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民国时期长兴煤矿的兴衰悲歌

湖州发布 2023-12-10

播音：汇哲、王然
全文7204字，阅读约47分钟《湖州味道》特邀作者：李士杰投稿邮箱：963458800@qq.com

煤炭被大量且广泛地用作工业生产的燃料，是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从18世纪末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并逐渐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能源，推动了工业和人类文明的大踏步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采利用煤炭的国家之一，至于长兴县的煤炭开采，至迟在明代中期就留下了记载，但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煤炭采掘业。19世纪中叶以后，西风东渐，洋务运动兴起，民族工业开始发展，对煤炭的需求日增。作为江南蕴藏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的煤矿，长兴煤矿在1912年至1937年期间得以迅速发展，并一度成为长兴县最有影响的一张名片，提起长兴，外人就会谈到长兴煤矿。但在时代的民族灾难面前，长兴煤矿最终仍无法逃脱厄运，奏鸣了一曲令人扼腕的悲歌。

长兴煤矿之葆青煤井

长兴县煤山镇与安徽省广德市的毗邻地带，是一处神奇的地方，如今群山连绵，峰峦叠翠，很难想象2.5亿年前竟是一片海洋。

100年前，煤山镇的稻堆山与青塘山之间的山体，因开挖石矿而裸露的宕面上，层次分明、纹理清晰如同“千层饼”般层层叠叠的剖面间，不断出现鹦鹉螺、鱼形和各式各样的贝壳类化石，悄然引发了远方那些深邃目光的关注。众多中外地质学家不远万里来到葆青村，在那岩层上不停地敲击、凿眼、取样研究，最终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努力，这片称作“长兴灰岩”的煤山剖面，被确定为记录地层古生代与中生代交界，同时又是二叠系与三叠系之间的“金钉子”。

今日之煤山镇

那些曾经生活于二叠纪时代浅海地域郁郁葱葱的古生物，经过二叠纪末三叠纪初的第三次地球生物大灭绝，终归于沉寂，在沧海桑田的演变中，神奇地演变为大地深处沉积岩中的煤层。

地处长兴西北隅的这片山区，数千年来一直是人烟荒莽，以致在地方志书中很少出现其记录。成书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的《长兴县志》，却有县西平辽乡（注：古地名，主要范围即今煤山镇）产煤的记载。虽然具体于何时开挖已经无法考证，长兴煤炭开采不晚于嘉靖年间（1522—1566）。

晚明时期，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万历三十年（1602）任长兴知县的名宦熊明遇在其书《盗贼课》中记录“长兴山中有炭矿，可容数百人采凿，矿长亦各豪也”，他口中的“炭矿”自然就是早期的煤矿了。由于古法采煤又脏又累，为示重罚，他还将部分犯罪人员送入炭矿，让他们帮助矿头挖煤，可见规模不小。清初，西北山区的煤炭继续开采，清代《长兴县志》云：

在合溪南北两山。宕户出赀呈报开采，其无关碍城池龙脉及民间坟墓等处，听从民便，以地主为宕户。官地官山，则以领帖输税之人为宕户。此天地之利，由来已久，上以输国课，下以济民用者也。

古法采煤采用竖井法，由于白岘千井湾一带地下富藏优质烟煤，明末清初的煤井越挖越多，以致有了“千井”之称。清代长兴知县谭肇基认为：采煤属天地自然之利，由来已久，上能丰裕国库，下能富足民用，但也要深入了解它的危害。古法采煤的危险性很大，在县志中亦有体现：

井深有百余丈，远至二三里，开挖者数十人、百余人不等。往往有掘向深邃处，忽泉水涌出；抑或支木不坚，从上坍下；又有工人不谨，燃油失火延烧等弊……人命轻如草菅，莫此为甚。

因此，清代的县衙也采取了一定的安全管理措施，比如开矿要呈报批准，对挖矿的深度、木头支架的坚固以及矿工的穿着、矿灯作出规定并公告。清乾隆九年（1744），知县谭肇基立碑在所谓县境龙脉所在的风水宝地——合溪乡二都南皋山、乌山冲禁止开采煤炭。

