阮斯美扈高宗南渡定居山川；高仲贻扈跸南渡到临安，其子孙迁居到太平乡姚村、西圩村等地。建炎南渡的人口除朝廷官员外，还有大量的家眷、佣人，以及后来陆续跟进的族人、亲戚，无法统计。时人说“中原士人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迁入安吉的确切数量不得而知。

南宋绍兴元年，朝散郎胡咸逝世，赐葬安吉昆铜管城，其子守墓而定居。理宗时，乌程令朱潜任满后定居安吉。德祐年间，浙江省左丞徐国亮子徐道隆办理安吉军务，与元军战死，子孙分居安吉。宋时，蒋维旰官于安吉，家属从宜兴迁至安吉。南宋末，承节郎章松石提督孔夫关，迁家于安吉南（今章村）；张濡守独松关，关将破，其子张庆（字总霸）遁于长兴县顺灵乡（明代划归安吉县，今天子湖镇张芝村）隐居。

陈振孙行书跋张先《十咏图》

明洪武十三年，汤行三任职于浙江，相中广苕乡老石坎风水，将家属从安徽凤阳迁来。

逃避战乱而迁居者始于晚唐。晚唐（880前后），徽州祁门人张英器避黄巢乱迁居安吉之南（今孝丰）；毗陵（常州地区）人刘坚避黄巢乱移居安吉南乡添景堂，吴越时期讳钱缪之名，去繁体字“劉”的“卯、刀”，改姓金。凤阳府临怀县尉潘逵迁居安吉县敬上乡磻溪霅口村。

北宋末年，尚书诸尚之子诸三六避战乱从江苏淮安迁至安吉广顺乡黄荆村（今鄣吴村）；光禄大夫潘兰芳九世孙潘谟从歙县迁居太平乡榔树下村（今郎儒）。

南宋建炎元年，吴瑾于从江苏淮安迁居安吉广顺乡黄荆村。南宋初年，张浚扈跸南渡，家居临安；南宋末，其十世孙肇元、肇宗、肇祚弟兄三人避兵乱迁至临安船村（今属安吉山川乡）。

天荒坪镇皇路村章氏牌坊

元末，湖州路总管迁兵马指挥徐干弃官隐居安吉徐村湾；湖州杨家庄人王长三避战乱迁居安吉铜山梓坊；胡神保兄弟三人从安徽绩溪迁居安吉县南茭湖村；陈八一迁居安城南门外；台州府学生钱三秀（吴越王钱镠第十五世孙）因不愿从军，携家人入临安，再迁居安吉（今安城）东街。元末明初，范庆从安徽休宁迁居鄣南铜山；知谏院事萧索从古越（绍兴）迁居安吉铜山戚家边；李学承从广德东亭湖迁居安吉独峰（今梅溪镇独山头村）。

明崇祯三年，陕西延安府同知太守高怀德，避战乱迁居临安合上村（今属安吉山川乡）。明末，金少禄避战乱从安徽休宁迁居孝丰；王名达从徽州迁居三官狮子山。明末清初，闵一魁从临安迁居孝丰广苕乡董岭村。

天荒坪镇皇路村章函贞《执法殿中》石刻

躲避罪祸而隐居地者可溯源至周匡王时（公元前612-606），董狐仕晋，为太守，不欲与赵穿弑逆，徙居桐铿（今磻溪桐坑）；后，汉高祖令徙齐楚大族、豪杰、名家以实关中时，董氏部分名人复迁中原。

北宋元符二年（1099），宗正寺簿王回阻止哲宗帝废后立妃，强谏获罪，挈家潜遁于安徽广德誓节渡隐居。其子王范于宣和二年（1120）自广德迁居安吉西北太平乡缫舍村。两宋之交，吏部左丞方岳随宋高宗南渡，忿权奸秦桧误国，弃官隐居于安吉铜岭。

