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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湖州饮食服务业五十年（1949-1999）发展小史
播音：王然、汇哲
全文9715字，阅读约32分钟《湖州味道》特邀作者：冯罗宗投稿邮箱：963458800@qq.com
民以食为天。餐饮业是满足百姓饮食和味蕾需求的重要服务行业，在老百姓一日三餐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餐饮服务业自古以来就是朝阳产业。它是区域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更是提高城市品位、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州素称鱼米之乡，是中国精耕细作生产和精致细腻生活的典范。湖州的特色餐饮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比如，湖州人养鱼、烧鱼的本事世间翘楚，鱼肴花样繁多、风味独特，自古就有“无鱼不成宴”之说。精致的水乡生活还衍生出了著名的“嘉湖细点”，那些可以储存的、便于携带的点心，成为往来客商馈赠亲友最好的礼物，甚至一度“嘉湖细点”特色的点心店、食品店、糕团铺在全国商埠码头乃至北京都有开设，由此声名远播。
1949年4月湖州解放，湖州古老的饮食服务业也获得了新生，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千禧年前的这半个世纪中，从百废待兴到百花齐放，湖州饮食服务业历经诸多变迁发展，许多事情还是值得回忆并书上一笔的。
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成了主人，湖城上下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新气象。但也有许多餐饮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对当时的形势缺少正确判断，处于观望等待之中，甚至有的开始解雇职工，关门停业，离店出走，导致一时间酒楼、菜馆业务剧减，市场萧条。于是，湖州饮食业的职工在人民政府的支持和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后来经常被老职工提起的“生产自救”运动：组织工会维持经营，各个饮食店既做门售堂吃，又做沿街叫卖，还有的做包饭。原有的酒馆饭店，降低了档次和售价，以经济实惠为主，以便于工薪阶层和劳动者就餐；专业的面馆，主营大小馄饨、阳春面，兼带浇头面，如爆鱼、大肉、咸菜等，还在夜间挑担沿街供应小馄饨；夜粥店以小盆冷酒菜为主，供应鸡粥，一并送上一小盆撒上葱花的鸡肉，每盆约有两三块，售价一角五分，夏天则是冬椿米粥炒蚕豆；便饭铺，也称荒饭摊，以门板为桌，以田鸡、小杂鱼、辣肉酱等低档便菜为主，主随客便，只求一饱。
“生产自救”期间，各店都延长营业时间，有早、中、晚及小夜市，从早晨六点开始一直要到晚上十二点。职工十分辛苦，而工资主要靠小账（小账按售价的10%计算）。在职工群众的艰苦努力下，各店得以渡过难关，保证了湖州饮食业的正常运转，同时也保住了饮食业职工的工作岗位。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初的1950年，湖州城从事饮食行业有632户，从业人员805人，年营业额45.5万，人均565元；服务行业213户，人员437人，年营业额23.3万，人均532.5元。
1956年全国掀起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湖州的饮食服务业也不例外。早在此之前的1954年，全市已成立了三个公司：浙江省湖州市公共福利事业公司，管理旅馆、理发、浴池、洗染等行业；中国贸易公司浙江省湖州公司，管理修理业、书剧场、制鞋、制面、豆制品、纸箔香烛、自行车缝纫机修理、旧货调剂等行业；中国饮食公司浙江省湖州市公司，管理菜饭、糕团点心、茶水等行业。为了便于开展工商业改造工作，三个公司合并组建了湖州市饮食服务经理部，归市商业局领导。
