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英国著名意大利医疗史学家的意大利医学社会史力著！

光启书局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3-09-19

收录于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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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年，一场瘟疫席卷意大利。遭受瘟疫侵袭的佛罗伦萨城，既没有横尸遍野，也没有发生针对边缘群体的大屠杀，致死率远低于其他意大利城市。本书超越传统的贫富对立叙事，采取人口统计学、医学、社会、艺术等跨学科研究，将枯燥数据化为生动史实，从亲历者日记、政府官员信件往来、法庭审判记录、志愿团体记录等原始档案文献中，还原佛罗伦萨人为了生存，是如何在偏见与良知、法律与情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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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

原作名：Florence Under Siege: Surviving Plague in an Early Modern City

作者：〔英〕约翰·亨德森

译者：刘谦

出版社：光启书局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页数：512页

开本：32开

装帧：精装

定价：129.00元

ISBN：978-7-5452-1942-5

作者简介

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意大利文艺复兴史教授、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名誉院士，研究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意大利的社会与医疗史专家。另著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医院》（The Renaissance Hospital，2006）、《梅毒》（The Great Pox，1997，合著）《鼠疫与城市》（Plague and the City，2018，合编）。

译者简介

刘谦，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曼语言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地中海研究硕士。研究方向为意大利现当代文学、批判理论、城市研究及科技史等。

内容简介

1629年，一场瘟疫席卷意大利。遭受瘟疫侵袭的佛罗伦萨城，既没有横尸遍野，也没有发生针对边缘群体的大屠杀，致死率远低于其他意大利城市。

历史学家约翰·亨德森超越传统的贫富对立叙事，采取人口统计学、医学、社会、艺术等跨学科研究，将枯燥数据化为生动史实，从亲历者日记、政府官员信件往来、法庭审判记录、志愿团体记录等原始档案文献中，还原佛罗伦萨人为了生存下去，是如何在偏见与良知、法律与情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抉择的。

编辑推荐

★横跨人口统计、医疗、经济、艺术等领域，聚焦17世纪的佛罗伦萨，全景呈现一场近代早期的公共卫生危机！

瘟疫肆虐时，佛罗伦萨的官员、医生、志愿者及普通居民如何跨越对立、冲破偏见？危机之下，渴望生存的市民如何用勇气和奉献拯救自身？17世纪佛罗伦萨的医院和公共卫生制度能否有效抵御瘟疫？

★跨越宏大叙事与微观史研究的鸿沟，以政府和民众的双重视角，洞察官员、医生、志愿者、法官和普通民众的真实感受！

巨大资金投入的效率×精英对底层的矛盾态度×专业和教条的较量×日常困境中的隐秘自救

★剑桥大学名誉院士最新研究成果，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荣作序推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诚挚推荐。入选2020年坎迪尔历史奖长名单、2021年社会史学会图书奖隆重推荐！

名家推荐

《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代表了目前西方瘟疫史研究的超高水平。与此同时，该书并不深奥。作者以英国史学家擅长的叙事风格，跨越宏大叙事和微观史的鸿沟，将17世纪佛罗伦萨人抗击瘟疫的历史，以平实、简约和通达的文字娓娓道来，讲述了一个关于团结、勇敢和无私奉献的故事。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荣

如果一本研究瘟疫的著作，除了死亡数字和疾病术语之外，还有诸多细节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当事人的恐惧、痛苦、绝望和希望，及其所遭遇的社会正义和社会关怀，能生动还原处在疫情之下的民众生活和精神百态，就值得认真阅读。本书不仅聚焦统治者与统治者、穷人与富人之间以及宗教与医学间冲突，也探究如何通过建立“拯救城市之机体、医治穷人之身体”的机制和信念处理文明社会所遭遇的危机。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

这本书对于近代西方社会、文化和医学史是非常有价值的补充，它与我们最近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社会史学会图书奖评委

到底是入侵佛罗伦萨的病毒较弱，还是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的防疫措施行之有效？死亡率虽然记录了生与死的具体数据，但是无法讲述幸存者们是如何活下来的。佛罗伦萨人明白瘟疫的凶险，但出于无聊、欲望、习惯和悲伤，他们还是选择用生命做赌注。或许我们可以再读一读书中玛丽亚和卡米拉的故事，这对十几岁的姐妹跳着舞度过了瘟疫之年。