元初（1280前后），高道维、高道统兄弟耻为胡虏作官，买山于安吉，卜地居住。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濠州朱万生协助常遇春擒张士诚后，迁家眷隐居于铜山乡尺五村。

谋求生计与开拓者最早数唐开元间，高士张志和之子张豹居安吉西乡桐坑。

北宋真宗年间，承事郎施裕、施䜣兄弟从嵊县迁居安吉移风乡清泉里（今港口）。不久，施裕又迁居太平乡渔溪口（今被赋石水库淹没）。天圣年间，恩赐寿官施详从吴兴仪凤桥迁居安吉太平乡西圩（今被赋石水库淹没）。庆历年间，节度推官郎策从临安嘉树里迁居安吉凤亭乡鹿馆村。

鄣吴村义冢碑

南宋建炎年间，广德东亭湖状元李格迁居安吉吒石（双一李村）；乾道三年，南宋理学家朱熹四世孙朱椿从篁墩迁居双一戴村；淳祐年间，童七千从临安庆仙乡迁居铜山乡修竹里宜茂村；理宗时，蒋用宾从宜兴迁居安吉城。南宋年间，户部尚书叶梦得的四世孙从吴兴牟山迁居长兴荆溪（今梅溪荆湾、小溪口一带）；南宋侍制凌弼从新安迁居铜山；吴景定自江苏常州迁居上墅。宋时又有解元章逸民偕弟宜民由广德徙居安吉南乡白马村（章村）；陈存因占学籍从龙泉迁安吉凤亭乡。

元代，严明甫从湖州凤林迁居安吉桃城。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秘书少监吴兴郡侯凌时中之孙凌渐懋迁居路西村蒲芦坞。

明洪武初，俞然从於潜迁居移风乡三户村（今山河村）。洪武年间，俞武从於潜迁居石门村（今属山河村）；丁叔霑从长兴迁居安吉桃城；施易之从吴兴仪凤桥迁居铜山。景泰四年，临安重兆村张永康到安吉贸易，后定居安吉城南张家村。正统五年（1440），与宋徽宗赵佶同辈的赵圭之随宋室南渡，居安徽广德县，其第14代孙赵仲德携子赵以恕迁居安吉梅溪镇钱坑桥村化角坞。嘉靖年间，梅维新迁居安吉铜山梓坊；吴壬童从安徽宁国迁居杭垓姚村。

明代中期，章自端迁入茅山；明代后期，章元五迁入白马村。

清乾隆年间，张晋章由萧山西兴迁居安吉；桂道能、道允兄弟二人携老母从安庆潜阳逃荒到孝丰县三户（今山河）大溪村，开荒定居。康熙年间，程启蕃从富溪迁居上墅施善村。

进入明朝以后至清咸丰年间，南方人口已经饱和，少有大规模的移民潮。很多土著人的家谱毁于咸同年间的战乱，或毁于“文革”，后人难于知晓其先人迁徙缘由。而且逃荒、散兵、破产和犯罪而流入的人口中，有的隐姓易名，入赘为婿或作佣工、和尚、道士之类，后人也难知其始迁祖。

清咸丰末年（1860）清政府加紧了对太平天国军的镇压，战场转移到了苏浙皖交界地区，当年的安吉、孝丰之地成为双方拉锯的战场。期间，土地无法耕种，当地百姓开始死于兵戈和饥饿。同治元年（1862）六至七月，频繁移动的军队从皖南带来霍乱病，本已极度虚弱的百姓染病后成批死亡。至同治三年（1864）太平军败退安吉、孝丰时，两县人口仅剩战前的十分之一，造成十室九空，土地全部荒芜。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实行招徕政策，豫鄂皖苏和本省上八府人民蜂拥来安孝垦荒并定居，是为安吉史上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迁入人口的移民运动。这场移民运动在同治末光绪初达到高潮，直到解放初期土地改革完成后才停止，前后持续了八十余年，造成今日安吉人口大部分是当年移民后裔的现象。安孝两县的地方文献都将太平天国战后的幸存者及其后裔称为土著人，将之后的移民称客民。光绪版《安吉县志》《孝丰县志》和土著氏族家谱中都记载了当年百姓遭受战争和瘟疫之苦及战后移民的信息，学者葛庆华对此做过较为详细的调查，撰写有《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的人口迁移研究》一书。

