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文红：基于成本分析的乡民社会、乡村规划与设计【2019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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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4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联合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和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共同举办的2019全国高等院校大学生乡村规划方案竞赛（安徽安庆基地）初赛评优暨乡村振兴学术交流会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会议邀请贵州师范大学但文红教授做题为《基于成本分析的乡民社会、乡村规划与设计》的学术报告。

本文由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鲁雪、李媛媛，乡村委志愿者、贵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全晓澍，乡村委志愿者、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杨亚妮，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主任张云彬教授、刘茜雯，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乡村规划与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邹海燕，根据会议听录稿及主讲人PPT整理校对，特此感谢！

本文已经秘书处审核，未经发言人审定。

开卷有益

主讲人

但文红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  委员

贵州师范大学  教授

本报告从乡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乡民社会的功能、产出与成本以及乡村规划与设计导向三个方面展开，分享近几年针对乡村规划设计的想法和工作经验，希望乡村规划可以扎根乡土而“茁壮成长”。

一

乡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

1

传统乡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

①

传统乡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者

传统乡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者主要包括村民自组织和宗教组织及神职人员这两类。

其中，村民自组织是由乡村传统发展而来的，村民自发形成的一种非正式的管理机制。例如，我们在安徽皖南地区的调查中了解到在大多数汉族地区的村落，“祠堂”和“族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甘肃等西北地区的汉族村落，则有“庙会”与“会长”。此外，贵州还有侗族村落的“鼓楼”与“寨老”，苗族村落的“吃鼓藏”与“鼓藏头”，云南地区的部落联盟有“头人”制度等等，都是传统乡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者的不同形式，一直持续至今。

除村民自组织外，宗教性质的组织和神职人员在传统乡民社会中也具有较为特殊且深远的影响。例如教堂、寺庙与宗教人员，他们在乡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组织管理作用，是村民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中心。例如甘肃的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神”，“天蓬将军神”、“杨四将军神”、“黑刺龙王神”等等；每个“神”有“会”，称为“庙会”，每一个庙都有“会长”。因此，当地的每一个村民小组都设有“会头”，其主要职责是按人头向每户村民收费，用于修庙、组织开庙会等，这些活动户户参与，由“庙会”统一安排。“庙会”在维持村民的精神生活和村落整体的社会联系性和稳定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秦腔、皮影戏等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

②

传统乡民社会的管理特征

第一，传统乡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具有自愿性、公益性、无偿性特征。会长、会头、族长、寨老、鼓藏头等自组织的领头人基本都是在村民、家族的推举下产生的“代言人”，在乡村“熟人”社会的人文环境下具有较好的村民基础，是村民们对其个人威望的认可。同时，此类“代言人”也具有较强自愿性质，参与村落重要决策和组织公共事务工作都是公益性、无偿的。

第二，传统乡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具有协商性、公正性、遵从性特征。乡村公共事务中，要使所有村民的观点都达成一致是较为困难的。因此西方往往选择投票的形式，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实际上，真理也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乡民社会要达成普遍共识并维系自组织的内部运行，应秉承协商性、公正性、遵从性的准则。村民与“代言人”之间进行相互协商，根据每年的收成和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遵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照顾孤寡”等基本原则。这样的组织管理模式具有明显的“公正性”和“遵从性”的特征，且其“监督”的成本很低。

例如传统乡村每年都有岁修制度。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迁居贵州高原的屯堡人，在冬季农闲时节，每家每户都要派出劳动力，对村内的水利、道路、桥梁等设施进行维护。在族长或者乡贤的带领下，相对合理地完成“岁修”，如此年复一年，以实现乡民社会自主、持续地发展。

过去上海金山县“围海造陆”的历程就是如此。5万多乡民自带粮草、铺盖、工具，在茫茫海滩上，冒着严寒和连绵一月的阴雨天气，用畚箕、箩筐、扁担、锄头、铁搭等简陋的工具，与大自然艰苦奋战，最终完成了122万立方米的土方，在淤泥没膝的海滩上筑起了一道标高9米，长8.4公里的海堤。

数万乡民在金山海滨挖海塘筑海堤

③

“乡贤”的角色

“乡贤”指乡民公认的德行高尚的人，是对乡间精英群体的概括性描述。“乡贤”土生土长，根植于乡土，在乡民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情感认同，同时也是乡村自治的主导者，在乡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会帮助乡里修桥补路、赈灾救急、扶助弱小，为乡人谋福祉。例如四川大邑县的乡贤刘文彩，拆除自己的半条街，自行出资聘请德国专家建造了县里的第一所中学——文彩中学，后改名为安仁中学，其办学条件在当时全国领先。

安仁中学

由此可见，传统的乡民社会能够自发地组织起来，从而更好地维持乡村的延续与稳定。

2

“人民公社”的村落管理

“人民公社”时期实行政社合一的乡村管理，以公社为农村基层的政权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人民公社工分记录

人民公社劳作场景

3

当下的乡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

当下的乡村社会组织与管理由国家公权力行使，具有有偿性、服从性的特征。具体由村委会成员和村支部等正式组织执行“乡镇政府”的领导和工作安排，并领取相应的工资，以“公共财力”维持乡村发展与延续。