——《伦敦书评》

亨德森对17世纪佛罗伦萨的鼠疫进行了全面描述，并就公共卫生举措的影响和有效性得出了重要的新结论。本书丰富的事件细节可以让人们对灾难、反抗和生存都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Vanessa Harding，《伦敦&巴黎的生与死1500—1670》（The Dead and the Living in Paris and London, 1500-1670）作者

亨德森以生动的笔触，将佛罗伦萨人在准备、应对并度过一场早期现代公共卫生危机时的可怕经历，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出来。

——Brian Maxson，《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世界》（The Humanist World of Renaissance Florence）作者

亨德森对性别、权力和社会网络有着敏锐的关注，他透过鼠疫与宗教敬虔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描绘出一幅反映适应力和生存力的生动画面。

——Giulia Calvi，《瘟疫年历史》（Histories of a Plague Year）作者

亨德森引用了令人惊叹的丰富资料来源，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人类景况的画面。他展示了渴望拯救自己灵魂与肉体的市民们，是如何奋力以自己的方式在瘟疫之中应对和生存……亨德森让我们重新理解，鼠疫在早期现代社会各个层面对疫情之下的人们意味着什么。

——Colin Jones，《近代早期法国的医学世界》（The Medical World of Early Modern France）作者

我们在新冠疫情之前读了书，并开始以新的方式看待佛罗伦萨（这座城市、艺术和人民）。漂亮的书写。现在在英国经历了封锁，这就更有意义了。

——亚马逊读者

推荐序

前言欧洲及意大利的瘟疫与公共卫生状况

第一部分应对疫情

第一章 瘟疫入侵近代早期意大利

第二章 药物、环境与穷人

第三章 瘟疫与公共卫生：拯救城市之躯干，医治穷人之躯体

第四章 瘟疫与隔离措施的影响

第二部分宗教、隔离与生存

第五章 疫情时期的宗教

第六章 隔离医院和隔离政策：恐怖甚于死亡？

第七章 瘟疫生存指南

尾声 1632—1633年：瘟疫再度爆发和消退

致谢

附录

注释

缩写和计量单位对照表

地图、图标和表格索引

人名对照表

名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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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推荐序

跨越宏大叙事和微观史的鸿沟——约翰·亨德森对1630—1631年佛罗伦萨鼠疫的研究

2019年，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约翰·亨德森出版了《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Florence Under Siege: Surviving Plague in an Early Modern City）。这是一部严谨而有新意的学术专著，作者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佛罗伦萨丰富的档案，采用跨学科、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现了米兰大瘟疫对佛罗伦萨的冲击、佛罗伦萨政府的隔离政策和措施，以及隔离中的佛罗伦萨人的生活窘境。可以说，这本书代表了目前西方瘟疫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该书并不深奥。作者以英国史学家擅长的叙事风格，以平实、简约和通达的文字娓娓道来，将复杂的学术问题讲得清晰明白。书中配有近40幅插图，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因此，《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也适合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阅读。最近，上海光启书局将该书引进出版，对于刚刚经历了新冠疫情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会引发感同身受的共鸣。

亨德森教授主攻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宗教和社会史，他对瘟疫最早的兴趣来自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在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所受到卡洛·奇波拉教授极富启发性的指导。奇波拉教授是意大利著名的人口史和经济史教授，出版过《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的社会与经济，1000—1700》《世界人口经济史》，也是西方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他对17世纪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的瘟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出版了《克里斯托法诺与瘟疫：伽利略时代的公共卫生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公共卫生与医疗界》《17世纪意大利抗击瘟疫的斗争》等一系列专著。作为活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史学大师，奇波拉的著作中带有明显的辉格派史学色彩，即强调政府和英雄人物如克里斯托法诺的积极作用，相信历史是线性进步的。他认为，在近代早期抗击瘟疫的斗争中，“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国家创造了欧洲最发达的公共卫生制度，并在主要城市建立了卫生委员会，或者说卫生长官制”。他还说19世纪英国为应对霍乱而兴起的公共卫生运动，只不过是意大利过去做法“一模一样的重复”。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包括辉格学派在内的所有宏大叙事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挑战。受福柯权力学说的影响，不少学者将近代早期欧洲政府的抗疫措施看作社会控制，是绝对主义计划的一部分，是对穷人和边缘社会群体的“大监禁”。受意大利微观史的影响，研究瘟疫史的专家将目光从政府和英雄人物如克里斯托法诺转向下层民众，关注隔离状态中的个体生命。1984年，意大利史家朱莉娅·卡尔维出版了《瘟疫年的历史：巴洛克时期佛罗伦萨的社会和想象》，她利用1630—1631年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法庭的审讯记录，生动再现犯人们是如何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包括偷窃、出售染疫病人的衣服，违反政府的隔离规定，从而争取在艰难环境中生存下去的。通过人类学的“深描”，她力图使读者理解下层民众的困难及其对待瘟疫的态度。