1902年倪田绘《吴辛甲夫妇像》（局部，图左一坐者为吴昌硕母亲万氏）

战争和瘟疫是造成人口大量损失的元凶。安吉县“自庚申（1860）至壬戌（1862），贼往来不计其数。民始时死于兵戈，其饿毙者尚少。至壬戌五六月，颗粒难得，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饿毙。往时户口十三万有奇，至同治三年（1864）秋贼退，止六千遗人而已”。至同治十年（1871）逃难在外的县人陆续还乡，全县土著人口增至11245人。光绪《张氏宗谱》载：“节村（今吉庆桥村）盛时有一百八十余家约千人，乱后为之一空，不举烟火者有年余。同治三年秋平定，零落聚集，村中仅存男丁二十七人，皆是掳归；剩妇三人，尽属老妇。”《朱氏宗谱》说，“尺五村盛时有二百余家约千人，乱后一空，不举烟火者年余；四月，村中仅有男丁数十人，皆是孤男，不剩一女。”《叶氏宗谱》说，叶氏于咸丰九年秋开始修谱，谱事将兴而兵火已及，修谱人负草谱逃避山林；耕桑尽废，人民伤于锋镝掳亡者半，伤于饥饿瘟灾者半，强壮则十遗一二，老弱则百不聊生；至同治三年，各省克复，九三公一派五百余口只遗三十余人。同治十一年（1872）知县刘兰敏上任时看到的还是“人民摧残，庐宇倾圮，不毛之田漫山弥谷，不可强理。”

2014年落成的吴昌硕纪念馆

孝丰县“疫疠盛行尤以同治元、二两年为甚；其死于兵戈者十之一，死于疫疠饥饿者十之九。”史料载：“宁国、广德瘟疫始于同治元年（1862）五月，然后向四周蔓延。而孝丰县于同治元年六七月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亦半。”鄣吴村，兵燹前“聚族而家者众至四千余，兵燹后生还者仅二十五人，不足百分之一。”《王氏家谱》说：“……自粤匪作难，人民蹂躏，有应募而死王事者，有抗贼而受杀戮者，有尽节而投诸水火者，有冻饿而填沟壑者，有匿山林而饱虎狼者，有疲奔走而弃道途者；旷野通衢死亡相藉，愁惨之状口不能言，目不忍睹也。”同治十年（1871），在外土著人返乡后也仅有老小丁口7366人。至光绪元年（1875），户册上所记土著之民仍为七千余人。

战时还有一些贫苦青壮年加入了太平军。《朱氏宗谱》说：“壬戍（1862）正月初，积雪未消，贼开路复大掠招降，百姓家室荡尽，合米难求，老幼填沟壑，民之从贼者众矣。”古代的文人是不愿褒扬农民起义的，但家谱则客观地记述了“从贼”的事实。

吴昌硕像

战后土地荒芜使得政府招徕移民垦荒。从1860年战争波及，百姓就无法耕种，秋天还遭军队抢收，百姓惨遭兵戈饥饿之苦。1862年夏天遭瘟疫后，多数农家绝户，幸存者逃出未归，致使田地全部荒芜。同治五年(1866)，浙江巡抚马新贻奏称：“长兴、孝丰、安吉、武康等县，因只有土著民人承领垦种，已垦田地不及原额的十之二三。”《湖州府志》载，安吉县战前有应征税田地7972.3顷，战后抛荒田地7279.1顷，为原有田地的91.3%。孝丰县战前有应征税田地7632.4顷，战后抛荒田地6857.2顷，为原有田地的90%，土地抛荒程度可见一斑。