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饮服业原则上凡雇佣职工三名以上的店家实行公私合营，后成为全民所有制职工。其余的私人店、摊、担，则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后成为集体所有制职工。工商业改造调动了职工当家作主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虽然营业网点与从业人员较以往有所下降，但在营业方式、营业时间、供应品种等方面并没有大的变化，营业额还有了大幅提升。许多职工还成为了各个行业的管理者。最得益的是一批靠提篮挑担做生意、年纪已比较大的个体经营户，他们进入合作商店没几年，就拿退休工资安享晚年了，这是过去想也想不到的好事。
许多工商业者从资方变成了拿定息的劳动者。有的靠过硬的技艺成了店中的生产骨干，如同丰楼的小老板刘福生，就成了菜饭业的名厨，改革开放后，他还经常去商校烹饪班上课。但也有的由于从小娇生惯养，作为生产职工就很不称职，如许万兴糕团店的小老板许国良（小名阿根），经常招老师傅骂：从小在娘肚皮里就吃圆子饭，怎么就做不好生活呢？也有的从学校毕业后继承家业不久就碰到了工商业改造，如后来成为丁莲芳千张包子店经理的陈连江，开始在行业中做会计，“文革”时被调到店里当生产工，改革开放后，他担任了店里的负责人，发挥了他管理的特长，在恢复发展名店名小吃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陈连江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商业部劳动模范。
也是在改造的过程中，湖州妇女开始走出家庭成为了饮服业的生力军。湖州是一个近现代工业开发比较早的城市，主要是机器缫丝与丝织产业，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许多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湖丝阿娘”是这群女工的典型称谓。但在饮食服务业，1957年前除了极个别的老板娘参加工作外，基本都是男性的天下。公私合营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开始招收女职工，过去的“跑堂”“店倌”“账房”“卖手”大都为女职工所代替，许多女职工还顶上了有手艺技术的生产岗位，成为店中的“顶梁柱”，有的还成为了门店主任副主任。如费明珠与范荣珍就成了周生记馄饨店与丁莲芳千张包子店的主任，真正体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公私合营的糕团业的女职工还成立了“七姐妹小组”，经常一起学习时事政治、文化、技能，一时传为佳话，后来获得了全国妇联的表彰，上北京去领奖。1961年，湖州马路拓宽，在衣裳街口东侧的黄沙路南侧，造了一排很气派的两层楼店面，周生记馄饨店就搬迁到那里。为了做好堂口服务工作，市饮服公司调集招收了一批女服务员，新开的店中集中了五六个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新店美食，口口相传，成了当时湖城老街口一道靓丽的风景。
湖州饮服业经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后诞生了一大批国营饮食服务企业，这些企业规模虽然不大，最大的店职工不超过三十人，但就是这些饮食企业构成了一代湖城人的集体记忆中的美食地图。截至1978年，湖州城里的国营饮食服务企业有湖州酒家（彩凤坊红旗路处，现湖州大厦西处）、江南春（红旗路银泰百货店对面）、同丰楼（志成路，现星火服装大厦北面）、北国菜馆（同岑路，现浙北影城西面）、红星菜馆（仪凤桥北堍）、天兴园菜馆（下北街，局前巷出口对面）六家。国营糕团店有周生记馄饨店（红旗路衣裳街口东）、丁莲芳千张包子店（红旗路）、五芳斋糕团店（红旗路衣裳街口西）、年丰糕团店（上北街口）、大丰糕团店（坛前街）、兆丰糕团店（军民桥西堍）、庆丰糕团店（潘家廊）、新春点心店（红旗路中心医院对面）八家。另还有大小不等近二十家集体所有制饭店点心店和茶馆。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一直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1953年施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开启了中国的票证时代，这是短缺经济下的别无选择，也是“一穷二白”背景下确保五亿人民基本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措施。尤其是，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粮食副食品显得格外紧缺，同时肉类无论禽、水产品等也大量减少。面对这一困难的现实情况，湖州饮服业真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千方百计地设计出各种“特色菜”，尽其所能地满足老百姓的日常需求。