亨德森教授同卡尔维等人也有密切的学术联系，因此他熟悉意大利学界瘟疫史研究的过去与现在。不过，亨德森教授本人受近年来英国史学发展新趋势的影响，因此他的研究能够跨越宏大叙事和微观史的鸿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史学界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由于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学家有揭示任何历史真相的能力，从而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史学危机”。但到21世纪，英国的“史学危机”不仅消失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按照戴维·坎纳戴恩教授的解释，这是由于英国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的成功应对。在他看来，英国史学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见解的启发，丰富了自身研究的内容，而不是被它们整个地淹没和破坏。从《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新趋势的影响。

奇波拉和卡尔维都研究过1630—1631年佛罗伦萨的鼠疫，在笔者看来，亨德森的创新不是在材料和方法上，虽然他使用的材料更全，量化分析也更多，而是在对问题的总体把握方面。奇波拉是最早对佛罗伦萨瘟疫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的学者，但他的著作仍带有传统制度史的痕迹。卡尔维深入到公共卫生政策给下层民众带来的不便以及他们的反应，但却很少注意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灵活多样性。亨德森试图在吸取两人各自长处的基础上，撰写1630—1631年佛罗伦萨鼠疫的“总体史”，并回答被以往学术争论模糊或混淆的重大问题。

如前所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深受福柯权力学说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卡尔维的微观史中也有所体现。但是，亨德森反对这种极端的观点。的确，在佛罗伦萨的政府公告、医学报告和编年史中，人们不难发现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对穷人的偏见，他们将瘟疫传播与穷人的无知、任性和不良的生活习惯联系起来，将驱逐流浪汉和乞丐、禁止妓女卖淫作为防控瘟疫的重要措施。但是，如果将他们的反应简单地理解为社会控制，表达了他们对下层民众的恐惧和厌恶，则是误导性的。1630—1631年，佛罗伦萨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维持隔离医院的运行，并在“全面隔离”的40天里给所有低收入家庭分发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为了缓解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和失业问题，政府给从事纺织业的制造商提供免息贷款，以便他们继续开工并发给工人工资。政府还兴办一系列公共工程以提供就业机会。亨德森援引一位研究威尼斯的专家的话说，“高昂的管理成本本身就表明政府是在诚心实意地救治瘟疫患者”。

尽管如此，政府的防疫政策给城市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也引起了社会尤其是下层民众的不满。这在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法庭审理的违法或犯罪的案件中有充分反映。与卡尔维的人类学“深描”不同，亨德森采用社会学统计方法，对566起案件的类别及其所受的惩罚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表明，被起诉最多的行为是进入或离开了因染疫而被封锁的房屋，这类案件达到总数的40%。其中大多数只不过是为了探访被封锁的病人，为他们提供情感和经济上的支持，在作者看来，这部分反映了地中海世界亲戚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有少数蓄意违法犯罪者，如进入死者或患者家中盗窃财物。其次是与工作有关的一类，占总数的18.4%。有些店主被怀疑出售鼠疫感染者的布料；有些织工不按规定留宿在上班的作坊，而是偷偷回家；还有妓女们在家中接客。第三类要么是在全面隔离或宵禁期间没按规定待在家里，要么是参与了已被禁止的活动，如在酒馆内聚会或聚众玩乐，这类占总数的16.25%。第四类是针对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如烟熏工、医护人员和卫生委员会官员的起诉，占案件总数的12%。其中大多数起诉涉及收受贿赂，从而给病人提供优先治疗，或许诺隐报病情或死亡病例；少数是盗窃病人或已故病人家中的财物。第五类是未携带有效健康通行证试图离开或进入佛罗伦萨城的人，由于城门警卫把守严格，涉及这类违法犯罪的案件并不多，只占总数的8.83%。除此之外，还有6起因未知起诉缘由而无法归类的案件。