最早的垦荒者是战争双方的散兵游勇。战后，清政府颁布撤勇归农法，同治三年至八年（1864-1869）以招集本地流民，安插湘、淮军兵勇为主；清军中的湘军和淮军全部遣还原籍，其中无家可归者，一部分就地安置开垦官田，一部分自行择地开垦。太平军失败时遣散的人员也大多隐姓埋名，冒充难民异地垦荒。同治三年（1864）孝丰县就安置了部分被裁撤的兵勇，同时招徕随州、枣阳农民开荒。

长丰桥

同治五年（1866）清廷谕令各省招垦荒田，曾国藩于皖、杨昌浚于浙部署开荒。各州县先后设立招垦局或劝农局，负责招垦事宜。当时《申报》报道：“皖浙大吏以国课攸关，招徕客民开垦，其间应募者非漏网余匪即遣散游勇”。并说：“今杭之临安，湖之安吉、孝丰以上，徽之广德以下，历年所散之兵及他省之荒民，动有亿万计。”马新贻任浙江巡抚后，对无主荒地实行招垦，垦户耕种数年如无业主归认，准其作为己业报税过户。并制定垦荒章程：“嗣后不拘本地外处之人，凡愿承垦，均准计口授田。有主者由主招垦，无主者由官招垦。”并要求垦荒移民“赴县报明来历及认垦坐落处所、亩数、粮额、字号，逐一注册。并取本地带领之人切实保结，由县给单承种”。于是，本省上八府各县贫民闻风而动进入安吉东南部。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四府，战前人浮于地，战时人口损失小于西部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民人多迁往浙西垦荒。光绪《仙居县志》云：“我朝定鼎之初，仙幸无恙。无何迭遭寇乱，灾歉相仍，几有民卒流亡之叹。赖圣天子休养生息，以至于今，户口日增奚止十倍？然地仄人满，每思轻去其乡。近以寇乱既平，远佃外郡者不知凡几也。”李芳春《北游日记》云：“兵乱以来，浙东西死亡过半，良田美宅弃无人收，吾邑苦少田地，遂散之他乡，田其田，宅其宅，孝丰等处是矣。”

吴昌硕75岁留影

同治九年至十三年（1870-1874）以招徕豫鄂皖人为主。因为曾国藩湘军的部将李孟荃卸甲后受命到广德县督导垦田，他在家乡河南光山与罗山交界的文殊乡青龙寨发布招垦信息，于是光山、罗山两县人民首先掀起了“下江南”浪潮，第一站就是广德，而后大量涌入浙江北部。之后，鄂皖等地农民跟随而来。

战后的安吉、孝丰人烟寥寥，遗下大量的荒田和空房，还有丰富的毛竹资源。同治末光绪初，先到的移民“插标划田，立界为山，据室为家”，立马变赤贫为富户，极大地推动了移民潮。皖南花鼓戏《唐老三下江南》有一段唱词道出了移民们急切改变生活的梦想：

有人说江南田地好，

有人说孝丰县好大竹山，

一棵毛竹做水桶外做扁担，

那杉树能造米粮舟船。

一束稻子能打一大碗，

粟谷米能长到一尺三。

棉花桃子赛鹅蛋，

一串钱能买八十斤盐。

葫芦长得水桶大，

南瓜长得磨盘圆。

光绪初年，政府停止招垦，并请彭玉麟派炮船沿江游弋，禁止两湖等地移民再南下垦荒。光绪八年(1882)，浙江巡抚陈士杰发出《晓谕土客示》：“此后该客民毋庸再行招致同乡纷纷来浙，以致无地可耕，进退为难。”湖北汉阳县令也奉命晓谕县人“各守故土，仍理旧业，毋得远赴皖南垦荒，违禁前往者，将人船一并扣留，从重惩办。”但移民浪潮的惯性难止，投亲靠友和逃荒的难民继续着下江南的艰辛历程。有一首民歌记录了他们的辛酸：