湖州饭店（1958年建立的湖州第一家国营饭店，后改为湖州酒家，原址在彩凤坊，即现湖州大厦西面，1987年拆除）和同丰楼的职工们在大搞“以素代荤、小荤大素、半荤半素”等“花式品种”的同时，创造了“亦菜亦点”的“一角五吃”，也就是花一角钱可吃一碗粥、半条油条、一个馒头、一碟酱菜或黄豆和一条小爆鱼。这中间，粥和馒头是可以调换的。这“一角五吃”一经发明，立刻“轰动”了湖州城，民众排队等吃，供不应求，当时的同丰楼早上供应“一角五吃”，排队一直排到店后的青霅屏巷里，可称是“盛况空前”。于是，其它的店也纷纷效仿。据当时湖州饮食服务经理部关于《改善供应方法的专题总结》中说：“‘一角五吃’出现不久，迅速发展到全县和其它地区。许多顾客在意见簿上写道：‘我们要的是经济实惠，你们的供应丰富多彩，我们感到满意。’‘创造明，苦钻研，小小圆盆多菜点，经济实惠迎客意，劲上加热翻生产。’说明‘一角五吃’受到群众普遍欢迎。”时至今日，虽然已过去六十多年了，但七十岁以上的人，对“一角五吃”可说是无人不晓，可见经济困难时期的这项“发明创新”，其影响之广和“魅力”之深。
这一时期，国家为了达到回笼货币、活跃市场的目的，以有限的物资针对高层次的消费，因地制宜地出台了所谓高级饭馆经营“高价菜”的政策。1961年2月，浙江省先后在杭、宁、温、嘉、湖、绍等地开展试点，选择了领导力量较强，有较高烹调技术水准，在当地有一定声誉和设备条件的饮食店共三十二家，开展高价饭馆（饭店）经营业务。到了8月，由于肉、禽、蛋等副食品供应更见紧缺，与当地的城市供应发生矛盾，于是大多城市停办，只有温、湖、绍三个城市的四家饭馆继续经营，湖州当时经营的只有湖州酒家一家。所谓“高价饭菜”其实也就是一菜一汤一饭，售价分三元五角和五元两种，其定价原则是：顶得住，销得出，优质优价，时菜时价，分等论价，毛利率达到了65%以上（一般饭店的毛利率是30%以下）。这实际上就是市场定价的原则，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年代里，这只能是一时一事的特例。当时一般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工资也就是三五十元，而一般人的月伙食标准也就是八九元，因此从其售价来看的确是高价了。一份客饭就吃掉了十分之一的工资和半个月的伙食费，一般人是不会问津的。从《浙江饮食服务商业志》中载的“浙江省高价饭馆1961年经营情况表”来看，湖州一家饭店（即湖州酒家）从1961年的2月9日到12月15日，营业额（不包括酒饭）做了二十万元，毛利额就有十三万元，毛利率达到了67%，供应人数是八万人次，占全行业营业额达到了10.6%。
此外，在五芳斋、美芳斋和营养饮品部三家点心店也定点供应高价点心。品种有小笼馒头，每客售价要一元二角；幸福双二只（用铁铸成的模子，内放发酵面，甜豆沙馅，烘烤而成的一种点心）售价是六角；八宝饭，每客售价为五角。毛利率都在70%左右。当时的大众化点心，如方糕、条头糕、油条、烧饼等只有三分钱，肉糕、肉馅的油饺、包子也就五分钱，周生记大馄饨和丁莲芳千张包子每客也就二角和一角五分，可见这个售价要比当时的一般点心的售价要高八到十倍左右，真是名副其实的“高价”。高价菜点的供应一直到1963年8月结束，结束的原因是由于副食品供应日见好转，高价饭店的供应毛利虽经几次调低，已经接近了平价毛利（35%—40%）的水平，但实际销售仍无显著好转，于是商业部在7月15日提出，高价饭馆退出高价商品范围。
“半价菜”和“加工米”也起于这一期间，其存在时间要比“高价菜点”长得多。“半价菜”要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加工米”则要到九十年代初粮票取消才结束。所谓“半价菜”，就是一种经济菜，是为了降低售价，对原来菜肴主料规格进行减半处理。这样就使顾客花原来一个菜的钱，便可以品尝两个菜。方便了顾客，刺激了消费，使回头客率增加。“加工米”则出现在1962年。由于面饭和点心实行凭粮票供应，而农民没有粮票，进城吃饭吃点心只有带米来调。所谓“加工米”就是来米加工调换面、饭和点心。这给农民和店家都带来很多麻烦和矛盾。对农民来说，每次进城办事，都不能忘了带一小袋米，因其像鸡的胃囊一样小，老百姓叫它“鸡炖哺”，一旦忘了带，就有挨饿之虞。有时就是带了，由于当时的米是在农村机埠上轧的，有时米比较碎，店家就不肯收下，或要打折扣，往往就会闹不愉快。店家也有苦衷，收下四乡各色米，有干的有潮的，还有碎的，保管不当或时间放长一点，米就要发霉起青花，店里就要受损失。米收多了，职工要用三轮车运到粮管所指定的地方，还要把每包米都按要求筛一遍。干这重体力活，都是在正常工作下班后进行的，既费时又费力，很是辛苦。九十年代初，粮票被取消了，可说是既解放了农民，也解放了店家。