当时的佛罗伦萨人将抗击鼠疫比作一场战争，需要采取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和强行管制。因此，在费迪南德大公的亲自参与下，佛罗伦萨政府制定了种类繁多、相当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罚款、监禁、当众鞭打、吊刑甚至死刑。但是，亨德森对案件当事人受到的惩罚的研究表明，这些严刑峻法并未真正贯彻到实际的判案过程中。在所有被起诉的案例中，高达60%的人被无罚款释放，另有11%的人缴纳罚款后获释。被处以包括监禁在内的较重刑罚的案例不多，几乎没有人被判处死刑。重刑主要是针对那些蓄意违法违规，严重危害公共健康或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亨德森指出，大量庭审案件反映了执法者对穷人生活困境的同情和理解，他认为在瘟疫史研究中过分强调政府与民众、富人与穷人的对立是不恰当的。

在传统的宏大叙事中，通常包含对英雄人物先进事迹的描写和赞颂，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微观史著作中，英雄人物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不知名的小人物的命运。亨德森回归宏大叙事，大胆描述了在1630—1631年抗疫期间佛罗伦萨涌现出来的各种英雄人物。他们中有作为佛罗伦萨最高统治者的费迪南德大公，疫情期间他一直留守佛罗伦萨，亲自领导了佛罗伦萨抗击鼠疫的斗争；有佛罗伦萨民间组织“慈爱会”成员，他们勇敢承担了运送患者和死者的任务；有冒着极大的危险在隔离医院工作的医生和修士，后者一方面为患者提供精神安慰，另一方面还

兼任护工。英雄人物中也有来自社会下层的人，如一个名叫玛丽亚·卡加蒂娜的妓女，她卖掉自己的全部物品分给了穷人，然后去一所隔离医院全身心地照顾女性患者。因此，亨德森坦言，围城中的佛罗伦萨“不仅是关于穷人被社会边缘化的故事，也是关于无私奉献和非凡勇气的故事”。

近代早期欧洲抗击瘟疫的实际效果如何？这是学术界久有争议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著名细菌学家J. F. D. 什鲁斯伯里出版《不列颠群岛的腺鼠疫史》，指出近代早期的英国人并不知道他们面对的瘟疫是腺鼠疫，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治，因此他们的抗疫斗争是无效的。他甚至认为，1666年德比郡伊姆村为防止疫情外溢进行的自我封锁是犯了“一个悲剧性错误”。奇波拉也深受其影响，虽然他高度评价意大利人的抗疫举措，认为这些举措是近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开端，但它们对于应对当时的鼠疫要么没有效果，要么起到相反的作用。直到晚近才有专家指出，虽然当时人们还不能从细菌学的角度认识并应对鼠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根据观察发现鼠疫的传播规律并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

1630—1631年的佛罗伦萨鼠疫是著名的“米兰大瘟疫”的一部分，1629年鼠疫在米兰爆发，随即扩散到意大利的整个北部和中部地区。亨德森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佛罗伦萨的成功应对。最初，佛罗伦萨政府沿亚平宁山脉设置隔离封锁线，派卫兵把守通往佛罗伦萨的山口，从而延缓了鼠疫的推进；当1630年8月鼠疫开始在佛罗伦萨城内蔓延之后，费迪南德大公下令将圣米尼亚托要塞撤除，将之改建为全城主要的隔离医院；1631年1月疫情高峰时期，佛罗伦萨推出“全面隔离”政策，要求所有人必须居家隔离40天。疫情从1631年春天开始减弱，到夏季完全消失。按照奇波拉的统计，整个疫情期间佛罗伦萨死亡9000人，占人口总数的12%，远低于米兰的46%、威尼斯的33%。

▲1630—1632年意大利瘟疫地图

在亨德森看来，佛罗伦萨的隔离政策有效地遏制了鼠疫的蔓延，事实上，当时的佛罗伦萨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当1632—1633年鼠疫再次席卷佛罗伦萨时，政府立即启动全面隔离，并将染疫者送往隔离医院，很快就将疫情扑灭了。亨德森还研究了隔离医院对患者进行的治疗，回答了瘟疫史研究者长期回避的问题，即在现代医学尤其是细菌学诞生之前，人类是否有能力医治像鼠疫这样可怕的疾病。中世纪欧洲人将鼠疫，即“黑死病”称为“必死症”，但到17世纪医生们已经摸索出一些医治的办法。在佛罗伦萨，采用的是外科和内科治疗相结合的办法，即先由外科医生划破病人身上的肿块，排出脓液和污血，然后使用内科医生开具的清毒药。圣米尼亚托隔离医院院长比索尼于1631年1月写道，经过多日的观察他发现，“在治疗期间，药物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医院还重视改善病人的饮食结构，增加肉食、鸡蛋和鸡汤的比例；安排修士照顾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精神焦虑和痛苦。毫无疑问，17世纪佛罗伦萨的医疗水平远不能同现代相比，在佛罗伦萨的四家隔离医院，死亡人数占总入院人数的54.5%。其中1630年11月的康复率仅为29%，12月上升到40%，次年2月更是上升到96%。康复率的提高可能与鼠疫本身的毒性减弱有关，也可能与医治更及时有关系。

