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们拿起摄影机，无需谁的同意

Original 吕彦妮吕彦妮 2022-12-17

视频导演/@AlexMisure策划/@张婧璇_BAZAAR

统筹/Timmy

妆发/窦凯（杨荔钠、孙虹）、洛洛（陈玲珍）

助理/郑凯丽

当现实的苦乐喜悲一波又一波袭来如潮水，我们沾湿了双脚在岸边终于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去主动地抵御什么、相信什么、付出什么，之后才能得到幸福与意义的世界。

缥缈的虚构之外，还有着更多的对真实的观察与写照，等着我们睁开眼睛去看，打开心去接受。

这一次故事的讲述者，是三位不寻常的女性。将她们连接起来的那件事，叫：纪录片。她们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她们端起摄像机或者将端起摄像机的机会赋予他人。有了她们，诸多我们未曾有机会一一亲眼所见、所经的现实才能被记录下来，留在时光里。

于是我们决定，记录她们的记录，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势必将得到力量与启发。

当她们拿起摄影机无需谁的同意

采访、撰文：吕彦妮

陈玲珍
生而为人不可枉费

陈玲珍，CNEX 视纳华仁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奥斯卡纪录片选片委员，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教授。她致力于发掘人才，支持和推广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化。

陈玲珍女士监制和制作的电影和纪录片达数十部，其中纪录电影包括获得威尼斯影展地平线最佳纪录片的《1428》，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音乐人生》《街舞狂潮》《大同》，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评审团大奖《少年小赵》，荣获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新人单元评委会大奖、并入围圣丹斯影展世界纪录片单元的《塑料王国》，获得FIRST青年影展最佳纪录片的《棒！少年》，2021年戛纳电影节特别展映的《无去来处》、IDFA开幕影片《四次旅行》等。

「我们觉得太平盛世还没有来，有一天应该要来，但它怎么样才能来？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犯过多少错误，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事情备忘下来，一路走一路修正。」

叩问

一场将近100分钟的放映结束，礼堂里的灯重新亮起，台下有人举手迫不及待告诉影片的主创们：「谢谢你们这部纪录片，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家里的老人们，他们坐在那里不说话，但他们其实跟我们一样充满了回忆、愿望……」他说，回家之后，他会好好去关注自己祖辈们的内心世界……

这是很多年前，陈玲珍带着纪录片《不老骑士》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学校做巡回校园放映的时候发生的事。她记得很深刻，那些孩子会用很长一串话来描绘自己平日里如何忽视了家中老人们的所想和价值，幸好现在他们意识到了，要做什么都还来得及。

纪录片《不老骑士》截图，迎接骑士们的，是太平洋上吹来的不羁的晚风

作为CNEX视纳华仁联合创始人、资深制片人，深耕华语纪录片创作十余年，80余部制作的纪录片作品等身，陈玲珍回溯过往时，依旧会把这一幕视作珍贵的「回响」记在心头。

「那个学生讲完，其他同学都给他鼓掌拍手，原来是大家都有类似的体会。对我来讲，这些moment（时刻）都是做纪录片带来的（成就感）。」一次放映结束，哪怕一班学生里只有一个、几个、十几个学生可以被触动到，继而影响他们去做出什么行动，就已经足够了。

「人生都是一点一点地积累的，你的世界观跟价值观，其实就是你看的书、你遇见的人、打动过你的艺术作品——不管是电影还是绘画。」能通过一部纪录片在年轻人心里植下一颗颗形成他们人格与观念的「种子」，便是其意义所在了。

《不老骑士》是台湾纪录片导演华天灏在二十四五岁的年纪时的创作，跟拍记录了10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用10余天时间用摩托车骑行环台湾岛的故事，这群加在一起超过2000岁的老人，身负着时代和时间给予他们的伤痛、颠沛、荣辱与聚散，在这一趟「圆梦」的旅途中，让人阅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强勇。作品拍摄创作于2008年，是陈玲珍和她的伙伴们开始从商界转投纪录片行业的头两年。

《不老骑士》中，阿桐伯得到了已故太太的指示，要再载她环岛一次

如今，陈玲珍和她所带领的CNEX视纳华仁团队，已经在纪录片制作、创作、教育、传播领域连续耕耘了十六年，铺设和搭建了一个较为完备流畅的通路，同时也与数百名纪录片创作者一道，记录下了过去近二十年来的当代世相图谱。

「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是陈玲珍和同仁们在描述CNEX视纳华仁的存在意义和使命时所选择的，与其说这是一句口号，不如说是一则他们十多年来不断的自我叩问。

