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吴均：常伴青山忘此忧

Original 湖州发布湖州发布 2023-12-10

播音：汇哲、王然

全文10486字，阅读约42分钟《湖州味道》特邀作者：遽玦亮投稿邮箱：963458800@qq.com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千百年后诵读《与朱元思书》，依然能够感受到这篇山水游记清秀在骨之美，作者吴均对“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的山水进行速写，富于音律的文字间洋溢出诗的情韵与画的意趣，直教人“望峰息心”“窥谷忘反”，成就了六朝山水文学的一朵奇葩。清人许梿在《六朝文絜》中高度评价道：“扫除浮艳，澹然无尘。”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局部）元黄公望

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复杂，文章中流露出的寄情山水心态使读者仿佛与作者同行水上，共赏彼方山水，而深察吴均经历，则能够在短暂忘情的审美时刻之后，发现南朝齐梁时代那位曾经“鸢飞戾天”“经纶事务”的寒门才俊终生挥之不去的忧郁。

“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家世微贱。”德清的姚察、姚思廉父子在《梁书》中对这位同乡前辈作出了这样的论断，按《陈书》记载姚察“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其对《梁书》诸列传之中人物都会尽力溯源其家谱，譬如《梁书·文学》中排在吴均前一位的周兴嗣，祖父辈均名不见经传，姚氏父子依然能考察出周乃“汉太子太傅勘后也”，则同乡吴均“家世微贱”也就坐实了。至于吴均的样貌如何，身形如何，都只能一并付之厥如。同时史书说吴均“好学有俊才”，存世了大量诗文，但包括野史在内的历史文字记载中吴均鲜有发言，反而面对梁武帝时多次出现“支离无对”或“默然无答”的意外状况，这很可能是吴均寒微出身自带的限制，使他相较于贵族明显缺少在庙堂上交流应对的经验，而在急智上表现得并不突出。

按照推断，吴均生于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吴均的童年与青少年时代模糊无文，无论是《梁书》还是现今留存的吴均诗文都缺少对他青春时期的记载，但从吴均诸多言志与咏物诗歌来看，吴均一路走来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在门阀世家当道的南朝，寒门子弟的出人头地一般有三种道路：第一条道路是经学，比如武康人沈峻世代农夫，在同宗人沈麟士门下学习多年，昼夜苦读，遍游学馆，后因精通《周官》而从助教升为五经博士；第二条道路是军功，湖州的代表人物有长兴的陈霸先，在梁末长驱直入平定交州动乱，声震朝野，梁武帝听闻后感慨惊异，授予陈霸先直阁将军，封新安子，并派遣画工临摹肖像一看究竟；第三条道路是文学，上文提到的周兴嗣，他是吴均的好友兼同乡，史载周兴嗣“年十三岁游学京师，积十余岁……齐隆昌中，侍中谢朏为吴兴太守，唯与兴嗣谈文史而已”，其中便有文学的功劳。经学的道路非常讲究师承，光这一门槛就阻断了很多寒门士子，留给吴均的发展道路很明了，军功或者文学。

史载“至均好学有俊才。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文学之路需要有伯乐相助，吴均大概在天监元年（502），34岁时得到了沈约的赏识，总算开启了自己有限的仕途。在这之前，吴均在29岁时一度投靠担任桂阳丞的好友周兴嗣，耿直的吴均在《赠周兴嗣》中显示出一种平视的姿态：

孺子贱而贫，且非席上珍。

唯安莱芜甑，兼慕林宗巾。

百年逢缱绻，千里遇殷勤。

愿持江南蕙，以赠生刍人。

此时吴均尚能引东汉末年名士徐穉（字孺子）的典故自况，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人之间深厚的友谊，现今周兴嗣留存的诗只有《答吴均诗三首》，其中第三首是对吴均上述诗歌的回应：

