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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飞英塔的千年功德与绝世奥秘
播音：汇哲
全文7700字，阅读约42分钟《湖州味道》特邀作者：潘林荣投稿邮箱：963458800@qq.com
1981年，由王书庄理事长带队，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古塔考察团对湖州飞英塔进行勘察，专家们一致认为飞英塔“塔中塔”是我国古塔中罕见的珍品，但残损严重，岌岌可危，应该尽早抢修。次年国家即拨专款启动维修，逾五年而竣工。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湖州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国保”。
1150余年前的大唐咸通五年（864），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大唐帝国于佛教的信奉却是隆盛未减，唐懿宗和他的七位前任一样正在酝酿仪仗隆重的奉迎佛骨舍利活动。而在此时的江南小城湖州，忠顗禅师也在郡城东北隅募资建寺，湖州刺史高湜上表奏请朝廷为之题名“资圣禅寺”。那时候建寺筑塔是相当郑重其事的，得有佛家圣物供奉才行。于是忠顗禅师派出僧人云皎西行长安访求圣物。
满怀着对佛祖的虔诚，云皎来到了寺庙林立、高僧云集的长安，开启了漫长的礼佛修行之路。他在长安虔诚地参拜了当时著名的慈恩寺、西明寺、青龙寺、资圣寺等唐代名寺，向高僧们虚心学习佛法经典，终有所成，得到了长安僧伽授予的“舍利七粒及阿育王饲虎面像”。对于僧伽授予圣物一事，湖州地方志书记载的内容几乎一致，此时离那位被唐中宗奉为国师、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的僧伽圆寂已过去160余年。“僧伽”梵语的意思是大众，指出家佛教徒四人以上组成的团体——因此，授予云皎和尚圣物的“僧伽”并不是这位中唐名僧，而应该是长安某个佛教信仰团体。
完成使命的云皎思乡情切，他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回到湖州已是十多年后的唐僖宗中和年初。当他身着破衣袈裟、怀揣圣物，满面倦容地出现在资圣寺众僧面前时，派他出行的忠觊禅师可能已经过世，但能求到长安僧伽授予的七粒舍利和阿育王饲虎面像这两样佛教圣物，在当时的湖州佛教界无疑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为了供奉得之不易的圣物，云皎和众僧决定在寺院建石塔藏之。从石塔的设计到经费的筹措，云皎和众僧可谓呕心沥血。石塔建造始于唐中和四年（884），成于乾宁元年（894），历经十年方才竣工，期间寺改名为“上乘寺”，故名“上乘寺舍利石塔”，佛塔之制源于印度，梵文称作“stupa”，中文译作窣堵波、塔婆、浮屠等。印度窣堵波本意指坟墓，主体形状为覆钵式塔，是供奉佛舍利或佛物的地方。佛经上说，释迦牟尼死后，尸体火化留下有各色晶莹的珠子，这些珠子及骨头、毛发、牙齿等被称作舍利。后世还有来自高僧的诸圣舍利和用佛家七宝之类替代的感应舍利。佛教传入中土，印度窣堵波与秦汉时期中原的重楼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的“浮屠”，隋唐以后逐步转化为“塔”的概念。
佛教认为，造塔和拜塔可以获得无量的大功德。上乘寺舍利石塔供奉的舍利应该不会来自于释祖真身，但高僧的诸圣舍利也是十分难得的。寺因舍利石塔而声名远播，并确立了在本土寺院中的崇高地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湖州许许多多的早期佛寺已灰飞烟灭，惟有飞英塔历千余年仍矗立寺庙原址、俯览湖城众生。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大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开宝年间（968-976），安静地矗立了将近70多年的上乘寺舍利石塔忽然有“神光现于绝顶”，这一灵异现象在湖城广为流传、且越传越神，僧俗都以为这必是佛祖显灵无疑，为留存这千年难遇的佛光，于是在石塔外又复增木塔笼之，形成了“塔里塔”的特殊结构，取佛家语“舍利飞轮、英光普现”之意而名“飞英塔”。宋景德二年（1005），寺亦依塔改名为“飞英寺”。