在陈玲珍参与制作的80多部纪录片里，我们可以看到她与伙伴们关注的社会场域之宽广：《不老骑士》的主角是整整一代经历了迁徙、变化与失落的台湾老人；《音乐人生》聚焦香港中上流社会对下一代教育问题的思忖和反省；《妈妈的村庄》记录了村镇妇女计划生育现状种种；《棒！少年》讲述的是孤儿与城市边缘人群的奋勇生存故事；《黄河尕谣》关注正在日渐流失但弥足珍贵的民间音乐与文化根脉；《「炼」爱》的主角是当下城中的单身男女们……

《棒！少年》中的截图，隐藏的渴望和思念

待这一张张现实的图景徐徐铺展开来，观者才会恍然意识到当中的龃龉与矛盾、伤痕与无奈……似与主事人所言的「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的初衷间存在着什么吊诡的关联。陈玲珍自解：「之所以会这样设定我们的存在位置，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太平盛世还没有来，有一天应该要来，但它怎么样才能来？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犯过多少错误，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事情备忘下来，一路走一路修正。」

对世态与自我的观察、反思，多年来一直缭绕在陈玲珍和她的同伴们心间——

「大家都在很努力地赚钱，为了实现内心的很多希望和梦想。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有时候牺牲了环境、牺牲了自己的情感，甚至把自己的情怀都牺牲了，那这是值得的吗？」

「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当中，还能够安住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本真跟本质？」

「我们怎么样去跟其他的同侪相处？我们怎么样跟这个地球相处？」

以上种种问题的答案，陈玲珍便是借由不断寻找着新的社会议题、拍摄对象、和纪录片创作者们共同合作，来追寻的。

《棒！少年》剧照

应变

十余年间，接触、交流、合作的纪录片创作者数以百计，项目更是难以计数，每一次，一个有可能合作的项目递到手边，陈玲珍都会提出要与创作者见个面。

通常，谈话一开头的那个问题总是：「您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听完对方阐述，她的关心点则会落在对方的成长背景、价值观等方面。当然也会有顺序颠倒的时候，先认识的是创作者本人——「感觉这是一个会说故事、口袋里有故事的人」，然后才会询问：「有没有需要我们来协助做些什么？」

「给钱是重要的，也不是最重要的。」相比于捋顺一条可以辅佐创作者工作，同时对投入其中的资本负责的制作与传播通路，陈玲珍更在意的是：「这个纪录片拍摄的议题、可以传播的广度、它关注的人群和现实是否可以在拍摄完成后，得到有效的改进。」创作与现实之间互为映照、影响的循环，是她作为一个独立的纪录片监制、制作人最为关注的。

《「炼」爱》海报，五个女性的样本，真实勾勒出当今大多数女性的命运轨迹，究竟是女性本身的可能性有限，还是这个可选范围本来就小，令人深思

陈玲珍关爱具体的人。

记忆里，尚在念小学，不足10岁的时候，父亲就总会给陈玲珍买许多成套的伟人传记读，幼时的她性格内向，阅读就成了好伙伴。南丁格尔、居里夫人、花木兰……在这些故人、奇人的生命细节里，陈玲珍被激励和启发。「原来最终我们都会去往同一个地方，但当你对你的这一生有期待的时候，就可能做出不同的事情，你可能会与众不同吧……但与众不同，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现在回想起来，大约自己会在人生「见过山见过水也见过了人」之后选择纪录片制片人作为职业之一，也与她对「真实的人与命运」的探求和关怀息息相关。

「一个人的成长背景，他所经历过的事情，对他有打击或者对他有帮助的，与他的追求……这些人怎么看世界，他在做的事情跟他所相信的事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陈玲珍说。

近两年多来，因为疫情，陈玲珍和团队主导策划了许多年的CNEX视纳华仁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CCDF：CNEX Chinese Doc Forum）不得不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因为变化产生了一些限制，我们不能按照原定的方案做事情，但我们立刻就需要做出改变，去适应这个改变——这个『改变』的行进中，我们遵循的指导原则就是：原来做这件事情的初始目的，我们不能够去违背。」

线上交流带来的便利是省却了差旅成本，并且可以在协调和克服好时差问题的前提下邀请更多的国际同仁一道切磋对话，但遗憾同时相伴：「很多前辈合作者都会说，很想念我们往年会议之后好吃的晚餐，想念餐后大家街头散步、聊天、听听音乐、喝一杯的时光，那种人文的、大家面对面的状态，是线上没办法取代的……人终于还是感情的动物，需要那种相濡以沫的交流。」

陈玲珍对「变化」的存在泰然处之：「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变化……这恰恰是人生当中我们应该去拥抱的。」

多年来面对种种或紧急或重大的事态和抉择，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观世之道：「做越多的事情越会意识到，我不光要把事情做成，而是要观察在这当中对人的影响，这也不可以忽略。」——某种记录的本质，大抵也在这样的道理之间吧。