长兴西北山区的煤炭开采经历清初的兴盛期后，不知何因，自乾隆之后便日益衰竭起来，但嘉庆及太平天国时仍有间歇性开采，千井湾的老煤井中曾经出土太平天国时期的带钉鞋底、棉衣、竹签和头巾等遗物。太平天国运动后，受县内人口锐减的影响，虽有同治年间南浔富商周庆云欲投资之举，但煤炭开采终究是停顿了下来。

古代的采煤活动虽停顿了下来，但长兴煤炭蕴藏量丰富及其价值已为县人所了解。时光很快就来到了近代，虽说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一系列丧权辱国协约的签订使得中国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思想也深深地烙印在上海开埠后江南一带士绅的头脑中。长兴的富绅钟仰贻就是其中的一位。

钟仰贻像

钟仰贻，1878年生于雉城东鱼巷，其家庭从明代开始便是县城内的仕族世家。其祖父钟麟是清道光二十九年已酉（1849）拔贡、咸丰十一年（1861）顺天副贡，曾赴京任内阁中书；祖母是明清著名书画家、刑部郎中张度之姊；父亲钟荪（1847—1930）于光绪元年（1875）中举，任过黄岩县教谕。钟仰贻出生于这样的书香门第，也走上攻读功名之路，年纪轻轻便成为了近在家门口的县学廪生。

钟仰贻的少年时代是在宗法社会剧变、山河风雨飘摇的年代中度过的，年少的他耳闻目睹了中国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惨败，深感科举仕宦之路改变不了现状，便摒弃家族习儒为官的传统理念，投身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救国之路。他的好友温锦荪给予了他鼎力支持。温家与钟家是世交，温锦荪的父亲温以燠曾任长兴县主簿多年，与钟荪结为至交。温家父子后迁移到郡城湖州，由经办盐务起家，开钱庄、办典当，经济实力强劲，成为湖州数一数二的富商，温家兴办工商业的经验，给予了钟仰贻办实业的启迪。

钟仰贻投身发展民族工商业是从创办长兴煤矿开始的。其时，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现代工业开始发展，对于作为工业及电力支撑动力的煤炭原料需求是与日俱增，而江南地区恰是缺煤地域。信息灵通又具备一定工商资本的钟仰贻从中捕捉到了商机。1901年，年仅24岁的钟仰贻来到西北山区，在当地大园里徐伟农和光耀里朱定三的支持下，在山中不断地寻找矿藏，但因没有专业人才和仪器设备，未能如愿。此举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和冷嘲热讽。

煤井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钟仰贻并未放弃，他于1901年秋从上海请来一位德国工程师帮助勘探，他们翻山越岭，满山遍野寻老窿、找古井，东探西挖，细查矿藏，次年夏终于在稻堆山东侧的四亩墩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层。当即与徐、朱等人筹集银元6000大洋，组建了筹备处，具文报杭州藩司衙门转详清廷户部核准，于同年冬领到了开矿执照。他们立即成立了长兴煤矿公司，又着手筹集资金购买矿区地皮，建造起简易工棚，雇用当地农民五六十人用土法掘井。当煤井深入地下见到煤层后，资金很快告罄，他们又变卖户下良田增资续采，终于成功，成为长兴近代工矿业的先驱。

长兴煤矿限于资本实力，在提升、排水、通风等主要生产环节仍囿于土法开采，没有采用机械动力，设备简陋，效率低下；由于地处深山，运输也极为不便，所采之煤用畜力、竹筏运至合溪码头才能装船外销。组矿、采煤成功的喜悦很快被现实困难所替代，土法产煤无法克服的成本大、产量少的矛盾，使公司入不敷出、亏蚀不支，不得不于1903年关闭。

但在当时煤矿主要为外国资本控制的局面下，长兴煤矿是继清代第一批官办15家煤矿之后，最早有工商资本进入的江南地区私营煤矿之一，且成为民国时期长兴煤矿的先声，领一时风气之先。