当时奉“善事中国”“保境安民”为国策的吴越国尚未纳土归宋，地处江南的湖州还在吴越国第五代君主钱俶的治下。钱氏三代五王均笃信佛教，至钱俶崇佛之举达到顶峰，著名的杭州雷峰塔、六和塔都是这一时期所建，与飞英塔外塔差不多同时。
湖州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宋嘉泰《吴兴志》根据前代的“浮图碑记”，记录了北宋时的飞英塔“凡三十七层、高六十五丈”，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非常不可思议。“三十七”或许与佛教特殊的寓意有关，佛法有三十七道品之说，即为追求智慧、进入涅槃境界之三十七种修行方法，这37层数可能是虚指，也可能是密檐式结构的层数。“高六十五丈”更是难以置信，按宋制1丈等于3.168米，65丈要超过200米，似乎不太可能。不过，早期的佛塔多为木结构，高度也有很夸张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永宁寺的九层木构佛塔，高达90丈。65丈之高难以想象，但当时飞英塔成为全城仰视的最高建筑这是一定的。苏东坡主政湖州，有“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卞峰照城郭，震泽浮云天”的佳句；赵孟頫《登飞英塔诗》更夸张：“梯飙直上几百尺，俯视层空鸟背过。”
宋嘉泰《吴兴志》记载，“绍兴庚午岁，雷震成烬，知州事常同因州人之请，复立是塔，舍利无恙”。绍兴庚午是1150年，而以显漠阁直学士知湖州事的常同是绍兴七至九年（1137-1139）在任，有学者认为绍兴庚午可能是戊午（1138）年的笔误；而假如确定是庚午年的事，那当时的行政长官应该是周奕，此处暂且存疑。就在那一年的春夏之日，飞英塔在历经近180年之后，突遭雷击被焚，熊熊燃烧的雷火不仅烧毁了高高的外塔，同时也将唐代精美的石塔震毁殆尽，好在经勘察唐代的地宫安然无恙。
湖城百姓无法接受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纷纷请愿要求官府重建飞英塔。湖州知州面对州人之请，不敢懈怠，召集同僚及耆老谋之，由于官府经费捉襟见肘，众人商议决定募资重建石塔。
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宋代参与供奉或资助造塔者来自社会各阶层，佛塔建造更是与广大信众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商人百姓，纷纷捐钱尽一份自己的心意。常同（或他的后任）前赴后继筹资募款直至最终重新建成石塔的过程应该是十分艰难，从现存石塔上刻有“绍兴二十四年”（1154）“绍兴二十五年”（1155）“绍兴三十一年”（1161）等绝对年代题记判断，至少花了20多年的时间。1983年修塔时，于内塔第四层塔心（有人称之为“天宫”）出土的七曲舍利银盒，盒底刀刻的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施主题记，也为之佐证。
现在我们进入飞英公园，细心的人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距离飞英塔十多米的塔下街城市马路比塔所在的公园地面高出有将近90公分，内石塔外围尚遗存的宋代竖排香糕砖地面标高又低于外塔副阶地面约25公分，几乎与公园地面处于同一平面高度——根据以往城市考古的经验推断，石塔基座铺装标高基本没变，地宫未被扰动、“舍利无恙”的历史记录基本上是可信的。
石塔重建之后又过去了70多年，南宋端平（1234-1236）初，沂王夫人俞氏出资、命钱塘妙静禅寺比丘尼密印主持将外塔“葺而新之”，重建后的外塔“减三十层高半之”，应该就是现存砖木结构外塔之形制了。1986年外塔维修时发现一华栱进壁栱尾上有墨书题记“大宋绍定陆年（1233）五月十二日”，当为那次施工之遗存。这沂王夫人俞氏能出如此巨资修塔当然并非一般人，她是宋孝宗赵昚最为疼爱的孙子赵抦的夫人。庆元间（1195-1200）赵抦被封为吴兴郡王、领昭庆军节度使，死后又得沂王之衔。端平年间在位的皇帝宋理宗，曾是沂王夫人的嗣子。
1986年外塔大修时，曾于第二层内平座正南补间斗拱进壁栱尾处发现了盝顶黑漆木胎嵌螺钿经函一件，内藏纸质折装七卷本《妙法莲华经》一部，为吴越国雕版印刷品。函身四面均为贝片雕刻镶嵌的“礼佛图”，其中一面“礼佛图”保存完整，由释迦如来和二弟子、二立佛、二护法神、五供养人、二坐佛等组成。函底部有朱书题记：“吴越国顺德王太后吴氏谨拾（捨）宝/□（装）经函肆只入天台山广福金文/院转轮经藏永充供养/时□（辛）亥广顺元年十月日题纪。”广顺元年（951）是五代后周第一年，经函的主人即吴越国国王钱俶之生母吴汉月王太后。