INTERVIEW

吕彦妮：在制作完成一部纪录片的过程里，什么是最让您有成就感的？

陈玲珍：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这部片子探究的议题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大家的关注——不一定是所有人都认可某一种观点，甚至讨论都很可能是有正方也有反方的，但重要的是这个讨论是否有益于整体的发展，甚至可以最终改变一些问题。这是其一。其二是，如果创作者在这个历程当中，他个人和创作团队也可以有进步和发展，我也认为是重要的。当一个片子做完之后，假如说导演对于这个他本来关注的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而不光是他出发时候的认知，可以尽可能地从片面变成全面，从浅层变成深层，从偏激变成理解。

吕彦妮：此后几年，会不会涌现出一大批以「疫情」和「变化」为主题的纪录片？

陈玲珍：肯定会，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作品。旅居加拿大的张侨勇导演，还有范立欣、吴皓导演，都在关注当下的现实并持续创作。张侨勇导演前一阵子还很开心地跟我们说，今年他的作品在加拿大HotDocs 做线下放映活动，他很高兴，终于两年来首次要本人到现场了，映后交流他就觉得自己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跟大家分享所有的创作想法，然后愿意跟大家一直说话，说个不停。

吕彦妮：世事的动荡让我们意识到，在这样的现实下做纪录片的创作，是永远不用担心没得拍的。

陈玲珍：可以这么说。世事的变化，就是创作的「土壤」本身。但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不光是拍纪录片，剧情片也是一样的——你拍了之后，做什么呢？你做了记录，很好，但因为大家都在记录，会不会变成它就没有记录了？那到底谁的记录才是好像最有可能被留下来的呢？什么样的记录，才是超越了个人预期的呢？有哪些个人的记录可能在经过多少时间之后，才能成为后人了解前代的依据呢？

吕彦妮：在您合作过的纪录片创作者里，观察到男性跟女性有很大的差别吗？女性有额外多的要去对抗的东西吗？

陈玲珍：性别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讨论的语境里，这让我也会常常反思，到底我们为什么把自己弄成让人家没有办法平等地来跟我们对话和看待呢？我自己更多的反思都是，到底女人应该自我要求什么？做什么？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要说，而要做。

吕彦妮：如果一些相似的项目摆在眼前，一个是男性创作者，一个是女性创作者，您会更偏向于女性吗？

陈玲珍：不会。不会说因为这是女孩子，所以我想要多给她机会，我不会，那个「电路图」不是这样。「电路图」是：这是一个什么议题？这是关于什么的？先把议题搞清楚，接下来，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是男人或者女人对我来说没有影响。

但是有一种情况，我会很关注，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征案，女生这么少？我会看一批提案的人口分布，年龄、性别、地区等等。我会非常关注，不希望女性缺席。

吕彦妮：事实上很多男性创作者，他们关注的对象和议题恰恰就是女性的困境。

陈玲珍：非常的多。所以不限定说女性作者一定关心女性议题，或者是说男性作者不关心女性议题，完全不存在。他们关心的是人，这个「人」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这个才是非常健康的创作状态。

吕彦妮：做了快二十年的当代记录，但很多东西还是在飞速地流失。在这个过程里，您有「乐观」稍微消失掉的时候吗？

陈玲珍：肯定每天要去睡觉的时候，都有点失望，睡醒了希望又出现了。这个是很有趣的哲学探讨，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生命的认识，就是你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每个人都是朝向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有一天我们要被埋到地下，或者是烧成灰，或者是投到大海里头，或者是种在土里滋润树、花、草，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就「躺平」，可能会枉走这一生吧。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便是自己的选择吧。

杨荔钠

为了失却的纪念

杨荔钠，中国独立纪录片代表人物，多次担任国内外电影节评审工作。曾任舞者和舞台剧演员。主演贾樟柯电影《站台》。纪录片导演代表作《老头》（1999）是国内首部DV作品。《家庭录像带》《老安》《野草》《妇女主任》《我的邻居说鬼子》《少女与马》等纪录片多次参加海外影展。剧情片女性三部曲《春梦》（2013）获荷兰鹿特丹影展「金老虎」提名、台湾五十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提名。《春潮》(2019)入围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提名并获得「最佳摄影」奖、第33届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和最佳导演提名。《春歌》更名《妈妈！》2022年制作完成。

「我相信真实的生命的力量、生活的力量。大家如果问：你最感谢的是谁？那我想说：感谢生活。生活让我知道所有的人生冷暖。」

开始

很多次，杨荔钠都在梦里重新见到老宋——老宋是她1999年的纪录片处女作《老头》里的主人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老宋和他的小竹车