昔别襄城村，同会长安市。

谁学莱芜甑，本得王乔履。

阶前养素鹤，池中饴赤鲤。

一往玉壶上，兼复见箫史。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吴朝请集》序言页

现实中也就好友会用徐穉的知己郭泰自比来回应吴均了。徐穉是精通今文经学的东汉隐士，家贫务农，自食其力，公府征辟，皆不就，时称“南州高士”。豫章太守陈蕃，不接待宾客，特为设一榻，去则悬之，即王勃《滕王阁序》所云：“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纵然吴均与周兴嗣有徐、郭二人这般深情厚谊，但吴均既没有徐穉这般精通经学能为朝廷礼仪所服务，公府征辟也与自己无缘，此时士人尚没有研究出唐代的“终南捷径”做一番“假隐”来曲线打开自己的仕途，吴均背后也没有一个强大的文人集团为自己制造声势，求职道路磕磕绊绊在所难免。大约吴均那被历史记载所遗漏忽略的青年时代，终究难让他写出一首快诗，没有资本如陶渊明那般“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吴均，在人生的而立时代出山投靠年轻的同乡周兴嗣，本身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当吴均通过周兴嗣的关系向桂阳太守王嵘（一说桂阳内史王峻）寻求帮助时，感慨“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未见笼云心，谁知负霜骨”，但又持“愿持鹪鹩羽，岁暮依梧桐”的求告姿态。等到吴均求职无果写出《发湘州赠亲友故别三首》，分明流露出了“安得久留滞，商山饶白薇”的寻友不遇的焦虑，甚至陷入了“明哲遂无赏，文花空见沈”的自我怀疑。仕途不通达的苦闷常常萦绕在吴均的言志诗或咏物诗之中，且看吴均的《行路难五首其一》：

洞庭水上一株桐，经霜触浪困严风。

昔时抽心曜白日，今旦卧死黄沙中。

洛阳名工见咨嗟，一剪一刻作琵琶。

白璧规心学明月，珊瑚映面作风花。

帝王见赏不见忘，提携把握登建章。

掩抑摧藏张女弹，殷勤促柱楚明光。

年年月月对君子，遥遥夜夜宿未央。

未央彩女弃鸣篪，争先拂拭生光仪。

茱萸锦衣玉作匣，安念昔日枯树枝。

不学衡山南岭桂，至今千载犹未知。

洞庭水畔的一株“经霜触浪困严风”身死后被洛阳名工精工雕琢成为琵琶，受到帝王青睐步入宫廷宠命优渥，声名显赫，享受锦衣玉匣的待遇。诗歌末尾拿无人知晓的“衡山南岭桂”作对比，这无疑是西晋左思《咏史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感慨的一种变形。虽然在《行路难五首其二》中自我安慰“山中桂树自有枝，心中方寸自相知”，这种慰藉何其有限：在这艰难的人世间，究竟有谁在乎山中桂树的自知之明呢！即便是《行路难五首其一》步入建章的梧桐，其生前“经霜触浪困严风”的艰难时刻又有谁去同情，众人所感受到的唯有帝王恩赐的荣光。吴均在使用“桂”的时候沿用诗歌传统将其作为品质高洁的芳树，譬如在《赠柳秘书诗》中有“蘼芜与丹桂，奇心复奇骨”的赠答，在充满理想色彩的写景咏怀诗《山中杂诗》中有“山中自有宅，桂树笼云枝”的描述，但是需要注意吴均在另一首咏物诗歌《伤友》之中，却是“可怜桂树枝，怀芳君不知。摧折寒山里，遂死无人窥。”吴均一直是清醒且痛苦的，诗中弥漫着浓郁的寒士同病相怜之情，那种身怀抱负但投靠无门的哀怨，缺少生活物质基础保障而至死无名的残酷现实，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明白吴均这种心理真实所负载的高压。

明万历年间凌性德刻本《虞初志》《阳羡书生》页

吴均的文学之路在齐梁换代之际迎来了希望。梁初文学颇为盛行，按《梁书·文学传序》载：

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求异人，文学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当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儒、吴郡张率等，或人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

梁武帝萧衍精通文学，改朝换代后搜求文学之士，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布衣吴均于建康奔波，忙于文学活动也就相当自然了。《文学传序》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吴均，但这些年吴均奔走建康谋求职位，寻求过王僧孺、任昉、周捨等人的帮助，至于自己的文章被沈约青眼有加，很难说是水到渠成，应该是吴均努力得来的一个结果。