堂客（妻子）挎着讨饭篮，一担箩筐下江南；

前头挑着破棉絮，后头挑着女和男。

战争期间，苏北地区成为军费的重要供给地。战后，官府为办理善后事宜又加紧对农民的盘剥。苏北百姓不堪重负，部分人使用简单的水上运输工具经太湖水路到达湖州长兴，在水运过程中往返于西苕溪中下游，久之，部分人落户于县境内西苕溪下游各码头附近。

清光绪后期至民国期间，安吉、孝丰土地承载的人口已经饱和，外来人口已无立身之地。但流动的手工业者、小商贩、躲避壮丁和逃荒者等，往往通过投亲靠友和入赘上门等形式定居下来。直至全国解放实行土地改革后，这场史上最后一次大移民运动才告结束，在提高安吉、孝丰地区人口数量的同时，又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

先到的移民捡到田地房屋，立即改善了生活条件；后到者佃种地主土地也有较大的生产经营权，搭建草棚也有充足的竹木材料，故移民数量很快增长。同治十年（1871），原安吉县有宁、绍、湖、安庆等地的垦荒客民3291户10848人，其中男8008、女2840；有棚民1420人，移民占全县总人口的52%。据土改时的调查，外籍农民占总人口的76%。同治十年，原孝丰县有客民11794人。光绪元年（1875），客民增至14177人，占总人口数的66%。至光绪后期，客民大大超过三分之二。民国年间，寓居孝丰的教师余楚石的诗说：“此日蛮音喧鴂舌，听来多半客帮人。”

安吉北方话与吴语方言分界地图

来源于不同地区的移民分批次地移民活动铸就了移民分布格局。由于上八府人从东南方进入，豫鄂皖人从西北方进入。由于语言的差异，两个方向进入的移民分别在西苕溪主流东南和西北两岸止步，造成县域东南部多本省上八府人，而西北部多豫鄂皖人的总体格局。同时，由于难后幸存的土著人首先移住到集镇或中心村，并占据了好宅好田。最先迁入的移民，大多也能进入中心村或集镇，捡取剩余的空房和荒田；后至者选择条件较好的小村庄定居；晚来者只能在村旁山边搭茅棚栖身，称为棚民。故局部的移民分布只能描述大概：

河南光山、罗山、商城等地的移民，大多分布在县境北部的原高禹、南北湖、梅溪、荆湾及安城、溪龙、晓墅等乡镇的村庄，西亩、皈山、三官、华丰等地也有零星分布。安庆移民多分布在今良朋、西亩、鄣吴和安城、三官、姚村、报福、章村等乡镇的部分村庄。徽州移民因经业而分布在城镇和乡间市集。湖北移民散居在县境西部的鄣吴、赤坞、缫舍、磻溪、杭垓、下汤、西亩、递铺联民村等村庄。温州移民聚居在今甲子山、石龙、安乐、余墩、朗里、双溪和方家上、午庄等村庄，“从事旱地耕作，以善种番薯、花生著称”。处州移民分布在南部山区的章村、报福一带。金华、东阳、义乌、永康等县的移民，多从事泥水、木、竹、铁、铜匠和裁缝等手工业，故也星布于城镇和乡间集市。宁波、绍兴移民以其职业也多分布在城镇。台州人“多居于山区和丘陵地带，垦山种旱粮或佃种水田”。畲族民人“喜居山谷结茅庐”，分布在章村郎村、报福中张、杭垓唐舍等地。苏北移民从事水运业，分布在东北部距河港较近的晓墅、梅溪下街，荆湾，安城镇的曹埠、马家渡，以及华丰的鲁家、长龙，溪龙乡的后河、新丰，三官的银湾等西苕溪沿岸乡村。故有谚语说：“台州人住山里，温州人住丘陵，河南人跑田畈，苏北人跑河滩”。