第一次梦到，他站在阳光里，很暖。再一次梦到，他面目模糊。再往后，环境越来越黑，有一次「是在一个很黑的地下室里面，旁边还有他的那辆手推小竹车，他的脸完全看不清楚，梦里我很清楚他是担心我害怕」……杨荔钠记得作家马尔克斯在小说《百年孤独》里有一句话：「人在地狱里也会老。」「因此我知道，他虽然死了，但也是在变老。」杨荔钠记得，梦里的老人几乎每一次对她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他说：「你快离开这儿吧，这儿不需要你来，快走吧。」她追问：「那你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什么？」没有得到过答复。

每年的重阳节、盂兰盆节，还有春节，杨荔钠都习惯了给这些老朋友包几个饺子。

那是她20多岁的时候选择结识的一群人和由此开启的一段生命——是创作的生命，也是作为一个单纯的「人」的生命。悠哉哉闲逛到北京天坛公园，见到坐在墙根的一群老人，扎堆在聊天。这幅画面隔着20余年的光景回望，杨荔钠依旧觉得「美得像一幅画」。

烤火取暖的老人们

那时候她尚且不知道「衰老」为何物，不知道「离别」和「失去」已经紧紧逼在这群人身后。她就是本能地想要记录下这些鲜活可爱的生命，而这些人竟也慷慨地向她打开了身前的那扇门。这个近乎「懵懂」的姑娘于是用一台手持的摄影机，独立完成了整部纪录片的拍摄。

那时候她不能用理性的语言编织出自己这么做的原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直到其中一位拍摄对象吴大爷的一句无心的感慨：「你就拍吧，把我们这帮老头儿都拍没了，你就不拍了。」

事后杨荔钠归纳那段生命时坦陈：「我就是按照他的这句话，结束了我的工作。」杨荔钠记录下了他们日常的闲谈、聚首、幽默和可爱，也记录下了他们患病、疼痛、倒下、告别。

纪录片《老头》中的截图，片中老人的不痛快，早就消散不见了

与其说，是一次纪录片的初创让杨荔钠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轨迹，毋宁说她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生命终极课题的自我开启和教育。

《老头》后来让杨荔钠一举拿下了包括日本、法国、德国在内的多个电影节奖项。她以摄影机为眼睛、以独立为姿态的纪录片创作历程也由此开启。

她拍自己的母亲、拍孤儿院的一群孩子、拍寺庙里的女人、拍家乡东北在基层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各式各样的「主任」……这些作品有些成为了中国当代独立纪录片里的代表作，有些封尘在旧光碟里，还有一些至今仍在拍摄和进行中。

纪录孤儿院孩子成长的《野草》到现在还在拍；她还想把停滞了几年的《妇女主任》的拍摄重新拎起来——那里面有计划生育主任、有婚姻登记站的主任、有妇女儿童的主任，还有家政中心的主任……如今20年过去了，人事变动了，她们的生活改变了，就连政策都完全颠倒过来，但杨荔钠知道，别人在其中经历的疼痛、纠结、忍耐，却始终存在着。

变动

多年来拍摄主题和对象的变化，来自于杨荔钠在生活里身份的延展。经由这些成长，她才能对那一个身份群体面对的共同经验身有同感。

年轻时她不解愁苦，本来是烂漫的年月却把焦点驻足于老年人身上，是因为那时候她的目光纯净，也将老年人看作是如孩童般单纯、幽默、良善。结果是在一次次的送别里，她初尝了人世的苦哀和终将去往的同归。

如今她也过了知天命的年纪，见过了太多无奈沧海之后，未曾想到自己最新的纪录片创作，拍摄对象竟又变幻回了一群「少女」。她拍摄了自己的女儿和一群同龄的女孩与马的故事。

《少女与马》中的截图，画面明媚，充满进步和希望

「为什么我到现在人生走完了大半场，又开始回到一个拍摄《少女与马》的状态？」她坐在北京初夏暖烘烘的风里自问，未答先笑了，「因为我发现每个生命阶段都很美。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老年人身上有美德、有善良、有婴儿般的纯真，现在也许因为我也慢慢老了，反而更喜欢鲜活的生命。」

也因为拍摄《少女与马》，她可以更加专注地观察和意识到新世纪里成长起来的这一代身上蕴含着的开放、进步与希望。

只是有一些好像「命定」的东西，却并未因为题材的变化而逃离开杨荔钠的镜头——从《老头》，到后来同样是老年题材的纪录片《老安》，始终「有一块灰色的布披在我身上，就是对死亡的恐惧与不得不一次次直面的残酷。」到了《少女与马》，她满心以为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结果开机前，有一匹老马死在我们面前」。