基层自治的正式制度替代了非正式的传统自治，但实际中乡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仍处于新与旧、正式与非正式共存的状态。既有正式的制度和管理者，包括村民委员会与村长、村民小组与村民小组长、村党支部与村支书记、村支部委员，以及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管理者；也有如甘肃的“地方神”和“宗祠”活动等延续下来的非正式的民俗传统与代言人。

二

乡民社会的功能、产出与成本

1

乡村的多功能性

乡村的多功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生产

功能

农业生产是大部分食物的来源。而作为依靠“自然力”的循环产业，农业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农作物大多依赖自然或者半自然状态生长。当然，当前也出现了一些工厂化的农业生产。

生态

功能

相对于第二、第三产业集聚的城市，乡村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具有明显的生态功能。但是随着工业化农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生活方式在乡村的普及，乡村地域正在成为“面源污染”的来源。

文化

功能

不同区域的乡村保留和传承着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适应自然环境的地方技术体系，以及文化身份和认同的基因库。

经研究，乡村文化是文化身份、文化精神、文化认同的重要来源。如苗族的百鸟衣，作为宗教仪式中的特殊形式而传承下来的民族服装，其色彩、图案、工艺、款式，美丽而奇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银发饰一样，是苗族文化重要载体。

苗族百鸟衣

苗族银发饰

历史上，贵州的各个族群也以服饰来区别身份，如侗族、水族、布依族等不同民族的服饰所表达的宗教信仰、历史渊源、生产生活、审美意识等意义均有所不同。这些民族服饰一直沿袭至今，在乡村地区较为常见，是乡村创造的有价值的文化景观。

2

乡民社会的经济产出

①

经济产出

传统乡民社会的经济产出包括四个方面：农产品（食品、经济作物、林产品等）、

手工加工食品（手工腌制、加工和转化的食品等）、

手工业（编、织、染、绣、雕、刻、画、造等）、

传统建造（修路、修桥、造房等）。

然而，乡村传统的手工业和建造业正在被工业化的技术和产品所取代，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也有工业化的趋势。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旅游业日渐兴起，主要以提供差异性的文化体验为核心；乡村“互联网+”的产业模式也在逐步建立，例如淘宝村和来料加工村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增长。

②

乡村经济产出能力

乡村的最重要的功能仍是经济产出功能。通过对乡村经济产出能力的简单计算可知，2018年的全国平均水平中，人均GDP为64745亿元/57661万元=1.12万元；单位面积的GDP为64745亿元/20.23亿亩=3200元/亩；而农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显然，人均GDP少于农民可支配收入，其差额以村落人口外出打工补齐。

3

村落的管理成本

村落的管理成本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

村落基础设施维护费用，包括广场、公共场所、戏台的维护和道路养护、垃圾清运以及污水处理等。

乡村管理人员的工资，包括村干部、保洁员、管水员、治安员等人员的薪资。

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费用，然而由于“岁修”传统的丢失，此类设施的公共维护日渐搁置。

文化活动经费，例如传统节日的举办等。

调查显示，在一个2000人左右的村落中，每年需要支付管理人员的工资25-35万元，基础设施维护费用约10万元，农田水利设施维护费用1-10万元不等，文化活动经费2-3万元。总体而言，管理成本在40万元以上的村落，人均需要上交200元的服务费，相当于1.37%的农民可支配收入。

三

乡村规划与设计导向

1

倾向于乡民社会自治的导向

在这种导向下，首先要以村落自治为核心，村民自主实施、自主管理、自主投入以维持村落的运作。

其次，以村落的意愿为基础，传承传统技术体系，结合现代物质生活和乡村振兴的政策要求，在乡村规划设计中遵从村民所表达的，整体的发展意愿。

第三，规划设计的编制方法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方案的每一步都应通过广泛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来确定和落实，方案实施需要全体村民举手通过，并由村委会组织实施。

第四，规划的资金一般由村民自筹、政府补贴或乡贤集资。

乡民社会自治的优点是有利于传统价值体系的重建。缺点则在于协商的过程较长，例如在村庄规划进行过程中，如遇村长换届等情况则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倾向于乡民社会自治的规划导向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仍有较大挑战。

2

倾向于政府主导/项目主导的导向

该导向下的乡村规划建设以“项目”落地为核心，按照“项目”实施进度管理，依靠政府或者投资者投入，以政府或者项目的目标为取向。其中，“在地”和“非地”的文化形式、物质载体、经济活动等，须符合乡村振兴的政策要求。

规划与设计编制的依据与方法，来自于“政府规划”、“招商规划”和“项目计划”，对各类已有的“案例”进行比较，选择“最优项”或者“创新项”，方案实施由政府和投资者组织。政府或项目主导规划建设的优点是规划进度能够严格按照要求，形式和内容符合现代城市的消费习惯；缺点是缺乏村民自主意愿的表达，对传统乡村留存的价值破坏更加深刻，容易导致“千村一面”的现象。但总体而言仍有利于传统乡村迈向现代化。

3

混合导向

混合导向囊括多种混合形式，包括“政府主导，村民参与”，“资本主导，村民参与”，“村民主导，政府与资本参与”，以及“专家主导、村民参与、政府服务、资本投资”等。

以上，在实际工作中要选择适合当地乡村的形式来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

乡村规划是一个长期的课题，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尽力挖掘更多的文化视角，共同建设更美好的乡村。

图文 | 鲁雪、李媛媛、全晓澍、杨亚妮  整理

校对 | 张云彬、刘茜雯、邹海燕

编辑 | 孙一休

 END 

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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