1973年6月26日，大数学家华罗庚的推广优选法小分队到了湖州，在东门环城东路的汽车大修厂作了一场关于优选法的演讲报告。此后，湖州各界掀起了学习推广优选法的热潮。饮食业也不例外，在菜饭业与糕团业都对其制作的品种进行优选法的试验。最通俗的说法就是“黄金分割法”，也就是0.618。对下料或油温，先定个最多或最少，最高或最低，然后用0.618进行分割，确定一个数字，进行试验。如做油条，在放盐、碱（苏打粉）水的比例上，在油温的高低控制上，如何通过优选法的试验来达到最省油和料，并使油条能达到外形挺拔，吃口脆香。饭店里主要也是对氽油货时的油温进行控制，如氽排骨，多少度的油温时下锅最好，下多少量最适宜等等。
当时，每个行业都摆开了架势，或拉起横幅，或召开会议，通过评点，推出最好的配方，对普及优选法有很大作用。过去的师傅在操作时，没有数字概念，主要是靠经验和眼睛的观察来决定，优选法一推广，人人觉得新鲜，家家饮食店买了高温温度计，一边测油温，一边纪录，还反复比较，导致湖州城里的高温温度计一度热销断档，华罗庚先生的“优选法”也是一道别样的“特色菜”。
请名人写招牌，或画画挂在店堂里，以此来点缀风雅，烘突气氛，抬高店的身价，是湖州饮食店的一贯做法和历史传统。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南浔张静江开了一家素菜馆叫“禅悦居”，店堂上就挂着张静江写的一幅对联：“菜根宜细嚼，肉食无远谋”。但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很多历史招牌匾额与名人字画也受到波及，街上的店名也纷纷都改头换面，如同丰楼改为红卫饭店，许万兴改成禾丰点心店，周生记馄饨店改成大众馄饨店，丁莲芳千张包子店改成立新千张包子店，以此来彰显“破旧立新”的成果。
“文革”结束后，原有的名店开始恢复了旧名，请名人题招牌、写字画画也随之多了起来。最早的是谭建丞先生1979年所题的“湖州饭店”的店牌，谭老还题过“丁莲芳”“潮音大厦”的店牌，还为在哥伦比亚开设的中餐馆题过“雅叙园”的店牌。单晓天先生为“湘江大楼”与双林的“天韵楼”题过店牌。周昌谷和李文采先生为“江南春饭店”题过店牌。沙孟海先生为“湖州饭店”（二期）“湖州大厦”题过店牌。金鉴才和李英先生为“周生记”题过店牌。朱屺瞻先生为“湖州大酒店”题过店牌。刘海粟先生为“浙北大酒店”、张爱萍将军为“浙北大厦”题过店牌。王似锋先生为南洋饭店的“悦萍楼”题过楼牌。
在这些名人题写店名中也有许多故事。如周昌谷先生为在1984年5月重新开业的江南春饭店题写店牌，是做了匾额的，挂在饭店的一楼与二楼之间。匾额是有机玻璃做的，不知是没有挂牢，还是材料本身有问题，没有多久，这匾额突然就掉了下来，自然摔得粉碎。天妒英才，谁能想到周先生第二年就得病过世了，在名画家中属于英年早逝。周昌谷先生是绘画的天才，1959年30岁时，因画《两只羔羊》，在莫斯科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获美术比赛一等奖而一举成名。他题的店牌也十分有特色，不是一般的楷书，而是蚕虫体，显得简洁洒脱。江南春饭店后来请了李文采先生重题了店牌，由于这次是铜字，字本身也比较出锋，看上去倒没有周昌谷先生的字来得舒服。说来也奇怪，江南春饭店地处闹市，但自开店以来，总不是十分红火，直到九十年代初开始供应火锅后，生意才有大的改观。
沙孟海先生在1986年为湖州饭店题招牌，这幅字是通过他的学生、当时任西泠印社副秘书长的朱关田先生去求来的。字写在一张宽约五六寸，长约尺半多点的毛宣纸上。字虽是横的排列，却是老的写法，即从右到左。字做好安装上去后，有“好事者”就在《湖州日报》上写了篇文章，责问这是否是读“店饭州湖”，随即引起了一番大讨论。后来有专家说，从书法的角度来写来排也是对的，何况沙老是书法界的泰斗，应不会有错云云，这场争论才告平息。湖州饭店后来改制为红鹰集团接收，重新装修，门面上的字也重新做了新的，却排成了从左到右。字倒是排得“入乡随俗”了，但字与字之间气韵顿失，象散了架一样。特别是“饭”与“店”两个字的一捺与一撇，两向对着，看了更觉难受。如沙老还活着，看了“湖州饭店”的“新式”排法，该作何想？
