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良：苏伊士运河堵住了，和吹笛子也是有关系的

Original 吕彦妮吕彦妮 2022-12-17

笛箫演奏家张维良

多年前，书法家欧阳中石有一次曾把张维良喊道家里去。他说，你的音乐我听了几十年，我是佩服你的，而且你还那么年轻。那天，他还与张维良谈起自己对艺术的见解，其中一条让后生很是受用：「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艺术家）要有科学思维，科学家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要有一点艺术思维。」

从第一天拿起一支笛子吹响它，至今时今日，五十多年时光过去了，张维良身负「笛箫圣手」之誉，作品等身，桃李天下，随技艺与成就一同滋长不息的，还有他对现世的种种鞭辟入里的观察与不屈不挠的己见。艺高则忧患无边，年长而思虑不衰。

张维良：苏伊士运河堵住了，和吹笛子也是有关系的

采访、撰文：吕彦妮

2021年3月末的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随着笛箫独奏音乐会《梦境》的临近，观众席渐渐被填满。时间到了，灯光渐渐暗下来，年过耳顺之年的笛箫演奏家张维良迈着沉着稳健的步伐上台了。他着绸质衣裤，手执一笛或箫，走路生风，伴随着有力的双臂摆动。乍一看不像个音乐家，倒像一介武生，精壮，且在当打之年的劲头。

张维良「梦境」独奏音乐会现场3月27日国家大剧院 ©️NCPA
但待到周围万籁俱寂，一刻无声的停顿之后，他端起那笛那箫，自第一个音符从那古老的乐器中流出，一切又婉约苍劲起来了。
那一整晚的演出，皆是以笛箫为底、为主，钢琴、二胡、古筝与琵琶偶作配合，亦有他趣。听来一切都是「传统」的、「古典」的，但我听来却并不觉朽木当前，反而有一种「心的火苗」始终在跳动的活力。就在那一曲一曲的奏鸣中，人的思绪会不自觉飘来飘去，时光倏忽过去也无谓计较了。
总之，那乐器，那曲调，那气韵，那意念，不是过去的，而是当下的。

张维良「梦境」独奏音乐会现场3月27日国家大剧院 ©️NCPA
听张维良吹笛中，有一刻我神思飘到早前看过的一部纪录片中，是讲曾侯乙编钟的。1986年，曾有学者专门录下过编钟各位置被敲击后的声响，当那音色穿过2000多年的时间贯入耳中时，你会感到醉若一下子有了根。太好了，原来我们并非无依无凭在世上的。传统文化在哪里？这个问题一下子变得荒谬了。答案哪里都不在，答案就在我们的身体里和心里啊，从来没有失却过的，文化记忆就是这般坚固的东西，或许会有一些时候它散漫如沙，但我们不该怀疑它存在的可靠性。《梦境》之后数日，一个丁香花开得正盛的下午，在中国音乐学院家属楼内，张维良的客厅里，我们酣谈至日斜。
INTERVIEW 1 关于古典与当代

张维良「梦境」独奏音乐会现场3月27日国家大剧院 ©️KAJIMOTO

吕彦妮：一场独奏音乐会下来，您享受的部分是什么？张维良：对我而言，谈不上是享受。但我确实在思考，在生活里，大部分的所谓「享受」都比较肤浅，不带有一定的思想性和情感性，人在心理上的享受，现在越来越少。音乐应该给予人们心理上的享受，而不仅仅是生理上和情绪上的。凡是情绪化的东西，是不能够留有太多记忆的，一阵风吹过去就过了。中国音乐本身是极具内涵的，文人音乐应该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吕彦妮：这个「文人音乐」，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张维良：繁与简，屈与直，浓与淡——后者为主导，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我觉得民间文化不能代表中国主流的文化，它只能说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琴、箫，诗歌、文人画，我觉得更有必要成为我们主导的文化。传统离今天越来越遥远，农村越来越城市化，城市越来越现代化，我们的传统将来怎么办？不论是传统美德、传统道理、传统音乐、传统文化。