既然命运如此安排，杨荔钠便选择睁着眼睛面对。

纪录片《老头》中的截图，孤灯一盏，五味杂陈

「逃避不了，这东西无处不在，真的无处不在。」她后来释然了，「就算我不拍纪录片，身边——无论远近，还有会有人随时消失。」她想起祖母离开的时候，「童年的灯光熄灭了」；又想起很久没有回去的家乡长春，「那个城市已经陌生得对我来说像是一座空城」。失去，才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常事。

因为对这件事的困惑永恒存在，于是也便有了继续追寻下去的意义。

今年，女儿即将考大学，杨荔钠长出了一口气，作为一个母亲的养育之责似乎终于可以稍稍放下一些了。她跟女儿向来平等相待，甚至会将内心的索求也对其和盘托出：「我就说，你考了大学赶快去寻找你的自由，未来我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也要把过去的很多时光抓回来。」

重新开始

此前20多年来，杨荔钠一直在家庭和创作之间往来穿梭。

除却拍摄纪录片，她还完成了三部自己的剧情长片的创作，它们便是——《春梦》《春潮》《春歌》。故事的主题和对象皆为女性，将一个女人会在人生不同阶段遭遇的苦乐尽数投入其中。其中《春歌》后来改名为《妈妈！》，计划在今年上映，她讲述了一位年近九旬的母亲与自己60多岁的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女儿的故事。

剧情长片《妈妈！》预告片截图

剧情片和纪录片是两种创作周期和工作方式截然不同的事物，却让杨荔钠在不断往复游走的过程里自寻到了一份平衡。

近几年来，她保持着「每拍完一部剧情片就马上回到一个纪录片的拍摄中」的节奏。她将拍摄纪录片当作是「养护精气神儿」的过程。剧情片创作动辄团队浩荡，作为编剧、导演在当中需要消耗的经历是巨大的。于是拍摄纪录片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人的沉静与独存，需要面对的事物可以相对不那么繁乱和嘈杂，她可以在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中得到凝神与触发。专注看着一个他者的时候，杨荔钠会忘记时间。

就在我们相见的前几天，杨荔钠刚刚确定了一个新的拍摄对象和故事——她跟杨荔钠年纪相仿，杨荔钠喊她「女孩」。

「她在广州，身处困境。」她们通了电话，杨荔钠没看到她的脸，「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会跟她有一段历程，要开始了。」

「当这些信息采集到我的生活里的时候，我真的看不见别的。」杨荔钠说着说着，红了眼睛。

INTERVIEW

吕彦妮：什么样的时候你会重新回看自己的纪录片？

杨荔钠：很多时候我在回看一个纪录片作品的时候，不仅会看成片，常常还会看那些没有用到的那些素材。一个作品的成片往往两个小时，但素材有时候是上千倍的长度，那些素材里都是你走过的路，每一步脚印都在里面。这个是我认为纪录片很迷人的地方。

吕彦妮：其实你的剧情片也不全都是「虚构」的对吗？

杨荔钠：可以这么说，有虚构，但肯定还是从生活里提炼了很多。我相信真实的生命的力量、生活的力量。大家如果问：你最感谢的是谁？那我想说：感谢生活。生活让我知道所有的人生冷暖。

剧情长片《春潮》截图

吕彦妮：你觉得你来到此地的目的是什么？

杨荔钠：其实就是——人来的意义是什么?对吗。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始终不敢定义，但我确信每个生命的降生都不是偶然。我为什么来?那个意义在哪里?其实我都没有想明白。所以我会在片子里放置这些问题。电影其实解决不了那么多问题，但它会让我们看到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世界。

吕彦妮：你在创作上的精神引领是什么？

杨荔钠：那就是我拍摄对象。他们是老人，女人，孩童，我尊敬他们喜欢他们，我们成为彼此生命中留下印记的人，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电话里的女孩子我被她的命运吸引，你说这不是引领是什么，我跟着他们进入一个又一个我本不熟悉的世界。

吕彦妮：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荔钠——这两个字很特别啊。

杨荔钠：我之前叫丽娜——我爷爷当年亲苏，所以给我起了这样的名字。我认为太女性化了，就改成了现在这个，我希望自己结实一点。荔枝的荔字，结构也是方方正正的，更端庄一些。钠是一个金属，我是觉得不要让自己太轻飘，能脚踏实地一点。但经常有人管我叫「杨荔枝」，诶，特别逗！

吕彦妮：在你的观察里，女性纪录片创作者的现状如何？

杨荔钠：我最初做纪录片的时候，都是独立完成。我记得去日本NHK拜访放映，出字幕名单的时候他们问我：「导演是你，制片是你，声音、剪辑都是你，是不是写错了？」我说，没有，我们大部分就是这样工作的。但是现在我看到很多纪录片创投会上，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子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而且她们都分工很明确，各尽其责，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情啊！