由此可见，亨德森将传统的宏大叙事和晚近的微观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一方面叙述了政府抗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另一方面分析了隔离给普通人尤其是穷人带来的恐慌和生活困难。但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不可调和的。抗疫是为了有效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必须以人民为宗旨。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1630—1631年疫情期间，佛罗伦萨政府始终将抗疫和纾困一起抓，而且在处理违法违规案件时，执法者总是带着同情心尽可能灵活处理。事实上，在疫情期间的违法违规案件中，绝大多数当事人只是无心之过，只有极少数坏人才蓄意违法违规。尽管危机时期很容易暴露人性的弱点和制度的缺陷，对此亨德森并没有回避，但从总体上，《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讲述的是一个正能量的故事，即一个关于团结、勇敢和无私奉献的故事。

向荣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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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文摘

隔离与城市

为确保感染率和死亡率继续下降，卫生委员会考虑实施一项新政策，即对所有居民实施全面隔离。12月，官方已经对部分居民实施了隔离新规，规定妇女和13岁以下的儿童须关在家中隔离，这样至少能阻止一部分人传播疫情。基于同样的理由，从7月中旬开始，博洛尼亚对妇女和儿童实施了相同的隔离政策，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管控力度。他们认为妇女和儿童更有可能离开房间，当然也可能是认为这类人群的经济生产效率较低，因此没有外出活动的必要。1630年12月，官方对佛罗伦萨城部分及全面隔离期间最需要经济支持的群体展开过一项调查，现存的部分调查结果也反映出这类群体（妇女和13岁以下儿童）在经济上确实更为脆弱。这项调查结果唯一保存至今的部分是关于圣斯皮里托区的。该区一直是佛罗伦萨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当时全区1912个家庭中，有将近一半（44%）都收到了救济金。这份详尽的调查清晰地反映了该区的社会构成：较富裕的街区不需要救济金，比如马吉奥大街；而在该区最为贫穷的街区之一—卡马尔多利街，则有超过50%的家庭都接受了经济援助。居住在这些较贫困街区的家庭几乎都是女人当家，她们的丈夫要么生病了，要么不在本地，还有许多家的户主是穷困潦倒的寡妇（17%）。迪安娜·萨尔迪·布奇对1630年夏天送往圣米尼亚托隔离医院的女性病例的来源地的分析显示，这些女性大多来自上述较为贫困的街区。安·卡迈克尔对15世纪（尤其是1430年大流行期间）圣斯皮里托区鼠疫死者的地理分布也做过研究，结果表明，贫穷和高死亡率之间长期以来就有着密切联系。

官方调查揭示了1630年12月佛罗伦萨居民的贫困状况。调查报告中强调，在过去几个月中，疫情让那些本已因经济衰退而陷入贫困的居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在当年8月进行过卫生调查的贵族对此感到震惊：“在卡马尔多利街，所有（房子里的）居民都没有工作，作坊主因害怕布料传染而不再提供工作机会。如果人人都能如愿有份工作，那么政府要支出的救济金就会少很多。”到了12月，当人们讨论是否应该在佛罗伦萨实施全面隔离政策时，工作和贫困问题仍然是话题的焦点。虽然实施全面隔离政策可能耗资巨大，但人们对彻底消除鼠疫的渴望也同样强烈。

疫情初期人们对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和类别属性争论不休，到了1630年12月，和其他城市无异，佛罗伦萨人又对是否应该在市内实施全面隔离政策展开了辩论。这涉及当时人们对政府防疫措施总体效果更广泛的看法。龙迪内利详细记录下了这场关于全城隔离的讨论，并列举出了辩论双方的主要论点。反对隔离的观点有：

一些人谴责这种做法是有害的，因为如果将这么多人长时间封锁在充满恶臭空气的小房子里，他们很容易就会被感染……如果一人不幸感染，那么几乎肯定会传染给其他人……也有人认为，若在40天的隔离时间里充分满足穷人的所有需求，就会使他们变得懒惰并失去工作的欲望……还有人对政府竟然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养活整座城市的居民而感到惊讶……另外还有一些人也认为隔离措施是徒劳无功的，这是一项新政策，过去没有采取类似的做法，人们也成功消灭了多种瘟疫。