张维良「梦境」独奏音乐会现场3月27日国家大剧院 ©️KAJIMOTO
吕彦妮：在学习、演奏和创作笛箫作品的这五十年里，您会有曲高和寡的感觉吗？张维良：我没有感觉到曲高和寡。音乐是无形无相的。蔡元培讲过，音乐是艺术类里最高境界的东西，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应该放到人类的宗教范畴去谈论和表现，要十分的神圣地对待，当作一种信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音乐的种类很多，但是质量良莠不齐，专业人才越来越稀缺。很多时候评断一个人，就看他的简历有多厚。 吕彦妮：什么叫「无形无相」？张维良：很简单，一个音，好多种，取其意，而不是取其像。 吕彦妮：古典和现代，在你看来有区别吗？张维良：应该没有区别，至少现代与传统在我这里没有鸿沟，我几十年来在做的和在思考的都是传统与现代如何去互相契合。在当下繁华的、快速的运转里，音乐如何具有人最根本的追求？比如忙得不得了，他希望安静下来，但事实他静不下来，那么我们的音乐应该提供他最本真的那种精神的东西。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做任何事情，首先：专一；其次，宁慢不要快。

张维良「梦境」独奏音乐会现场3月27日国家大剧院 ©️NCPA

2 关于矛盾与融合 吕彦妮：你胸中有这么多的义愤的东西，可是为什么你的音乐里面流淌出来的东西还是沉静的？张维良：酒桌上也好，聊天中也好，别人一般会上我的当，我的内心不是只有一面的，因为笛箫，我认识到中国传统有很多东西真精彩，我们太浮了。而我是彻底沉到脚跟了。日常中跟我一般的交往，当然会觉得我非常性情中人，但是一到台上您看我的控制力，各方面的状态，还是保持住了。我每一遍演奏都会有新的变化和理解，相当于一个人写书法，风格有了，但是你去量尺寸，每个字不可能一模一样。 吕彦妮：《梦境》的独奏演出也只是你艺术生涯的一个面向对吗？张维良：是，这碟「菜」等于我对社会的一个回馈，父母生养了我，我根本没忘本。但我这些年作了太多笛箫和当代音乐的跨界了。我下半年还有一个巡演计划，是和一个德国艺术家一起，我会完全JAZZ起来。

张维良「梦境」独奏音乐会现场4月3日江苏大剧院 吕彦妮：这种融合中，你体会到的难与愉悦在哪里？张维良：当代音乐还是难弄，因为当代音乐刻画的情景和思想更复杂。所以所有这些做下来我才会说，传统不等于保守，现代不等于无序。现代不等于胡乱来的，你看不懂也不要去否定人家，包括你对传统有些东西如果不能理解，也不要马上去否定。 吕彦妮：我前阵子采访蔡国强，他也说到一点，当代文化要发展下去，必须遵循过去的一个恒远的规律，就是要杂糅，杂糅才有生命力。张维良：对，文化要混血，咱们都知道，现在吃的茄子、豇豆到各种水果，哪个不杂交？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保守一定缺乏创造力。有一个老前辈，欧阳中石，有一次他让我上他家去，他就说维良，你的音乐我听了几十年，我是佩服你，你还那么年轻。艺术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艺术家）要有科学思维，自然科学家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要有一点艺术思维，这两句话非常简单。 吕彦妮：吹笛子要怎么有科学思维？张维良：音准里是有科学道理的，还有节奏，现在你的心脏在乱跳，就一定会影响你的演奏。音乐是一个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艺术，所以说节奏就是一个支撑，一个房子的支梁，如果节奏没有了，这个房子要塌的，等于说一个曲子的结构都没了。古人讲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丝是丝弦，拉弦乐器、弹拨乐，竹是管乐器，肉是声乐。管乐可以由远而近，由近而远。但是在演奏时，单纯从技术来讲这是非常难控制住的。