决定走兴办实业之路的钟仰贻，刚刚步入正途就遇到重大挫折，非但“人生第一桶金”没有如愿实现，还面临骑虎难下的困境。他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设备来看，土法开采成本过高难以为继；从人才来看，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行政管理都要求较高，德国工程师的离去导致困难重重；从资金投入来看，需求巨大并非本地资本能够解决。所以，办矿仅凭一厢情愿的热情难以支撑下去，但是他仍认定市场需求及矿藏供给这两端的基础牢固，只要资本实力充足，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煤矿开采仍大有希望。

长兴煤炭蕴藏量丰富，为全省之冠，分布于煤山盆地及盆地周围，包括煤井岗、东风岕、千井湾、广兴、葆青、新槐、青东等地。《民国长兴县新志稿》记载：“本县西部广德边境属中二叠纪礼贤煤系，即长兴矿煤田所在地。长兴煤田位于长兴县城西四十五里，介乎合溪白岘二镇之间，包有张家涧、蒋家村、千井湾、圣学庙、槐花坎、南宝村、南皋村一带，合计面积七十一方里有奇。”

为此，始终心存不甘的钟仰贻将眼光投向外地，奔波于江南各城市之间，不遗余力地吆喝。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11年，与上海商人刘长荫、刘万青谈起了合作意向。刘长荫是宁波人，在上海法商立兴洋行充任买办，名下有“立兴”“立茂”“立大”三艘轮船，均以煤炭作为动力燃料，由此认识到煤矿的投资价值。富商刘万青则是湖北黄陂人，与原籍黄陂的刘长荫因是同室同宗而结为莫逆之交。

两人经过考察后，合议筹措纹银100万两，接手钟仰贻的旧矿，于1912年组建新的长兴煤矿公司，参与投资的还有王占元、卢永祥、夏超、张载阳、俞丹屏等政商界名流，甚至还动员了同样是黄陂人的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投资入股。钟仰贻亦未完全退出，以原有矿权、地契和资产作价入股，有他这位经验教训兼具的当地人鼎力相助，万事只欠东风的长兴煤矿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开办之初的新长兴煤矿生产规模并不大，运输仍全部依靠骡马畜力、竹筏等传统方式。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外煤炭输入锐减，北方煤炭又无法运至江南，煤价逐年攀升，发展商机千载难逢。刘长荫等资方人员遂决定扩大生产，谋划修建小铁路，并于1916年聘请了德籍工程师库舍尔。库舍尔勘查后认为，长兴煤山盆地的煤田蕴藏量约在3000万吨左右，以每日出煤1000吨计，可供百年开采。同年，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有着“中国现代地质之父”称号的丁文江教授，认为储藏量约为2000万吨，也为扩大开采提供了依据。因之，经过上海工商界的一番谋划，包括朱葆三、虞洽卿、刘歆生在内的十位商界闻人共同作为发起人，于1918年组建“长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达200万元合计10万股，其中刘长荫、刘万青控股35%。

1918年长兴煤矿公司股东合影，右起第六人为钟仰贻

至1920年，新公司增设4处煤矿，并收购原由民办此时已停产的广兴矿，将矿区从3574亩扩大至32264亩，从北方广招数千名有经验的矿工，并聘请国内外知名工程师负责技术。同年，还动工兴建自矿区到雉城五里桥全长26.5公里的轻轨铁路，于1922年建成通车，由此克服了传统运输方式的束缚，将所产煤炭通过小火轮经长湖申航道转运至沪、杭和苏、锡、常等城市。铁路通车后，煤矿产量剧增，1924年上半年，日采煤量达600至700吨，占其时全国煤炭总产量的9%，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1924年8月，受江浙战争波及，长兴煤矿被迫停办。是为长兴煤矿的早期发展阶段（1913—1927）。

长兴煤矿原为商办企业，因在江浙战争中受损，原股东无力恢复，国民政府中央建设委员会于1928年7月直接接办长兴矿区，成立长兴煤矿局。时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副委员长曾养甫了解到朱星叔精于采矿工程，遂在11月将他派往长兴调查，并于翌年春委任为长兴煤矿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在投入重建资金百万元之巨后，于1929年6月恢复了生产。