吴均的心可以说是很古的，骨子里想必也有一股傲气在，虽然他一度有过“文花空见沈”的怀疑，但他在求告达官显贵的书信之中，譬如他写给任昉的《赠任黄门二首》不忘用山水比兴展示自己的诗才，随后在诗尾直接坦白“欲言终未敢，徒然独依依”“岁暮竟无成，快来坐默默”，即便是投给梁武帝宠臣朱异的《赠朱从事诗》中，吴均也没有摆出媚俗的姿态，放下文学的格调去吹捧对方，这一股“直心”与风格绮丽的齐梁宫体诗可谓格格不入，反倒让人想起汉代无名氏《古诗十九首》中那“行行重行行”的主角。对于一个人到中年的吴均来说，是不能用天真去形容他的这一股“直心”的，这必然是他一直以来的一种自我坚守。

梁天监二年（503），时年35岁的吴均被时任吴兴太守柳恽召为主簿，史载“日引以赋诗”，迎来了自身文学活动的高峰期。按照年龄来推算，沈约年长吴均28岁，是吴均的父辈人物，柳恽年长吴均4岁，和吴均平辈。相比于将其引入建康文人圈但实际交集并不多的沈约，柳恽才是吴均真正的知己。柳恽（456—517），字文畅，出身河东柳氏，南齐司空柳世隆之子，堪称南朝齐梁时期精英文士的典型。

柳恽从小受父、兄影响，勤奋好学，少有志向，才华出众，远近闻名。柳恽年轻时就以擅长赋诗闻名，少年时曾写有一篇流传久远的《捣衣》诗，其中“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一联，最为时人赞赏。柳恽少时学琴，琴技精湛，善于推陈出新，当时天下闻名，吴兴诗人丘迟知道柳恽爱琴，且又在家乡当“父母官”，于是从数百里外送给他一段琴材，并题写《题琴材奉柳吴兴》诗以相寄，留下一段佳话。柳恽善下围棋，是著名棋手，入梁后，梁武帝使柳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柳恽为第二。柳恽善博射，发必命中，精医术，长于占卜，著有《卜杖龟经》。面对这样一位多才多艺著称天下的名士，就连梁武帝也不禁赞叹道：“吾闻君子不可求备，至如柳恽，可谓具美，分其才艺，足了十人。”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两次出任吴兴太守，并且任职长达十一年之久，确是吴兴之幸。今天我们都知道他那首流芳百世的《江南曲》：

汀洲采白蘋，日暖江南春。

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

故人何不返，春华复应晚。

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

白蘋洲秋色

《江南曲》是柳恽吴兴太守任上所创作，被视为五言律诗的滥觞，是柳恽诗作中对后世诗坛影响最大的作品。诗的开头两句由写汀洲采蘋而带出江南明媚的春色，笔墨寥寥而江南水乡风物宛然可想。这两句借采蘋起兴写相思之情，使读者不由依照楚辞的文学传统由芳草想起美人，江南如画的春色无疑也给思妇和她的相思平添了一段风情。全诗借乐府旧题写闺怨，语言凝练，自然朴素，诗歌中婉然深挚的相思之情与清丽多情的江南背景融为一体，成为千古绝唱。《江南曲》为湖州创造了传唱千古的最美文学意象——白蘋洲，此诗一出，后代诗词名家都会有意无意地追羡仿效，比如“诗鬼”李贺读后就大为赞叹，遂写了一首追和诗：

汀洲白蘋草，柳恽乘马归。

江头楂树香，岸上蝴蝶飞。

酒杯箬叶露，玉轸蜀桐虚。

朱楼通水陌，沙暖一双鱼。

诗承接柳恽《江南曲》意，重在写离别后的欢聚之情，其中颈联诗人李贺表达对柳恽的敬意。尾联描写水中鱼儿竞游，暗喻柳恽生命虽去，精神犹存。

起初柳恽出任吴兴太守，辟沈崇傃为主簿，然而沈崇傃跟随柳恽到郡后不久因丁忧去职，才有了“天监初，柳恽为吴兴，召补主簿，日引与赋诗”的一段佳话。即便后世吴均的诗名要高于柳恽，但是在吴均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里，柳恽这位多才多艺的名门贵胄无疑是同时代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吴均则像是梁武帝为装饰自己太平盛世所招徕的众多流星之一。在柳吴酬唱的这段佳话中，最为珍贵的便是柳恽对吴均的惺惺相惜与宽容理解，史载“均尝不得意，赠恽诗而去，久之复来，恽遇之如故，弗之憾也。”历史并没有说吴均究竟为何而不得意赠诗离去，从后面吴均从军的行径来看很可能是难以忍受“闲愁最苦”，估计出去后并未找到合适的归处，又“久之复来”，柳恽依然待之如故。今天任何一个经历过求职场上激烈竞争的人，读到这里想必都会为之赞叹。柳恽与吴均既共享着文人唯美、虚无、逃避的一面，同时或许因为其地位在诗歌中也表现出相当务实的一面，因此在《赠吴均诗三首》中，既有“愿作野飞鸟，飘然自轻举”之语，同时又对吴均有着“徭役命所当，念子加餐饭”的诚恳鼓励。在这样一位优容大度、志趣相投的吴兴太守支持下，吴均的诗歌展现出了一种难得的宁静与自由：