张维良「梦境」独奏音乐会现场4月3日江苏大剧院

3 关于老师与学生 吕彦妮：给我讲讲您的老师吧。张维良：我的第一位老师是顾再欣先生，我从小跟他学。72年开始我向赵松庭先生学艺，他去世快20年了。从我家苏州到他的家杭州中间，有条大运河，12个小时的船，1块6毛钱是卧铺，8毛钱是硬座，我拿了一个马扎在船里头直着腰坐12个小时，早晨6点到杭州的码头，叫卖鱼桥，冬天太早了，我不坐公交车——为省下五分钱——走到赵老师那里7点半，再加三分钱，八分钱在赵老师的楼下吃一碗面，然后上楼找老师上课。他是浙江东阳人，上完课就给我做米粉，一个煤油炉，两个人钻在小屋子里，点煤油点不着，急死了。那个米粉弄起来之后干嘛呢？放点酱油，再放点猪油，洒几颗盐一拌，吃得香着呢。他给我安排在他家里的一个小阁楼上，小得不得了，住下，那时候这种良师益友，非常值得怀念。 吕彦妮：他是个怎样的人？张维良：他那时候就讲必须讲科学，什么都要讲道理。节拍器放这里，咚咚咚，你必须精准。他可以写出乐器在20度温度底下你将会比标准音低多少音分，这些数据，他全靠手算出来。后来给关在牛棚里头，他还在研究，打破了许多我们固有的定律。他是一个科学家，又是一个大文人。后来我到北方来跟冯子存学习，也是他提议的，他说如果不跟冯学，你就不要去。 吕彦妮：所以你从苏州来了北京。张维良：对。我是77届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学生，考到中央音乐学院，1978年4月23号上第一堂课。冯子存是从清朝过来的，他1904年出生，是第一个把笛子搬到舞台上成为独奏乐器演奏的人，一曲《喜相逢》，打破了太多传统。

冯子存先生（左）与赵松庭先生（右）

吕彦妮：冯先生又是怎样的？张维良：他就是个农民，很实在的，他讲的（山西）话我好长时间都听不懂，因为我之前长江以北都没来过，太遥远了。关键他还热情，上完课，让我在他们家吃饭，一吃，老北方的饺子，茴香馅的，蹿鼻子啊，我吃进不去。我吃了三个，放在那里，他说，你要吃饱，你不吃饱你要饿肚子的，我说我吃饱了，他说那很好。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其实他一生很苦，最初就是缝鞋匠，走西口，一路从河北和山西大同交界的那个地方——阳原县，往西北走，晚上吹吹笛子，白天干苦力，缝鞋子，干杂活。 吕彦妮：跟他学习的时候有谱子吗？张维良：有谱子，但只能说是口传心授。他也是（吹）一遍一个样，所以这个学起来比较辛苦的。曲子的骨架是不变的，但「加花」都是不同的。他吹奏的时候底气很足，到八十多岁了还在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质朴的人，现在说起来，在我们民乐——尤其是笛界，都没见过这样的人。 吕彦妮：你认为师徒制是必要的吗？张维良：师徒制是好的。比如木工，一个圆的树桩立在那里，我看到过真正厉害的，一把斧头拿着，一下一下砍下去，木头就变方了。师徒制会教会人尊重和敬业。曾经有一位教我作曲的老师，他教我的办法就是让我高强度地作曲，到最后真的干涸了，一定要让你干枯到笨蛋一样，你自己承认自己笨蛋，这个时候他提点一下，告诉你一些，给你点一点穴位，然后你去琢磨，才真正是学会了。学会，久而久之最后变成了会学。

4 关于苦与甜 吕彦妮：从艺五十年，这是要吃多少苦哇？张维良：我是1970年12月开始上班拿钱，跟着文工团到处下乡去演出。1971年1月10号迁户口。这些日子永远不能忘的，过目不忘，这种都是习惯。 吕彦妮：第一个月工资怎么花的？张维良：第一个月的工资当时是14块，学徒工，我妈让我存起来了，她还给我从家里寄生活费。所以我上班七年下来，存了600多块钱，买了一台钢琴，680块，北京的星海牌钢琴。哎呀，当然真正的苦还在之前，我14岁参加工作，当时个头又小，到了17岁才1米49。整天背着一个铺盖卷，手里拎一网兜，里面一个脸盆、一个暖瓶、一个饭盆，右手一个笛子。走的山路，一下雨——尤其是春天一下不停——全是泥，鞋踩进去，拔起来，脚出来了，鞋在泥里头。我演一个月回到家，脚丫子全烂了，我妈看了心疼得不得了，花了一个月的伙食费十块钱给我买了双雨鞋。我说雨鞋这么靓，太高级了，一直不舍得穿，到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把那双鞋送给我哥哥了。