孙虹

慢慢来会比较快

孙虹，纪录片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研究生毕业，博士研究生在读。其导演的主要作品有：纪录电影《大学》（2021）《烟火人间》（2020）《飞鱼秀》（2014），媒体纪录片《本草中华》（2017）《本草中国》（2016），抗疫公益纪录短片《手机里的武汉新年》（2020）等。相关作品曾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电影提名、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创新纪录片、四川电视节“金熊猫”人文类最佳系列纪录片、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国系列片”、凤凰纪录片大奖评委会特别奖等。

「你在故事里认识一个人，被他的故事打动，但是当你在生活里见到他，上去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你发现他根本不认识你。他改变了你，但他依旧是原来的样子——这就是纪录片。」

窄与宽

接手纪录片《大学》的导演工作时，孙虹已经从母校清华大学毕业六年了。

2012年，在新闻与传播学院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习、离开校园之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本来与自己的专业和纪录片拍摄没有任何关系。在那样一个即将离开“象牙塔”并抉择将以何种方式与社会链接的当口，孙虹选择了回到家乡上海——「从大众」。她入职了一家国企做marketing（市场推广）。「别人都去了这样的地方，我似乎应该也一样。」

那时候她也想过，通过「校招」的渠道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影视媒体，简历投了、也经历了多次面试，终未入选——「当时女生还是挺不占优势的。」

保守求稳的结果却是，她没有办法在职业里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成就感——「每天都是一样的。」

工作本身是有价值的，但她自己的价值怎么在当中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和实现呢？是在这样的踯躅和困局里，孙虹才意识到：「我还有更多空间和力气，我应该做我真正擅长和热爱的事情。」

她回想起曾经和同伴一起拍摄纪录片时的那些日日夜夜。「每天接触的都是新鲜的事物……遇到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人聊天，一直都在扩展生命的宽度。」

她开始在工作之余重新回到剪辑台，把毕业前拍摄的记录一档电台节目的作品《飞鱼秀》完成了。在导师雷建军的帮助下，2014年，《飞鱼秀》有机会在国内几个重要城市的院线上映。这给了孙虹一记鼓励。「借着这个机会，我下定决心还是做回我的本行。」

2018年，一部以清华为记录对象的纪录片项目被提上日程，以期在三年后清华建校110周年的时机公映。孙虹被选中作为导演之一全程参与创作。

要下至少三年的创作周期打底，是导师雷建军所坚持的。「越早开始，片子可能获得的力量就越不一样。」孙虹这样理解导师对时间长度的需求，「纪录片本身所包含的，就是时间的力量，我们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里才能看到所记录对象的变化。」

《大学》由大一新生、新入职的教师、毕业生、耄耋老教授四位人物线索穿梭始终，在他们位于四个人生节点下的作为与选择中，呈现了「大学」的存在要义与人在其中怀有的理想和发出的光亮。

「人在每一个人生路口处的选择，都将决定着你未来的样子和你可能会给他人带来的启迪、影响。」是带着这样的初心，孙虹和伙伴们开启了《大学》的创作。

长与短

在《大学》的拍摄中，孙虹接触较多的有三位主人公：大一新生严韫洲，旅美归来入职清华大学的天文学学者蔡峥，八旬高龄依旧在三尺讲台上孜孜不倦教书育人的环境学院士、教授钱易（记者注：著名历史学者钱穆之女）。

好几个画面，在制作的过程中曾将孙虹深深触动。

在美国夏威夷一处山顶，蔡峥带着纪录片团队爬到高坡处，指着不远处一排庞然大物一般的望远镜介绍说：「你们看，这就是人类的观天巨眼。」说罢他拿起手机，拍下那个场景。这句话让孙虹一怔：「我从来没有这么理解过望远镜，原来它们是望向宇宙的眼睛，人类真厉害，能把眼睛变得这么大，望向无尽的浩瀚的远处……」那一瞬，她也更能理解了蔡峥为什么在国内外奋力奔走，甚至不怕被人「怼」，还是要努力为中国争取到制造属于自己的超级天文望远镜。

清华的「望远镜」

另一个冬日里，孙虹陪着钱易教授去一位已逾百岁的老师家里拜年。「最初听到这件事我就很感动，原来一个人已经成了院士，也还是要去给自己的老师拜年。这是一个传承的传统。」孙虹用摄像机记录下了那次拜访的全程。

临到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注意到老教授家里挂着一幅画，提款处写着「学生钱易赠」这五个字，令孙虹一阵阵地感怀：「就好像看到了她年轻的时候一样……她曾经也是一个学生、一个年轻人，她从自己的老师那里得到了那么多人生的知识、经验、教诲，然后一直到今天，她还在把这些东西教给现在的年轻人。所谓师道，就是这样吧。」