当时请名人题字作画，似乎并不是很难，只要熟识，只要认可就行。通常的做法是由熟人或亲属送上一些湖州的土产，如螃蟹、茶叶、粽子、千张包子什么的，或请他们到湖州来住上几天，字画就有了着落。即使要付费，也是象征性的，其实就相当于付了一点纸墨费而已。记得1984年元旦，湘江大楼新开张，罗坤风的“毛竹”与童中焘的山水画，有足足三张四尺整张那么大，且画得非常精细，只收了八十块钱，相当于当时一般青年工人一个半月工资。而体量更大的吴山明“太白醉酒图”画得神采飘逸，也就一百二十元。到了1986年，沙孟海的一幅“湖州饭店”，也只收了八百元，当然于两年前相比，已是一种“跳跃”了。而朱关田先生为丁莲芳千张包子店装修而写的楹联，字有斗大，一分钱也没有收（很可惜，该店曾经想改成中式，后来仍为西式，故没有用起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请名人题字的行情就大大上升了，朱屺瞻先生为“湖州大酒店”题的字，是通过浙江美院朱恒教授去求来的，是五千元，是一字一千元的价。现在这些名家的字画，现在已是动辄几万、几十万元，非一般的人力物力所能办到了。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百鱼宴在湖州可谓是家喻户晓。在全省和全国的烹饪界也是有点名气的。有段时间，百鱼宴仿佛成了湖州菜的代名词。
湖州百鱼宴的出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的。1979年，正是百废俱兴，万象更新的年代，又值湖州第一座有电梯的六层新楼湖州饭店建成，湖州饭店的领导和吴水宝等厨师创立了湖州百鱼宴。由于与杭州、上海同行很熟，交流也很多，于是在第一届百鱼宴时，请来同行助阵。湖州人第一次看到了质感鲜明、款式新颖的花色冷盆与淡雅鲜醇、花色繁多的菜品。完全不同于湖州传统家常菜的筵席菜开始出现在湖州人的视野中，并且马上被湖州人所接受。百鱼宴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湖州传统上的菜馆菜，而且也逐步改变了老百姓的家常菜。
自那以后至改制前，湖州百鱼宴经历了三个发展高潮。第一次是通过“与上海接轨”，使湖州百鱼宴和湖州人对“鱼的烹调”为外人所称道。如果说，第一、二届百鱼宴是完成了湖州菜从“浓盐赤酱”到“色清形雅”的转变，那么到了1986年的第三届百鱼宴，可算是一个飞跃了。不仅在菜品的数量上增加到四百多个，而且广泛邀请了江浙的同行和新闻界的朋友，特别是邀请了上海电视台精心拍摄了《湖州百鱼宴》的专题片。这部专题片在介绍百鱼宴的同时，还介绍了湖州的风光和湖州人吃鱼的民俗，在随后的上海放映和向国际进行交流中反响很好，上海电视台也很高兴，于是就有了1991年的第二次拍摄，即二十集电视饮食文化系列片《湖州鱼谱》。此片在上海电视台播放后，引起巨大反响，与之相配套的书籍《鱼的烹调》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三次再版，印数达五万册，一时间在上海出现了“到湖州旅游吃百鱼宴”的高潮。
百鱼宴的第二次发展高潮是通过走向北京，参加全国烹饪大赛并夺得金牌，知名度进一步打响。1993年10月，全国第三届烹饪大赛（团体赛）在北京举行。湖州烹饪界联合组团以“浙江二队”的名义参赛，展台名称就是“湖州百鱼宴”。在全国八十多个参赛队中，湖州在级别上是最低的，在展台布置的成本上是最少的：展台的“鱼跃”雕塑和台面的“苕溪”“道场山”都是市饮服公司的美工程干锋设计雕塑的，展台上最引人注目的大鱼是用泡沫塑料雕的，外面的黄油是参赛队员用了三天时间，在程干锋的指导下轮流涂抹而成的。由于省饮服公司与省烹协的支持，调集了杭州、温州的厨师力量给予技术上的支持，加上参赛人员的努力，使展台以“主题突出，乡土气息浓，菜点制作精细”的特点获得好评，荣获金牌。而以省旅游局为主的“浙江一队”，本以为拿金牌是“囊中取物”，更不把湖州这“二队”放在心上，他们的展台是以“天堂宴”为名，并花了大本钱，请了中国美院老师设计雕塑，仿杭州飞来峰的弥勒佛的群像，但由于塑像过大，喧宾夺主，菜肴反而被淹没了，再加上在外卖比赛时的菜里发现有沙子，这样分就给打低了。当时比赛规定必须展台与外卖都在九十分以上才可得金牌，浙江一队就只拿到了银牌。这次参赛，使湖州百鱼宴在全国烹饪界有了一定的影响。
百鱼宴的第三次发展高潮是通过走出大陆，走出国门，参加国际性的烹饪大赛，成为一个地区的金名片。1995年，湖州烹饪界再次组团，参加了台湾的烹饪比赛并夺得金牌。由于这是大陆第一个烹饪代表团来台，引起了台湾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使湖州百鱼宴在台湾“一夜成名”。1996年，又参加了加拿大的一个国际烹饪大赛，也拿到了比赛的金牌。
经过不断的打磨和烹饪界几代人的努力，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湖州百鱼宴逐渐发展成为湖州饮食的一个品牌。