吕彦妮：那七年下乡演出，一定也学到见到很多吧？张维良：我在这七年工作里头，走遍了江浙地区大小的乡镇，走到哪里学到哪里，无锡的锡剧、上海的沪剧、苏州弹词、昆曲，我现在都会唱。后来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也经常去采风。我印象很深的是去福建学南音，一学就是三个月。南音太难了，音调非常复杂。我当时跟一位80岁的老爷子学，冬天冷的不得了，是春节，床铺下面一条凉席，我们两个人睡一个床，他晚上呼声巨大。晚上睡不着，白天还要打着精神学南音。那种时候就想着，要珍惜每一分钟，要认真学，既然来了，这么苦，你不好好学怎么行？南音的器乐和演唱我都要学，现在都还记得。说回来，现在的孩子们，我暂且不说有没有天分，都缺乏这样的基本功训练。 吕彦妮：你现在的作息是怎样的？张维良：一般是早晨5点以前起床，中午休息15分钟，不用闹表就能醒过来，晚上我也不睡得早，也是12点左右睡。我是有点受小时候家里的影响的，小时候我妈就总说，白天怎么睡觉？晚上才睡。所以天一亮赶紧起床，典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些都是训练。活着也没有捷径的，我妈从小教育我们，求人不如求己，都得靠自己。 吕彦妮：还有什么习惯是自童年以来就很难更改的？张维良：饮食的口味吧。我记得和张艺谋拍《菊豆》的时候，我自己拌萝卜丝。萝卜切成很细的丝，放点盐，它那个水就出来了，一挤，上面放点葱，热油浇进去，再放一点点糖，一拌，那绝对精彩了，如果你会喝酒，我下回给你弄一次。这是苏州的拌法，那绝对经典，爽口的不得了。

电影《菊豆》剧照

5 关于经验与训诫 吕彦妮：当下这个阶段，民乐界的艺术工作者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张维良：一个就是有系统训练的超高技能的演奏者很少，几乎没有。另外一个是审美，关于「什么叫音乐」，概念是模糊的。第三个是创作永远突不破，就在一个狭小的近距离的关系里头搞，不敢大胆地往前走，胆变得越来越小。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学不会的东西就否定它。法国以前有个总统，他说我不喜欢现代音乐，我喜欢古典音乐，但是我是总统，我不能因为我不喜欢现代音乐，就不支持现代音乐，相反我要支持现代音乐超过历任总统。这就叫做：胸怀。 吕彦妮：现在学习音乐的学生，普遍的问题在哪里？张维良：现在的学生要笼统地说起来，自律性好像不够，因为游戏或者是诱惑的东西挺多，周围干扰的东西太多了。练习乐器，它是一个苦力活。人家有童年，搞乐器的人是没有童年的。所以现在水平在中间层面的学生比较多，突出的少，再想要出现那种超级的音乐家，这种氛围下的土壤是不够的。

吕彦妮：如果有机会选择，你最想活在哪个年代？张维良：跟随恩师赵先生学艺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简单，诱惑的东西没有那么多。我们现代人坐冷板凳的机会几乎没了，我一直强调，要多学会坐冷板凳，人生没那么多热闹，真的，要说热闹，那种都是虚的。 吕彦妮：在这个浮躁的环境里面，你自己在克服的东西是什么？张维良：比如微信朋友圈我很少看。我自己一年发个两三次。当然我每天看时事，每天不看这些东西我不睡觉的，包括政治、金融、科技…… 吕彦妮：苏伊士运河被堵住了，跟吹笛子有什么关系？张维良：当然有。苏伊士运河塞船了，好多运输和贸易断了，就可以折射出现在社会是很脆弱的。如果有一天计算机瘫痪，我们的飞机、银行，正常生活全都要歇菜。但唯有艺术是本真的，它不会停歇。哪怕到了再困难的时刻，本真的东西，人们还是所需求的，因为能够从里面找到一片净土。

编辑：徐弋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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