王孙重离别，置酒峰之畿。

逶迤川上草，参差涧里薇。

轻云纫远岫，细雨沐山衣。

檐端水禽息，窗上野萤飞。

君随绿波远，我逐清风归。

——《同柳吴兴何山送刘余杭》

河阳一怅望，南浦送将归。

云山离晻暧，花雾共依霏。

流连百舌哢，下上阳禽飞。

桂舟无淹枻，玉轸有离徽。

愿君嗣兰杜，时采东皋薇。

——《同柳吴兴乌亭集送柳舍人诗》

《采菱图》（局部）元赵雍

在这两首诗中，吴均没有用大量文学传统中的景与物来填充诗歌的内容，而是用生动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吴兴地区的山水，在情绪表达上，与以往的赠答诗歌不同，抒情的尾句“君随绿波远，我逐清风归”表达了一种与志同道合之友颉颃共进的明快爽朗，“愿君嗣兰杜，时采东皋薇”寄托着彼此保持高尚节操的相互砥砺之情。

柳吴唱和之西亭、毗山二亭作为文事的见证地，数百年后其本身也具有了人文信息，成为特定的文化遗产，成为之后一批批吴兴太守们追寻前贤，欲继风雅的绝佳之地。嘉泰《吴兴志》载：

柳恽为吴兴，召（吴均）补主簿，日引与赋诗毗山亭。旧经云：在毗山，梁太守柳恽所创，恽与郡主簿吴均，有毗山诗赠答，吴均有《同柳吴兴毗山集诗》曰：“‘平湖旷复远，高木峻而危’，状其景也，柳恽尝建亭其上。”

西亭记残碑是颜真卿湖州时期唯一存世碑刻

郡守公务之暇，往往携嘉宾良朋登临以游，常常在这些亭堂楼台集饮赋诗，亭堂楼台触处见山，触处可以引溪流，都是山水清远、景致幽雅之所。颜真卿也曾与众嘉宾会聚西亭，其上承晋宋以来的郡守宾客唱和遗风，下启赵宋的郡牧文豪集会风气，他在《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中备述西亭雅集之事：

湖州乌程县南水亭，即梁吴兴太守柳恽之西亭也。缭以远峰，浮于清流，包括气象之妙，宾资游宴之美。观夫构宏材，披广榭，豁达其外，睽罛其中。云轩水阁，当亭无暑，信为仁智之所创制。原乎其始，则柳吴兴恽西亭之旧所焉。世增崇之，不易其地。

《西园雅集图》（局部）元赵孟頫（传）

吴兴历代郡守修造、雅集的亭堂楼台为集会场所，以宴游饯别和人文旨趣为集会主题和格调，毗山、岘山、杼山都因郡守宾客雅集唱和名噪一时，充分展现了湖州雅集风尚，积淀并最终完成了湖州闲雅尚文的文化形象的塑造，对湖州文化品格建构贡献巨大，同时对明清湖州的文会兴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柳吴之间的酬唱成为了这种闲雅传统的一个源头，不仅因为二人徜徉吴兴山水间时为六朝诗坛留下了印证，过去政治家与诗人之间的知遇之交足以成为后世文人在人生失意时极力歌颂的对象。

史书关于吴均从军之事无明确记载，然吴均集中多首边塞诗非至前线不能写出，与其“请披而有古气”诗风形成有很大关系。多年经营的文学道路只让吴均成为了文人清客，吴均出身寒微，无祖荫可承，则吴均从军必然是希望立军功受赏，以期跻身上流。