尽管对佛罗伦萨而言这可能是项“新政策”，不过在1630年9月，博洛尼亚实施全面的隔离政策时，也遇到了类似反对的声音。这些反对者引用了欧洲北部城市管理者的经验：

那些经常受瘟疫困扰的德国和法国城市，通过丰富居民膳食，严格将感染者和可疑病例隔离开来，并且将这两类人与健康民众也隔离等方式，来抵御这一灾害。他们甚至都没有考虑采取全面隔离政策……毕竟，他们是知道那些曾采取类似措施的意大利城市是遭受了多大的损害的。

反对隔离的游说团体还清晰地列出了一系列医学和经济方面的论据，以支撑他们的观点。这其中就包括“污浊空气的恶臭成分会愈加滋生”的说法，这也是疫情初期人们的普遍观点。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种疾病不是鼠疫，但这一观点强调，无论是何种疾病，腐败的空气都能成为传播疾病的媒介。在经济层面，这些反对者认为，全面隔离政策会助长穷人的懒惰，每天给他们提供食物还会产生巨额开销。

但其他意大利城市因实施隔离政策而遭受种种不幸的传言，并没有打消支持者的念头。他们称这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因为经验表明，传染病是因人们聚集在一起而传播的，所以通过消除直接诱因，就可以切断疾病传染的根源”。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封锁在狭小空间内会导致空气“毒性增强”，因此如果实在无处可去，居民可“在窗户旁、露台上或屋顶上呼吸新鲜空气”。

龙迪内利把更多的篇幅留给了反隔离阵营，这表明他可能也并不赞成实施全面隔离政策。然而，作为记录这场流行病的史官，他不得不支持最终的隔离决定：“支持隔离的人们最终获胜了。因为这一政策不但有充分的论据支持，而且也是大公的意思，他极度渴望把这种疾病从自己的国家彻底清除。”考虑到龙迪内利的记述为官方记载，这样写也可能是为了歌颂年轻有为的费迪南德大公。最终，大公决定留在佛罗伦萨城内（或附近），并且走街串巷，为那些被迫要困在家中40天的可怜臣民们给予鼓励和支持，他因此在疫情期间树立了令人仰慕的美誉。

全面隔离于1月20日开始在佛罗伦萨及其周边所有地区执行，这一天也是庆祝战胜瘟疫的圣徒圣塞巴斯蒂安的节日。从龙迪内利的记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当时多数人的自由活动立即受到了限制。他们被要求在自家房屋中待满40天，违者将公开处以鞭刑。每天会有人把食物、水和柴火送到家中，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然而，从龙迪内利的记载中也能看出，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隔离，在执行过程中，人们也会因为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而被区别对待。在隔离政策正式实施的前几周，任何在乡下有别墅的人都可以离开佛罗伦萨，前提是他们要事先通知卫生委员会并且留在那里不四处走动。不过根据巴尔迪努奇的记录，当时更普遍的情况是，那些14岁以上、未领取每日食物补助的男性，只要不进入任何房子内部，都可以获得通行证在城内的街上行走。巴尔迪努奇就是那些可以在佛罗伦萨四处游荡的人之一。他记录道，自己在全城隔离的第一天就被震撼到了，特别是在“看到街上和教堂里空无一人时，感到非常沮丧”。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尽管弥撒每日仍会在有可移动祭坛和神龛的街道上进行，巴尔迪努奇还是会因为教堂里阒无一人而悲痛万分。

隔离法规对富裕人群开了许多特例，比如允许他们搬到城内或公国内的其他住所。施行隔离的第一天（1月20日），大公的一名财政官弗朗切斯科·迪·乔瓦巴蒂斯塔·奇内蒂就被准许搬进费迪南德大公在岑达屋洛街的宫殿里。其他一些人也获准离开佛罗伦萨，例如著名的宫廷画师潘多尔福·萨基于1月23日获准前往梅佐蒙特别墅。这座别墅刚被红衣主教乔瓦卡尔洛·德·美第奇购入，主教委托他用壁画装饰别墅内的走廊，这些壁画也一直保存至今。第二天，林博蒂·宾博蒂骑士的妻子卡泰丽娜也获准离开佛罗伦萨，前往她母亲玛丽亚·巴尔多维内蒂夫人的家中。这位夫人长期受着某种未知疾病的折磨。不过按规定，卡泰丽娜应在卫生委员会代表的陪同下坐轿子出行。显然这也是特殊情况，因为正如卫生委员会长官所指出的，这种做法违反了当时禁止妇女离开住房的隔离法令。此外，巴尔多维内蒂家族的权势定是强大到足以影响卫生委员会的地步，因为廖内洛·巴尔多维内蒂在2月底获得特别许可，准许他的姐姐韦尔吉尼娅·巴尔多维内蒂和洛伦佐·弗莱斯科巴尔迪于3月初举行婚礼，这对新婚夫妇可以在两位贵妇人的陪同下，在圣洛伦佐教堂举办婚礼。