这五个字的特写，也被摄像机牢牢拍下来了，留在了《大学》里。

《大学》全片长度110分钟，却仿佛可以一览阅尽某种时光的浓缩，穿插的剪辑在四个人之间往来，忽而青葱忽而又年迈。每个拍摄对象之间都互为映射，即使他们年龄相差很多，甚至可能从未在现实中谋面擦肩，但在这场耗时三年有余的影像记录下，他们被安放在一起，让观者看到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有时候你确实会觉得，从一个新入学的小朋友到钱奶奶这个岁数，时间好短，唰一下就过去了。这就是人生吧。」孙虹拨开了被风吹到面颊上的头发，在2022年的初夏。

「一日为师，终身为母」

急与缓

2022年初春，孙虹诞下了自己的孩子。

一个新手妈妈要面临的新难题每天层出不穷，即使如此，她还是会在稍有余力的时候，用手边可以抓到的影像设备，随时记录下宝宝的成长点滴和家庭生活的细碎光影。

只是，她心里有一条清晰的边界，何为私人影像记录，何为要在公共场域内供大众观看和传播的记录内容。她并不为边界的形状和曲折而困扰。

她认为一个职业纪录片创作者需要拥有这样的辨别能力，当你要面对一个感兴趣的选题开始思考和创作时，就要想清楚：「作品的观众是谁？会在什么样的渠道和哪些方面和观众沟通？」这是一门无法全然与政治经济学原理脱钩存在的创作门类，正如「个人」无法完全摆脱「世界」而孤立存在。

孙虹另外一部广为大众所观看和讨论的纪录片作品名为《手机里的武汉新年》。18分钟的影片由众多2020年初身在武汉的平民集体创作完成。就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孙虹又把这部片子看了一遍。「心里好难受。」当时并未在事件重心的她，看到那些乐观的细节，还会为人们的幽默感逗笑，可在当下，她深深理解了其中坚韧的生命力与更多复杂的意味。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中的2019年

「做纪录片有时候跟做新闻记者有点像，你要面对的是现实，尤其是现实里的很多困境。也许真的身在其中，反而会举不起摄像机……」孙虹不避讳谈及自己的「脆弱」和「感性」。

所幸，两年前的那些画面都被保留下来了，今时今日我们再回头看，就像看一段历史似的那么遥远。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在剪辑阶段，曾有人给孙虹出主意，劝她把片子剪短一点，说不定能在网上传播得更广。「因为他们说现在没有人有耐心看完一个18分钟的片子。」也有人提议要她剪掉前期那些并不欢乐的段落，只保留「有趣」的、「正能量」的部分。她都扛住这些压力坚持了自己的初衷。「这是一段完整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不管有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已经知道了所以不想看，我要留下来，它以后会有意义的。」

孙虹无意以记录教诲世人或是影响什么。「太有意图的东西，会变成一种工具，也会变得偏颇。」

她以为唯一能做的就是先记录下来，意义这种东西，就交给时间慢慢显影吧。

INTERVIEW

吕彦妮：你的耐心，是从哪里来的？

孙虹：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有耐心，我只是很向往能够有时间慢下来做一些事情。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自己喜欢纪录片？就是因为当初看纪录片的时候觉得，那两个小时可以让你从世俗生活中抽出来，静下心来去看另外的人生。那种魅力和冲击力跟剧情片是完全不一样的。

吕彦妮：就好像我看完《大学》，我再去清华大学，我觉得看每个人的方式都变了，他们都是有故事的……

孙虹：这个感觉很特别。你在故事里认识一个人，被他的故事打动，但是当你在生活里见到他，上去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你发现他根本不认识你。他改变了你，但他依旧是原来的样子。清华大学还是清华大学，你的眼光变了，但它没有变。这就是纪录片。

吕彦妮：现在想想，你选择纪录片导演这个职业，最重要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孙虹：我原来以为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自我表达。但我后来发现，更多的原因是我觉得我需要被教育，我需要吸取其他人给我的力量——这个可能是我更大的动机。

吕彦妮：《大学》里如果只能保留一个画面，你会选择哪个？

孙虹：如果就只能留一个镜头，我想保留钱奶奶的一个背影。她在前面，后面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个镜头发生在她哥哥去世了之后，然后她仍然正常地去上课。那可能就是浓缩了她一辈子的一个瞬间——她每天普普通通地去上课，站在讲台上，一直坚持，日复一日，这件事太神圣了。我真的特别佩服钱奶奶，她这么大年纪了，站在那里讲一堂课90分钟，不用麦克风，声音却始终那么洪亮。她的这种功力，你仔细想一想就知道，是一辈子积攒下来的。那个镜头，是有一个人和一段历史的沉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和「厚德」之间是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你自己要奋斗，同时还要为了其他的人去奋斗。