我们对吴均从军的建树不能有过多的期待值，留世的史料与诗歌中都没有证据直接证明吴均具有优秀的军事才能或者武功，他的从军大约是作为随军幕僚。《南史·吴均传》记载：“（柳恽）荐之临川靖惠王，王称之于武帝，即日召入赋诗，悦焉。待诏著作，累迁奉朝请。”《梁书·武帝本纪》载：“（天监四年）冬十月丙午，北伐，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按照时间推算，吴均很有可能参加了这次北伐。柳恽向着临川王萧宏推荐过吴均，通过临川王吴均又受到了梁武帝的召见，而柳恽极有可能也向次兄柳惔推荐过吴均，帮助这位好友实现他通过军功跻身上流的理想。

西亭飞雪

吴均以“文体清拔有古气”闻名于世，效仿者传为“吴均体”。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记载了一则逸闻：“庾信作诗用吴均《西京杂事》事，旋即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也。’”这一方面从侧面印证出了吴均当时所负文名，另一方面反映出了像庾信这样的上层精英文人未必能够全然接受吴均的诗文。在后世一众诗歌评论中，明人陆时雍《古诗镜》的评价显得特别刺耳但确实切中要害：

吴均粗浅无文，好为杰句，只得俚耳。贫人富饰，识者自知其绽。

所谓“文体清拔有古气”的“古气”，在当时并不受主流诗坛的欢迎，又因为吴均本人得罪过梁武帝，所以终其一生没有得意过。吴均虽然在诗歌形式上采用的是典型的永明体，但在题材的选择上倾向于游侠、戍边等以武事为特征的题材，以及通过诗歌传达出的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抱负以及因抱负无法实现而产生的怨气，从而使其诗歌表现出一种“古气”，这在当时上流文化圈中都不是很受待见。北齐阳松玠《谈薮》留存的记载里有这样一则逸闻：

梁奉朝请吴均有才器，常为《剑骑诗》云：“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高祖谓曰：“天子今见，关西安在焉？”均默然无答。

承蒙皇帝亲自召见对答，本身是臣子表现自己难得的机会，吴均面对梁武帝的质问“默然无答”固然是自身性格不够机敏的表现，然而深谙文学之道的梁武帝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对诗歌内容上有意见，那就是对吴均本人有偏见。而实际上六朝前期的北伐经验也已经让统治阶级上层知晓南北力量的差距，南朝利用长江天堑自保有余，但讲到北伐则力犹不及，于是统治阶级上层的心态也不同于南渡初期，像东晋桓温的多次北伐失败，也有着内部矛盾的缘故。梁武帝是希望江山稳固的一国之君，吴均是渴望通过军功改变命运的一介寒士，二人的立场与视野决然不同。

明人董斯张《吴兴备志》中引《谈薮》中另一则逸闻：

梁武帝围台城，朝廷问外御之计，均忙不知所对，但云：“愚以为速降为上。”

北齐阳松玠《谈薮》佚散久矣，《太平广记》中录有约八十条，多为志人故事，类似《世说新语》。这一则逸闻疑点颇多，即便南齐末吴均真的身在台城之中，按照吴均布衣的身份，朝廷没有任何理由向吴均咨询军事意见。大抵吴均边塞诗在北齐时代便已负盛名，致使好事者将其编排为逸闻。事实上，边塞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型，所展现的内容一般并不能够表现出作者的军事韬略，即便像唐代诗人中真正以军功拜将封侯的高适，其出名的《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也是沿着既有的文学传统，通过描写边塞军事来抒发自身建功立业的雄心，而边塞诗本身也因为题材的特别，在一众诗歌类型中独树一帜，在对外军功卓越的初盛唐时代成为诗人们由衷喜爱的题材，像诗僧皎然年轻求取功名时也撰写过《从军行》。吴均在边塞诗上很具有创新性，且看其边塞诗的代表作：