尽管给富裕阶层“法外开恩”，准许他们离家甚至举行婚礼，但为确保穷人留在家中，官方为隔离政策的实施做了周密部署。大公任命阿方索·布罗卡尔迪对隔离政策的实施与管理进行全面监督，10年前正是这名大臣主持修建了慈善救济院。当时布罗卡尔迪以行事严谨、管理高效而著称，且不受同辈欢迎。虽然他并非出自名门望族，却受到了统治者的庇护和提拔，尤其是在费迪南德二世尚未成年时，他的母亲—大公夫人玛丽亚·马达莱娜就对这位大臣青睐有加。在建立慈善救济院之前，布罗卡尔迪就支持将穷人封锁在某个固定区域。因此，他强烈赞成全面隔离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考虑到此人在宫廷中的权势，他可能对隔离政策的正式通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那些被全面隔离的区域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更大规模的慈善救济院。很巧的是，当时德·卡斯特罗医生也把这座城市比作一家医院。在全面隔离政策下，每个家庭中只有一位男性可以得到出门购买食物的通行证，所有妇女和14岁以下的儿童都必须留在家中。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对组织调配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政府又雇用了1100人。两座大型储货仓库随后建成，一个在阿诺河以北的圣克罗切修道院，另一个在南岸圣母马利亚·戴尔·卡尔米耐修道院。这两个仓库负责向城内各区的小货栈发放物资。所有区的总体管控权交给了大区总长（Caporione），此人代表大公，并有权对任何违反隔离法规的人进行处罚。

总长下面有30位富绅受其指挥，他们在1631年1月的上半月对佛罗伦萨各区居民进行了详细调查，来确定需要供餐的人数和居住地点。这项任务定是艰巨而繁重的，因为根据当时的官方记录显示，市内总居住人口为61408人，其中有30452人符合领取救济食物的标准。此外，这30位富绅还负责安排将食物运送到每区的小货栈，那些持票的人每天都会来这里凭票领取定量的口粮。不过，他们也会安排将食物送到那些妇女当家的家庭，因为她们被禁止离开住所。塔尔焦尼记录道，大公和其他人向这群富绅总共提供了300辆手推车，帮助运送食物和柴火，使穷人免受饥寒之苦。在无法通过充足的身体活动来取暖的情况下，这样做尤其必要。巴尔迪努奇1月20日的日记对分配的口粮提供了更为准确的信息，其中包括面包、葡萄酒、油、肉和食盐，营养品则有香肠、茴香、迷迭香、米、蔬菜沙拉和糖果。

巴尔迪努奇并不是负责调查居民人口和在街道发放食物的富绅之一，因此他可能是从同住在吉诺里街上的两个邻居乔万巴蒂斯塔和乔瓦尼·吉诺里那里收集到了这些信息。一份当时的官方记录可以为巴尔迪努奇的记述补充更多细节，其中说道“这样下去我们可以满足隔离期间居民们的饮食需要”。官方按日轮流定量发放食物和饮品，每人每天都会得到两条面包和约半升葡萄酒；每周日、周一和周四送一次肉；每周二则会发一根由纯猪瘦肉、胡椒、茴香和迷迭香制成的香肠；此外，如有米和奶酪，则在每周三、周五和周六发放；每周五还会发放混有苦味和甜味蔬菜的沙拉。这种均衡的饮食搭配是卫生委员会医学顾问安东尼奥·佩利奇尼医生的建议，实际上比穷人们之前的日常饮食要丰富得多。

官方之所以向穷人发放丰富的食物供给，除了不想让他们忍饥挨饿之外，也是为了解决人们在疫情初期就意识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当时的人们认为，穷人的不良饮食习惯导致他们体内的体液腐坏，进而散发出腐败空气，而这是最终导致鼠疫暴发的原因之一。佛罗伦萨并不是唯一一个在疫情期间给穷困阶层提供丰盛饮食的城市。1576—1577年，意大利北部暴发了鼠疫，当时的人们对米兰、帕多瓦和威尼斯等地城市当局的慷慨大方有过类似的描述。而且毫无疑问，这些政策背后也有类似的多重动机。