有专家据此推断，南宋绍兴初的“雷震成烬”实际上外塔并未全部毁灭，可能其底层塔壁为北宋初始建原物。然而，从北宋开宝年间“复增建木塔笼之”及有关木塔高度描述的文献来看，我们认为初建时的外塔底层幸免于雷火之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内石塔“天宫”与南宋七曲舍利银盒同时出土的西方三圣鎏金铜造像，专家断其年代为吴越国时期，因此，我们认为南宋时期飞英塔重建时，信徒将《妙法莲华经》及经函、铜造像等吴越国留存下来的佛物供奉于上，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可以大胆地推测这个大施主就是捐资重建外塔的沂王夫人也未可知？同样的经函起初有四件，是要“入天台山广福金文院转轮经藏”，为何其中一件流传到湖州而得奉藏入飞英塔则不得而知？如此珍贵的佛教圣物也许只有帝王家才得继承，因此，沂王夫人供奉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从飞英塔内外塔重建延续的时间和过程来看，造塔经费多由当地贵胄乡绅“施赀”“募化”而得，这一方面显示了造塔的不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飞英寺寺院经济有限、更无“官方”强力支持的现实，塔的修建主要依靠各阶层信仰佛教民众的点滴供养。至于外塔的重建，应该在内塔重建竣工后就开始募资，以后陆续兴建，直至端平初，因为沂王夫人俞氏的“强力”介入才终得完工，前后持续达70多年，“七级浮屠”营造确实不易！
石塔上现存雕刻题记31条、约1460字，为后人研究石塔的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也给世人留下了建塔的“功德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石塔第五层正南面的“祈愿文”，上部正中刻“恭为祝延今上皇帝圣寿无疆”，两侧分刻“文武官僚常居禄位”“舍钱施主福慧庄严”，下面是六名“檀越”，也就是俗称的施主的助缘钱数，这六位大施主捐资数由600贯至2000贯不等，明显比其它题记提及的小施主高出一大截。
元延佑年间，毘山普光兰若僧惠日、妙演师徒前后筹资募款十多年对飞英塔进行修缮。
明洪武初，寺院一分为二，东为飞英教寺，西为飞英塔院。明景泰、天顺、嘉靖、万历年间，飞英塔先后多次维修。
历史时期的最后一次大修是清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由归安知县徐起渭主持。他认为飞英塔久圮不修，影响文运，于是太守凌东园与郡人捐俸捐资，历时近三年而成。适巧钮福保于道光十八年高中状元，人们更加相信这是佛塔圣物之灵异，一时成为湖城美谈，长期在归安、乌程主政的徐知县引以为豪，特地撰写《重修飞英塔记》，文采飞扬。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本人曾求学于湖州二中，当年拍毕业照时的背景就有后面的飞英塔，但啥是文物当时的我一点儿不懂，只记得那座残破高大的直筒型建筑十分扎眼。原来，1929年农历七月初四，年久失修的外塔塔顶突然倒塌，内外塔均遭重创，寺庙日渐颓圮。至解放前夕，飞英寺几乎不存，仅留一小和尚伴塔而栖，据说此僧人曾为修塔化缘数载，民国时期戴季陶也动过募捐修塔的念头，其后适逢抗日烽火四起，修塔之事就此搁置。
1957年春夏之交，省文管会对嘉湖地区的文物古迹留存情况进行调查，王仕伦先生记录的第一处重要文物就是飞英塔,随即它被列入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专家考察不久，国家文物局就决定由中央财政拨款100万元启动飞英塔的维修工程——对比当时湖州全市的GDP只有16亿、财政收入2.43亿元的经济指标而言，该项维修算得上是大工程。
飞英塔维修现场工作人员合影（前左4祁英涛先生，前左2王士伦先生）