朱星叔就任长兴煤矿局长

朱星叔在任局长期间，创新立业特多：恢复广兴井，增加产量；延长广兴铁路及修建张家涧水泥大桥；延长矿山铁路，北至千井湾，南至湖州；扩大广兴新井及大煤山、四亩墩新井，使日产增加至一千吨；建立发电厂和自来水厂，使长兴煤矿的规模扩大、设备更新。因长兴煤矿煤气极重，以前工人时有死伤，为加强矿工安全，采用“双石洞法”，使空气进出只经石洞，不经煤洞，减少井中事故。为了提高工效，引进风镐、使用电矿灯，保证井下操作安全。

其时，长兴煤矿日产量平均在400吨左右，最高时达到600吨以上，矿工约5000余人，矿区面貌大有改观。1929至1932年之间，年产量分别为20919吨、128750吨、184641吨和208970吨。在当时民国时期兴办且由中国资本控制的20家煤矿中，除1家官办以外，其余18家均为民办，而长兴煤矿是唯一一家官商合办的煤矿，可见长兴煤矿在当时的地位。是为长兴煤矿的整顿复兴阶段（1928～1932）。

1932年9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将煤矿产权交还给以刘万青为主的原投资人，煤矿恢复至民营阶段。鉴于年龄、资金等原因，刘长荫、刘万青等股东委托宁益集团经营，由四明银行总经理孙衡甫亲任总经理，期限至1937年10月结束。这个时期，矿工最多时达6000人左右，年产量约为20万吨左右。是为长兴煤矿委托宁益集团代办阶段（1932—1937）。

朱星叔主理之长兴煤矿

1933年，我国地质科技文献信息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古生物学家计荣森在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调查员时，曾来长兴考察煤田、石油和长兴灰岩，绘制了《长兴煤田地质图》。所绘彩图以不同颜色区分地层，如石炭纪的青龙石灰岩层、五通系层等，二叠纪的长兴石灰岩层、龙潭煤系、孤峰层、棲霞石灰岩层、船山石灰岩层，三叠纪的青龙石灰岩层、红土层。二叠纪的龙潭系为主要含煤地层，图中用茶褐色标示。图中还标有矿区的铁路路线。

煤山至长兴的小铁路

长兴煤矿还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1925年，耗资10万银元建成了自备发电厂，并兼顾照明用电，后一度成为当年浙江省发电量最大的电厂。煤矿总部所在的四亩墩附近的张家涧小山村，原先地处僻野，一跃成为集聚数千人口的新兴市镇，办有各式工厂和矿区子弟学校、医院等场所。从矿区至五里桥的轻轨铁路，除货运外，还增挂了客运车厢，沿途共设矿场、庄坞、合溪、三里桥、五里桥（终点）5个车站，使得长兴成为除沪杭线、京沪线沿线的城市之外，江南地区较早通行火车的县城。

就国际地层标准剖面“金钉子”的确立而言，假使没有当年的人来人往，那些带有玄妙符号的鱼化石石片就不会传送到国际著名地质学家葛利普的手中，1932年命名的“长兴灰岩”也就无从谈起，这一重大科学成果很可能会与长兴、与中国无缘。

长兴煤矿虽在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在其26年（1912—1937）的发展史上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特别是经办煤矿的创始人刘长荫、刘万青、钟仰贻等人千方百计、含辛茹苦，始终没有实现其志向目标，反而是历尽艰辛、身心疲惫，最终难逃时代悲剧的厄运。

1914年，公司主要负责人刘长荫的儿子刘保德从欧洲学习矿业归来，赴长兴煤矿担任工程师，被寄予厚望。不久，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他亲自下井援救矿工，遭遇意外，年纪轻轻就被夺去了生命。刘长荫痛失爱子，悲伤欲绝，意气消沉，此后的矿务多由董事刘万青主持。

1922年轻轨铁路通车后，长兴煤矿产销两旺，声誉日隆，进入最为辉煌的辰光，原本还可继续扩大规模，实现计划日产1000吨的指标。但是混乱的政局下，北洋军阀混战打断了这一进程。1924年的江浙战争，长兴成为主战场，纵有朱葆三、虞洽卿这样的“宁波帮”财阀和卢永祥、王占元一些北洋军阀势力，还有任过浙江省长的夏超参资入股，可谓政界商界军界都有要人作为靠山，依然逃不过无情的炮火。