在全面隔离期间，全市约有一半的人口都不得不留在家中，但从事某些特定行业（尤其是纺织业和食品销售）的人仍可以出门工作，前提是他们不能回家，只能住在作坊或店铺里。此外，与当时贵族的情况类似，隔离法规面向这些人也时有破例。一些其他行业的人也获准继续工作。例如，只要不会导致大量人员聚集，铁匠可以继续在作坊劳作。葡萄酒商人也可以继续出售烈酒，但不能贩卖食品。一些个人也得到了许可，有三名建筑工就被允许在佛罗伦萨圣母领报大殿继续施工，还有斯特凡诺·迪·巴斯蒂亚诺·托里切利师傅获准在某间房子里工作一天。不过，更多的特许被授予跟医药相关的人员，以及民间郎中（barbersurgeon）等当时工作需求量巨大的人士。仅在2月1日这一天，就有23人获准在有需要的地方工作。

所有这些特例情况，无论是群体性的还是个人的，都在某种程度上反驳了反对隔离者阵营的观点。他们担心不工作可能会让人们愈加懒惰，但实际上，正如前文提到的，甚至在全面隔离前，大公就亲自安排了一些男性雇工在达巴索古堡和波波里花园从事体力劳作，并组织了一些妇女有偿纺丝和纺麻。在隔离期间，大公继续聘用这些工人，且因为天气寒冷，还给他们每人额外配置了一件深色大衣，让他们能在波波里花园进行室外工作时穿。与纺织业和食品业的从业人员一样，对于这些工人来说，唯一的不利因素就是他们必须要住在花园内而不能回家。

这不禁会让人觉得，在全城隔离期间，大公的英雄形象被过分渲染了。例如，大公的兄弟红衣主教乔瓦尼·卡洛亲王在1631年3月17日写信给他们的兄弟马蒂亚斯亲王，形容费迪南德大公是在向他的臣民展示“过度的爱和仁慈，以及最崇高的灵魂”。费迪南德在整个鼠疫期间一直住在佛罗伦萨附近的贝洛斯瓜尔多，他当然不必这么做。如前文所述，他不仅给穷人提供了工作，还为抵御鼠疫特别是实施隔离政策捐献了大量个人财产。与当时的许多记述无异，乔瓦尼·巴尔迪努奇着重描绘了这位年轻的大公在隔离期间如何在数位大臣的陪同下走上街道视察情况，以向穷人们表达支持。巴尔迪努奇记录道，大公与被封在房子里的人们交谈，还耐心聆听他们的需求，这“对穷人来说确实是最好的慰藉，对全世界而言都是令人振奋的模范举止”。

年轻的费迪南德公开表现出对穷人窘境的关切，既遵循了美第奇大公家族从科西莫一世以来的慈善传统，也令自己在整个托斯卡纳地区美名远扬。的确如一位不知姓名的编年史家所写，“人们没有在街上看到尸体，过去疫情期间发生过的恐怖的事情这次也没有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完全相信这些官方的英雄主义修辞，却忽略了全城隔离政策对居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下面这首作者不详的十四行诗就很好地向我们揭示了人们的真实想法，他们不再对这些限制人身自由和经济活动（尤其当狂欢节暂停举办时）的新隔离政策抱有幻想：

这些狡猾的人衣冠楚楚，

他们脚穿丝袜，手拿鲜花，戴着手套，

有一千名卑鄙的医生，

还有一千位富人家的男爵。

谁不会坐享其成？

谁不会吹嘘自己家财万贯？

我们可不会给你钱，

懒骨头们，你们应该死去！

我看到了一个男人

穿着不属于他的披风，

戴着刚刚从矿中挖出的钻石。

穷人死于痛苦，而这些人却在享受：呸！

因为我如此愤怒。

唉，一个好人不能沉默！

如果说一些人将自身利益和财富的获得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是薄伽丘《十日谈》中再熟悉不过的话题，那么疫情期间穷人们的悲惨处境则是前工业化时代所有大流行病记录中亘古不变的主题。毫无疑问，即使给居家隔离的居民们提供了食物，他们仍有非常多的不满。这也反映在违反卫生委员会法规事件的数量及类型上。对此，本书在第七章中会有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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