1982年5月，飞英塔的保护修缮正式启动。此次大修引来许多古建筑界大咖的重视，我国著名的古建专家祁英涛直接指导测绘和设计，国家文物保护科研所的李竹君、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潘谷西和朱光亚两位教授直接参与，我省文保事业的开创者王仕伦不仅亲自带着所里的年轻骨干投入调查和测绘设计，还在这个文保大项目上开出了全省文物保护的现场实训班，从这里走出了浙江最早一批古建筑测绘保护人才。整个测绘设计过程持续了两年多，专家们根据不改变原状的维修原则，提出了对石塔进行加固性保护、外塔作复原大修的修缮意见。用全程参与维修工程的原飞英塔文保所所长林星儿的话说，这项工程“等于修了两座塔”。
率先进行的是内塔维修。维修办公室组织人员赴龙门石窟学习石构文物修复技术，对高分子粘接材料配方和工艺进行对比研究。石塔由100多块青白石雕凿拼叠而成，维修人员通过对49块大块石构件的复位校正及52处加固支撑，终于排除了险情。石塔修复的最成功之处，缺失的塔刹、栏杆不作复原，破损的佛像、花草走兽未作修复，局部因加固而添加的补形构件一律素平处理，以体现与原构件的可识别性，尽最大可能保留了较完整的宋代建筑形制与雕刻艺术原貌。
1984年11月，进入外塔的复原大修，耗时两年余。当时的现状是塔顶无存，残破的塔体也仅存六层多，塔檐平座及内扶梯尽失。修复工程立足于外塔的残损状况，参考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宋《营造法式》的一般规定、以及同时代的实物资料进行设计，塔上残损或无存部分均根据原存的遗迹作了复原，尽可能保存更多的原有构件，延续建筑物的历史价值。维修步骤先加固塔身、后安装木构和瓦作，自上而下实施，腰檐支撑、平座安装、拱尾灌浆、顶架吊装……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高耸秀丽的宋代宝塔重新回到了湖城百姓的视野。竣工验收时工程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专家组的高度评价。
我们现在去参观这座国保名塔，总会在进门处遇见一棵郁郁葱葱的香樟树。当年，维修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这棵长在塔顶檐壁上的小樟树移栽于地面，如今已过去40年，修塔者的用心和功德与“塔顶樟”一起被人们永远地关注与铭记。
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尊寺，为了保护纯金打造的日本第1号国宝建筑金色堂，近代当地人用钢筋混凝土造了个大金堂罩在外面，其做法被国际文物界所推崇。而早在一千年前，我们湖州的先人就做到了。
记得十多年前，我陪同省里一个调研组参观飞英塔，其中杭州的一位同行大为惊叹，说：“我们杭州的白塔历经千年风吹雨淋已成黑塔灰塔了，想不到湖州的飞英塔石塔早在宋代就有了这么考究的保护设施了。”飞英塔“塔里塔”的形制，总是会引来参观者的惊叹与赞许。其实往深处想，在石塔外建个砖木塔并不是像搭积木这般简单，这种独特的结构无疑是古人自己出个难题又要自己去破解，这其中隐藏的更高级的建造智慧值得我们探究。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早期大体量的砖砌佛塔基本都采用塔壁较厚的单筒结构。五代、两宋，江南地区砖木混合的楼阁式塔成为主流，大体量的砖砌楼阁式塔已普遍使用双套筒结构，双套筒结构由外塔壁、回廊、内塔壁及塔心室组成，如苏州瑞光塔。双套筒相对单筒形制在结构的稳定性、空间的丰富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宋代飞英塔的单筒砖砌结构，在成熟的营造技艺支撑下，与早期的单筒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是塔身：以西安大雁塔为例，其塔壁厚度约占塔体总宽的1/2至2/3，飞英塔外塔塔壁厚度占比却不到1/5，从一层的2.40米递减至七层的1.65米，形成外部逐层收分的弧线轮廓，具有江南宋代砖木楼阁式塔的典型外部特征。为了确保这不太厚实的塔壁结构的万无一失，飞英塔外塔的塔身全部采样大号青砖实砌，而且每隔七、八层砖便设置木龙骨拉结，并与扶壁的阑额、压檐枋等木构件内外相连、八面相交，构成了与现代钢筋混泥土圈梁相似的结构。
在双套筒结构稳定性技术十分成熟的宋代，飞英塔再造高达55米的“单筒巨构”无疑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双套筒结构的内塔壁及塔心室能够给予高大沉重的塔刹以坚实稳定的支撑，而飞英塔外塔下部四层为中空，那根底径54厘米、高达27米（相当于外塔总高度一半）的刹杆木则立在六层楼面（五层顶部）两根十字悬挑的大柁之上，穿过六、七层和檐顶、直通塔刹顶端的宝葫芦，塔顶梁架则采用状如伞骨的八根斜柱式结构，共同支撑起近10吨重的塔刹——此种独特的塔刹承重结构，堪称大胆的创造，但也曾在1929年让宝塔遭遇坠顶之灾，其技术难度可想而知。