不同于百鱼宴在九十年代走出国门，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湖州有好几批厨师被派到驻国外大使馆或到友好城市的餐馆。由于浙江省对口的是中非和西非，故大多数的厨师被派往塞纳利昂、中非、贝宁等国的驻外使馆或援助小组。最早被外派的厨师是陈洪根，他是1965年被派往驻塞纳利昂大使馆。由于当时被派往国外是非常光荣的大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是十分重视的，陈洪根师傅在北京集中培训，得到了不少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厨师出国能带回一些“大件”，引得同行们都很眼热。记得1979年底，当时的手提式四喇叭收录机还很稀罕，厨师闵洪生回国刚带回来一个，湖州饭店很多的同事围着收录机又是唱又是讲，然后放出来听，笑得不亦乐乎。有些厨师在国外不仅学会了做西餐，还学会了讲一门外语，如厨师张新民，在国外两年，就能讲较流利的法语，在法国巴黎中转，一个人可到处走，买地毯还能和老外砍价，很是了得。
但常言道“出门三分险”，也有厨师出国碰上事的。1992年，湖州饭店厨师朱土宝被派往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要在美国纽约中转，但一下飞机，并不见有人来接，这下可晕了头。他不会讲英语，又不会打电话，不知道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在哪儿，只好向出租车驾驶员做手势，把两只手反翘成两只翅膀，表示是乘飞机来纽约的，至于要到哪里，就只好全凭互相手势意会了。那位黑人驾驶员非常敬业，载着他足足跑了两个小时，不知问了几个地方，终于找到了五星红旗飘扬的中国总领事馆。原来是来接机的人一忙把事给忘了，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而心有余悸。
改革开放以后，湖州的饮食服务业得到飞速发展，适应新的消费需求，湖城不断有新的饮服大楼出现。1979年，市饮服公司所属的六层楼高，面积达到四千多平方米的湖州饭店建成，开始了湖城饮食业发展的新历程。它打破了单一经营的传统模式，是餐饮、点心和旅馆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当时，这么高的饮服大楼还很少，为此，新华社杭州分社还发了专稿进行报导。开张的当年11月，湖州饭店举办了首届湖州百鱼宴，开始了湖州饮食界菜品的一场革命。由此，湖州百鱼宴开始名扬江南乃至全国，湖州饭店也成为湖州饮食业的“龙头老大”，执牛耳达十七年之久。1984年，湘江大楼和江南春饭店两个综合性大楼相继开业；1988年湖州饭店二期投产；1991年新建的南洋饭店开业；1992年湘江大楼二期（改名为湖州大酒店）投产；1995年新建的潮音大厦开业。与此同时，其它系统也纷纷涉足饮服业：商业局同系统的湖州大厦、白蘋洲饭店，供销社系统的浙北大厦工业系统的似玉大楼，军分区的长城宾馆等相继营业。国营饮服系统的经营达到了其顶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民营私营的大中小型饭店遍布湖城，其原料更为繁多，其菜品更为丰富，其制作更为精致，湖州饮食服务业进入了一个更为百花齐放的发展阶段。1996年第一家大型私营饮服大楼天煌大酒店正式问世，之后有涌现了一大批引领行业发展的优秀龙头企业。湖州众多的中华老字号和浙江老字号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进而形成一批具有湖鲜风味特色的湖州名宴、名菜、名点，推出一批烹饪和服务名师，发展一批具有湖州特色和一定影响力的美食特色街区。贯穿湖州饮食服务业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史，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方百姓，将昂扬奋发的创业精神与朝昔相伴的湖州味道融于一炉的坚持，定格为无数新老湖州人举箸交杯时刻的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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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州发布制图：沈高足
编辑：顾方明、金臻瑶
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记者：蒋莹
编辑制作：小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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