民国时期《长兴煤田地质图》

1927年北伐战争后，军阀混战局面结束，但原投资人无力将荒废三年有余的矿区恢复至战前水平，只得任由以张静江为委员长的国民政府中央建设委员会接管矿区。

朱星叔是近代中国矿业史上一位卓越的工程师，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官费留学美国，学成回国后运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改造和开拓中国落后的采矿业。特别是长兴煤矿，在他的惨淡经营下，使这家煤矿再度崛起，成为江南煤矿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然而不幸的是在内乱外患中，长兴煤矿于1931年10月18日遭到武装股匪袭击，朱星叔英勇殉职，年仅36岁。

朱星叔遗像，1930年摄，时年35岁

朱星叔壮烈殉难，全国震惊。建设委员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矿冶学会、清华同学会，联合在京祭奠于建设委员会大礼堂。长兴煤矿局祭奠朱星叔于五里桥，吴兴、长兴各社团代表、长矿职工千余人，臂缠黑纱，抚棺而恸。12月2日，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中外执绋者数百人，敬其能，哀其死。社会知名人士马寅初、周诒春等人发起募捐，于南京、上海设纪念堂、立纪念碑，以示不忘。

长兴煤矿举办追悼大会

原股东刘万青眼见煤矿效益良好，只能不断写信投诉。在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归还产权后，刘又因无法支付该委员会重建时投入的资金，只得委托与四明银行有密切关联的宁益集团经营。好不容易等到1937年10月期满收回经营时，已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不得不停产。虽说这10年当中长兴煤矿盈余充裕，投资人却是十分不幸。

同样悲惨的还有无数的矿工。长兴煤矿的矿工主要来自北方，在本地并无基础，当灾难来临时，往往是衣食无着、无以为生。1924年10月5日，在惨遭江浙战争战火摧残后，饥寒交迫的矿工蜂拥来到军阀周凤歧所在的八都岕周家村乞食，竟然被村民误作行劫而开枪自卫，当场打死打伤30余人。

日文版《雪》封面

在煤矿经营期间，矿难也始终相伴相生，最为惨烈的一次当属1934年秋的四亩墩矿井瓦斯爆炸，一次造成48人死亡；巴金在1931年冬采风一周后，写过小说《雪》，他曾经回忆在他下煤井的半月之前曾有15名矿工殉难，说明那个年代矿工的生产、生活条件是难以保障的；曾任过中共长兴县委书记的史之华亦曾统计，自开矿以来死于矿中的工人约有八、九百人。

如果说以上只是煤矿发展的曲折过程，那么抗日战争的影响，就是长兴煤矿和所有参与投资的民族资本家及全体矿工最后的哀歌和时代宿命。

1937年11月25日长兴沦陷，日本军队于26日抵达煤山矿区，停顿一日后经由广德向南京进攻，数千名矿工顿时陷入失业状态。长兴沦陷前，淞沪战争已经持续了三个月，长兴煤矿生产的煤炭无法外运到上海一些地方，在五里桥煤场堆积了大量存煤，县城沦陷后煤炭悉数被掳去；为阻止日军进攻，轻轨铁路亦被破坏，刘万青、刘子谷父子欲哭无泪。日本人视煤炭为战略物资，阴谋将长兴煤矿抢掠为已有，故特意未将煤矿破坏。战火稍有停歇后，煤山矿区暂无战事，已经接手经营权的刘子谷经理，勉力恢复小规模的开采并组织艰难的外销，以维持部分矿工的最低生活水平，对于大部分的矿工，已经倾尽心血、无计可施的刘子谷只得任由他们各奔东西、自寻出路了。

1940年，以防止日伪军抢占长兴煤矿为名义，国民党第三战区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电令第100军独立第33旅旅长黄镇中炸毁长兴煤矿。3月18日这一天，长兴煤矿终于划上了句号。据钟仰贻后人回忆，只有5块肥皂那么大的炸药，就将长兴煤矿的自备发电厂彻底炸毁了。一度是民族工业重要象征之一的长兴煤矿，最终曲终人散，消失在满天弥漫的尘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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