飞英塔的另一个难题是塔基。石塔建造在先，大体量的外塔在建造时，既不能影响石塔的基础，又要使自身的地基足以承载厚重的砖砌结构楼阁式外塔。由于地质基础及古代施工的短板，地基沉降导致塔体歪斜可以说是江南楼阁式塔普遍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甚至有“十塔九歪”之说。飞英塔之主体已矗立将近八百年，塔体基本未见明显的偏斜和基础沉降，这是十分罕见的奇迹，其技术谜底至今尚未解开。
从洛阳白马寺开始，佛教流播中土很长一个时期内，供奉舍利或圣物的佛塔是寺院的主体建筑，唐代以后才让位于大殿、退居次位。绕塔礼佛成为早期寺院最常见的礼佛传统。
飞英塔营造的“初心”非常明确——供奉“舍利七粒及阿育王饲虎面像”。塔虽经雷焚之劫、地宫安然无恙，外塔为罩护内塔而建，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飞英塔内外塔虽为南宋重建，然其整体结构与空间的铺排，都围绕着这一宗教主题而展开，保留了早期佛塔奉佛为先的传统。
石塔残高近15米，整体为八面五层仿木构楼阁式，由一百多块太湖石分20多个结构层雕凿、错缝拼叠而成。下设须弥座，每层均设平座、塔身、腰檐斗栱和塔檐四个结构层，隐蔽处以生铁扒锔牵连，层层相压，结构十分稳定。除塔刹和部分腰檐外，我们现在看到的内塔基本保留了南宋初期重建的原状，各类建筑构件雕刻精细，忠实地遵循了宋《营造法式》的技术规范，其中如转角的瓜楞柱、阑额的七朱八白等式样做法，保存了许多早期建筑的特征。
内石塔是一件难得的宋代佛教艺术珍品，在信徒眼中也可以把它整体看作是一尊“大佛”。石塔须弥座各层雕刻和纹样均附会佛教寓意，下枋与圭角组合成的“九山八海”图内隐现蛟龙、罗汉造像，束腰各面高浮雕狮子，取“狮子吼”教化众生之意，上枋缠枝花中隐含化身童子。塔身五层八面均辟壸门佛龛，除第五层外每一层正南、北面壸门内雕刻佛教主题故事，分别为“释迦牟尼涅槃像”“泗州大圣像”“僧伽大师像”“一佛两弟子两脇士像”“两如来像”“西方三圣像”“大悲观音像”。第五层正南面设饰匾额式题记和佛像，正北面壸门内为千佛造。每层其余各面壸门内均雕刻千佛造像。塔身现存佛像1031尊，其中大佛17尊，千佛像984尊，其他30尊，另有动物造像51具，因得外塔的罩护，大多保存完好、图像清晰可辨，具有很强的佛教历史与艺术感染力。
佛塔发展到五代、两宋时期，砖木结构楼阁式塔平面尺寸相对狭小、只能在塔中部布置佛像，佛教徒大多只能在塔檐副阶从事礼佛活动。
而“塔里塔”的奥秘除了建筑上的技术与智慧，似乎还在不经意间为人们营造出独特的礼佛空间和礼佛体验。飞英塔一至四层中空、高达22米，底层内外塔之间形成了宽约2米多的通道，信徒不仅可以环绕石塔礼佛，还可以沿扶梯盘旋而上，于二、三、四层宽约0.90米的内平座逐层近距离膜拜千佛，体味佛教故事的深刻寓意。外塔宽阔副阶的礼佛功能仍在，内外塔关系紧凑、空间互补。外塔按偶数、奇数交错设壸门与内平座贯通，同时满足了信徒或游客的凭栏观景之需求，这是全国各地现存3000余座古塔中独一份的登塔体验。
在湖州市博物馆的展厅，陈列着1980年代那次大修前制作的飞英塔塔刹模型，那是设计人员在朱光亚、潘谷西、王仕伦先生指导下，根据1915年“一寄庐”的图像，用于复原修复塔刹的应力测试模型，严格按相应比例、重量、材质设计制作。我曾多次在此展柜前踯躅，细细审视模型的精妙结构，不禁想起那句有名的俗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在中国人心目中筑塔修塔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建筑营造行为，更是一个地区民众神圣的精神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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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州发布制图：陈涛
编辑：顾方明、童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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