大量移民的迁入对安吉县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便是加快了垦荒进程。同治《湖州府志》载：战前，安吉县原额田1979.3顷，同治六年已垦357.7顷，占18.1%；同治十一年已垦641.3顷，占32.4%。孝丰县原额田1195.4顷，同治六年已垦256顷，占21.4% ；同治十一年已垦610顷，占51%。至光绪中期，两县荒田已开垦完毕，后来者开垦荒坡，种植旱地作物。

伴随着移民而来的是新品种新技术的引入。移民从家乡带来空心菜、白花菜、胡萝卜、黄芽白、茭白等蔬菜品种，带来甘蔗、柿子等水果品种和作为药材的罂粟；各地移民带来新的稻种，提高了水稻产量；绍兴人带来香菇培养技术。苞芦、番薯虽在乾隆年间传入，但此时才得到棚户们广泛种植，并增加了烟、麻、麦、豆、苦荞麦等旱地作物品种。安吉蚕桑业原限于“西北两乡及东南近州者”，战后扩展至山乡。原孝丰县自乾隆年间传入造纸技术，但仅有二家纸厂生产表心纸。战后，富阳、萧山移民迁入山区，建造水碓，用嫩竹打浆造纸，纸厂和纸品种快速增加。河南移民带来用夹板打泥墙的技术，首先为棚户们改进了居住条件。移民们带来的铁、铜、木、竹器和黄烟等生产技术，为人们提供了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北方移民带来的器具和耕作方法也为土著人接受和效仿，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大量移民的涌入自然而然地繁荣了城乡商业。移民的到来，使平原的粮油蚕桑和山区的竹木生产快速恢复。苏北人畅通了西苕溪水上运输，加速了孝丰、塘浦、安城、梅溪、晓墅等城镇商业的发展。梅溪、晓墅的地主们设立毛竹行，收购毛竹、木炭、茶叶、药材、皮毛、蚕茧等产品，加快了战后经济恢复。上游人将山货和纸产品水运到梅溪出售，又买回梅溪酱油、油纸伞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上游城乡商店的商品也日趋丰富。

移民的到来，融合了南北文化。氏族聚居的格局被打破，为安吉增添了无数小村落，有的以厂（场）或以湾为村名，有的以姓氏冠村名，有的以地理位置作村名。南北风俗在这里汇合，大家都崇尚礼义和耕读传家，创造和谐社会。大家都在除夕夜吃年饭，都在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祭祖；南人还重视冬至日祭祖，而北人则重视正月十五日祭祖，为祖坟送灯，并开展各种灯会活动。

安庆人带来秧草歌，河南人带来车水号子，畲族人带来盘歌，还有各地大量的民歌小调，增强了人们劳动热情和生活乐趣。河南湖北人带来舞旱船、犟驴子、打蛮船、皮影戏、花鼓戏、黄梅戏、大鼓书、舞狮、舞龙等娱乐项目，在农闲季节、春节和各种庙会期间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南北移民们带来滋粑、棕子、炒米糖、梨膏糖、腌菜等饮食品种，腌制的食品有腌白菜、萝卜、芥菜、辣椒、韭菜和腊猪肉、腊鹅、咸鱼、咸鸭等。北方移民饮食喜辣，逐步改变了土著人喜甜的饮食习惯。

各地移民中的秀才，大多举办私垫教书育人，或做中医郎中治病救人，为提高人民的文化和健康水平作出了贡献。

吴昌硕诗稿《东城即景》（致铜山尺五朱氏后裔朱正初）

移民与土著的杂居，使得安吉在方言上呈现参差多态的格局。本省上八府移民的语言属吴语系，豫鄂皖移民的语言为中原官话。而上八府人和豫鄂皖人分别从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进入安吉，分别在西苕溪主流两岸止步，当年形成了一条鲜明的吴语与官话的分界线。年久以后，两岸移民相互融合，这条方言界线渐趋模糊。由于全县移民杂处，造成现代安吉人大多能说两三种或更多种的方言，也对近代推广普通话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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