「她每天普普通通地去上课，站在讲台上，一直坚持，日复一日」

「纪录片的宝贵，

就在于它可以延长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为了能够进一步透彻地理解当下女性纪录片创作者的困忧与况景、优势与特色，同时更为客观地认识纪录片这一影像形式与每一个个体的关联，我们专访了长年关注纪录片创作、传播与专题研究的媒体人余雅琴，在与她的对话中，寻找以上种种问题的答案与路径。

余雅琴，媒体人，长年关注纪录片创作、传播。

吕彦妮：女性做纪录片，到底是一个优势还是一个劣势呢？

余雅琴：中国的女性纪录片创作者，是否真的因为性别会遭遇特别的困境？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的观察里，实际情况好像与这种说法是相悖的。我看到的是，纪录片创作者中的女性仿佛会拥有很多电影工业体系里面女性不曾拥有的自由，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历史里，涌现出不在少数的女性创作者，她们的作品质量和面貌都非常丰富。她们不需要谁去同意、谁去为她们赋权，直接选择用手中的摄像机对现实进行记录，哪怕仅是一台很小的DV。很多人都是以这种「单人单机」的方式，花很多年的时间去拍一个作品。便携式的拍摄器材对女性纪录片创作者也是一个挺大的助力。当然，从更大的层面来说，女性纪录片创作者与千万女性一样，也处在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中，必然面对性别带来的一些压力。但或许「压力就是动力」，她们以拍摄纪录片的方式进行着某种意义上的解放。

吕彦妮：当下诸多变化，现实纷纭，到底什么样的现实和什么样的自我感受是有价值被记录下来、并且有价值去得到传播的？

余雅琴：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过很久，也与很多创作者讨论过。总的来说，我是不认同所谓完全「零度」的报道式的记录的——就是没有情感、没有温度、没有立场，所谓客观式的纪录片创作方式。我认为纪录片一定要有关怀、要有情感。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中特别常见一种情感泛滥式的纪录片——想要自我暴露、把自己的隐私或者很私人的痛苦展现得特别大，我觉得处理不好也很难说是好的纪录片。如果一个人能带着自己身体意义上的真实的痛感，又可以带着问题意识将痛感放在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里面，可能才是我心目中比较好的一种纪录片形态。

吕彦妮：在这两三年期间，有什么新的正在进行中的纪录片创作，是你很期待的吗？

余雅琴：这个就涉及到一个纪录片行业很尴尬的东西。因为很多纪录片是处在一个地下或者半地下的状态来拍摄的，所以很多人的创作情况没有办法被我们了解到。我只能说，我知道有很多创作者一直在尝试去记录和疫情有关的内容，但这些作品还没有被看到。纪录片创作的不确定性确实非常大，它不像剧情片，是闭合式的，纪录片的创作尾端是开放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好的纪录片人一定是非常勇敢的，这个勇敢一方面指的是也面对外部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指的是如何去面对自己的内心，要有承受现实的能力。

吕彦妮：提起纪录片，我们似乎总会觉得它「小众」「文艺」，这种固有的看法是怎么形成的呢？

余雅琴：绝大多数时候，纪录片缺少一个被观看和推广的渠道。并不是说大家真的对纪录片不感兴趣，而是缺少看的机会。虽然这些年的确也有一些院线的纪录片，但是实话实说，我觉得绝大多数的院线纪录片不能代表中国纪录片最好的水平。我觉得那些最好最精彩的内容其实一定是有更庞大的观众群的。

吕彦妮：那针对这个现状，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余雅琴：你是说让精彩的纪录片被更多人看到吗？我觉得就是需要放映的多元化，除了网络、网盘的渠道之外，纪录片最好的渠道依然是民间放映——各种替代性空间，比如美术馆、文化场馆、咖啡馆、高校的教室等等，这些空间依然非常重要。

吕彦妮：你建议大家观看一部纪录片的时候，可以抱持怎样的心态？

余雅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想是开放的心态。因为纪录片的美和剧情片或者其他影像产品是不一样的。首先，从美学的角度来讲，纪录片可能不是那种雕琢的精致美；另外，它所要展现给你的世界可能是你想不到的或者完全不了解的，那你就要完全打开你自己，接下来你看到的可能会颠覆你的三观、会震慑你以往的经验，那就先不要着急下判断，你可以去看、去感受。纪录片的宝贵，就在于它可以延长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在信息茧房里面的时代，纪录片可以让你把这个茧房打开。

统筹：陆慧婷
编辑：樵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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