可怜雉子班，群飞集野甸。

文章始陆离，意气已惊狷。

幽并游侠子，直心亦如箭。

生死报君恩，谁能孤恩眄。

——《雉子班》

麻生满城头，麻叶落城沟。

麻茎左右披，沟水东西流。

少年感恩命，奉剑事西周。

但令直心尽，何用返封侯。

——《城上麻》

男儿亦可怜，立功在北边。

陈头横却月，马腹带连钱。

怀戈发陇坻，乘冻至辽川。

微诚君不爱，终自直如弦。

——《从军行》

仆本报恩人，走马救东秦。

黄龙暗迢递，青泥寒苦辛。

野战剑锋尽，攻城才智贫。

唯馀一死在，留持赠主人。

——《咏怀诗二首其一》

吴均的边塞诗是言志写意的，他的诗歌里很难找到像西安碑林《昭陵六骏》碑刻那样写实的马。

三首五言都押韵，说明吴均在诗歌形式上也对韵律进行了深入研究。不同于唐代诗人仰慕汉朝时代所展现出的一种强烈国族认同和随之而来雄浑的战争场面，吴均诗歌中可以追溯的源头是东汉末年曹植的《白马篇》“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原诗中在表现诗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主人公明显有一种华丽的个人英雄主义蕴含其中。吴均的边塞诗很具有创新性，他保留了《白马篇》中对个人的描写，但省去了对主人公矫健身手的大段表现，而直接跳跃到“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式的言志，中间加入荒凉萧瑟的景物描写进行衬托，仿佛立即要把自己赤诚的“直心”掏出胸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报君恩”，是其对“建安风骨”的一种继承。

吴均的边塞诗对唐诗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人王士禛在《带经堂诗话》中论述道：

盛唐诸公五言之妙，多本阮籍、郭璞、陶渊明、谢灵运、谢朓、江淹、何逊;边塞之作则出鲍照、吴均也。

透过吴均边塞诗中那些荒凉萧瑟的场景，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南梁时期南北边境拉锯战的残酷，是时代限制了吴均的发挥：像吴均这样直心的人发出“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慷慨之音时会让实用主义者感到困惑，而几百年之后年轻的李贺沿着吴均的诗路发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读者首先感到的是大唐王朝扑面而来的自信。

吴均不仅有直心，亦有史才，他因为直心而得罪梁武帝，又因为展现出的史才而被梁武帝所欣赏。《梁书》本传中记载道：

先是，均表求撰《齐春秋》。书成奏之，高祖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

按《南史》本传有更加详细记载：

先是，均将著史以自名，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齐春秋》奏之。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吴朝请集》内封

吴均的官职不大，他从建安王萧伟记室辗转回到都城建康，成为了众多奉朝请中的一员，实际上是一名被安置的闲散文官。同样是奉朝请，沈约的职业起点也正是这个官职，相当于吴均辛苦半生最终只达到了贵族沈约的职业起点。吴均定然不甘于这种被安置的闲散状态，“将著史以自名”，在没有获得官方许可的情况下私自撰写南齐书，“佐命”一词道出了萧衍将齐明帝“取而代之”的事实，此举影响了萧梁政权的合法性，自然也就得罪了梁武帝。客观上来讲，吴均撰写的南齐书必然会因为“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这些核心一手官方史料的欠缺而严重影响自身的可靠性，也就有了“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的结果。唐人刘知幾严厉批评了吴均：

子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

虽然吴均私自撰写的《齐春秋》被梁武帝下令焚毁，本人也因此免职，但不久梁武帝又召见吴均让他撰写三皇到齐为止的通史，亦足见梁武帝对吴均文字功力的充分肯定，“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已毕，唯列传未就，卒。”这一诏令让吴均将自己的生命都投入到修史之中。从《梁书》所记载当时吴均存世的史学成果来看，吴均堪称发奋著史：

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著《齐春秋》三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唐先贤传》五卷、《续文释》五卷，文集二十卷。

《梁武帝半身像》南宋佚名

吴均被刘知幾批评可以有很多原因，但绝不是因为吴均缺少刘知幾所称赞的史胆。《谈薮》中的另一则逸闻中记载道：

梁高祖尝作五字叠韵，曰：“后牖有榴柳。”会朝士并作。刘孝绰曰：“梁王长康强。”沈约曰：“偏眠船舷边。”庾肩吾曰：“载匕每碍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庙，残六斛熟鹿肉。”何逊用曹瞒故事，曰：“暮苏姑枯卢。”吴均沉思良久，竟无所言。高祖愀然不悦。俄有诏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宜付廷尉。”

“暮苏姑枯卢”原是“蓦苏孤苦颅”音讹，引用曹操读陈琳檄，头风翕然而愈事。何逊此句拟曹操口吻，直犯对君称孤之忌，故为“不逊”，同时或许因为引曹操多少会有影射之嫌疑。逸闻中，当朝堂上五字叠韵的游戏转到吴均这里时，就不再是纯粹的文字游戏了，已然成为了“宜付廷尉”的事故。这则逸闻多有杜撰之嫌，很难相信吴均在擅长的诗歌领域内无法发挥。但《谈薮》这则逸闻与《南史》本传较之《梁书》本传所多出的“帝恶其实录”的批评指向是一致的。同样是《谈薮》中另一则逸闻，就在梁武帝质问吴均《剑骑诗》之后，吴均怼了当初认可他的南梁开国功臣沈约：

均又为诗曰：“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沈隐侯约语之曰：“印黄沙语太险。”均曰：“亦见公诗云，“山樱发欲然”。约曰：“我始欲然，即已印讫。”

《六臣注文选》南宋建阳刊本书影

吴均在《谈薮》的多则逸闻里形象大相径庭，刚刚分明面对梁武帝默然无语的吴均，在与前辈沈约进行文学音律商讨时便能信手拈来。虽是逸闻不可尽信，但一些客观的点比如吴均与沈约在当时都深入研究乐诗歌音韵规律暗藏其中，而吴均那种耿直的性情在不同逸闻的不同反应中也保持了一致，作为一名文学之臣，吴均面对帝王无法抵达历史记载的真实，他对梁武帝的冒犯，使得久负诗名的他甚至没能入选梁太子萧统编修的《文选》，有幸后世留存了吴均的大量作品，使读者能够在诗文之中寻找他的心理真实。

2023年国产动画《鹅鹅鹅》正是源于《阳羡书生》。

值得一提的是，吴均存世志怪小说集《续齐谐记》非常耐读，读者仿佛遇见撰写《与朱元思书》迥然相异的作者。《续齐谐记》成书时间大约在天监九年（510）至普通元年（520）之间，吴均生命的最后十年，虽仅存一卷，但堪称六朝志怪文学的佼佼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为“小说之表表者”，鲁迅称赞说“亦卓然可观”。在《续齐谐记》中最为经典的篇章当属《阳羡书生》。

从故事内容上来看，《阳羡书生》是一则华丽的怪谈：阳羡人许彦肩背鹅笼在山间行走，路遇一书生喊脚痛，要求坐到鹅笼中。最初许彦以为这是玩笑，却不料书生真的钻入了笼中，“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更怪异的事情随之而来：途中休息时，书生口吐肴馔，与许彦共享，并吐出一妇人陪伴他。而妇人并不满意书生其人，对他怀有怨气，趁书生醉卧，口吐一男子与之相会。这男子又不真心对待此妇人，又口吐一女子与之戏谈。在书生觉醒前，男子口纳所吐女子，妇人纳男子，最后书生纳妇人及诸器皿，留下一个三尺大铜盘给许彦作纪念。

图为萧衍《异趣帖》，其中文字“爱业愈深，一念修怨，永堕异趣君否”可显示梁武帝对佛学的深入研究。

《阳羡书生》本身是吴均受佛教影响的一则证明。周次吉在《六朝志怪小说研究》论述道：“因佛教之输入，或就经喻故事改写者；中印交通，印度文学随之以入，则或秉其架，写我本土文学者。其影响与六朝志怪，实深远矣。”《旧杂譬喻经》有记载，当佛教故事传入中国后，首先由晋荀氏的《灵鬼志》加以敷衍，发展为《外国道人》。吴均集中笔墨改编了《外国道人》前半部分的鹅笼故事，将故事的地点放在了中国的绥安山，设定了故事年限永平三年，外国来的道人变为阳羡书生，将这一天竺佛经故事中国化。吴均凝练的史家笔法赋予这个虚构的外来故事以血肉，尽可能地增加其真实性，同时又毫不吝啬地放大了《外国道人》的奇幻色彩，让书生口中吐纳的妇人趁着书生睡觉吐出年轻的男子，随后那名男子又背着女子再吐出一名“年可二十许”的女伴，不久随着书生睡醒，一切又回归不久前的状态。故事的主人公许彦在短时间内见证了这些奇幻，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当时的惊异，许彦担当了这场奇遇的主人公，但他又只像是一个旁观者，看似非常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切，整场奇遇下来分明只说了三次“善”，那是一种同意还是一种赞美？还是说许彦面对忽然发生在人生旅途中一系列五光十色、斑斓陆离的空幻演绎时，偶尔沉迷其中却又一直清醒地知道人的欲望一直摆荡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想要加入或者退出却又始终明白自己无法做主时的那种疲劳与茫然。却不知许彦有几分是吴均，吴均又有几分是许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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