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蚕丝何以湖州名
播音：王然、汇哲
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物，证明湖州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蚕桑丝绸发源地。此后，在4200-4400年的历史长河中，湖州的丝业经两晋、南朝的奠基和唐宋元的兴盛，不断发展，至明中叶进入高度繁荣期，为湖州奠定了“丝绸之府”的地位，沉淀下古老悠久的丝绸文化，将太湖的风韵、魅力、品格诠释得淋漓尽致。
随着宋室南渡，江南地区的生产力快速发展，巩固了南方在中国古代经济的重心地位。明清时期，尽管全国的蚕桑产业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衰退，但长三角腹地的杭嘉湖地区依旧保持繁荣，成为国内蚕桑丝织面积最大的区域。特别是地处太湖南岸的湖州，因其为国内外提供生丝而闻名，赢得了“湖丝遍天下”的美誉。养蚕、缫丝等核心技术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领先地位，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凡结茧必如嘉湖，方尽其法。”
明人郭子章《蚕论》载：“今天下蚕事疏阔矣。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夥，取给于湖茧。”湖州的育蚕技术主要是浴种和育种。浴种是对蚕种进行浴洗，提高成活率。湖州的浴蚕记载可追溯到宋代。陈旉在《农书》中记载了雪浴和水浴两种方法。明代湖州地区的蚕农通过实践总结出四种实用浴种方法。黄省曾在《蚕经》中记载了湖州蚕农使用盐水浴、灰水浴、霜雪浴、清水浴四种浴种方法，并对其功效进行记述。
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记载了湖州蚕农蚕浴的步骤，并且给出了具体的用水量：“凡蚕用浴法，唯嘉、湖两郡。湖多用天露、石灰，嘉多用盐卤水。每蚕纸一张，用盐仓走出卤水二升，参水浸于盂内，纸浮其面。逢腊月十二即浸浴，至二十四，计十二日，周即漉起，用微火烘干。从此珍重箱匣中，半点风湿不受，直待清明抱产。其天露浴者，时日相同。以震盘盛纸，摊开屋上，四隅小石镇压，任从霜雨、风雨、雷电，满十二日方收。珍重待时如前法。盖低种经浴，则自死不出，不费叶故，且得丝亦多也。晚种不用浴。”
湖州蚕农的育种技术还体现在对蚕种的选择。陈旉《农书》载：“其收种者，取参差未齐之时，别纸摘之……中间齐者，留以自用。”元人王祯《农书》载：“夫育种之法，始于择种、收种。茧种取簇之中向阳明净厚实者，蛾出。”明代湖州蚕农通过人工培育出新的杂交良种，开创我国古代杂交育蚕种先河。宋应星《天工开物》篇中记载，通过“早雄配晚雌”培养更优秀的下一代。“早种”即一化性蚕种，一年养育一次；“晚种”即二化性蚕种，一年可养两代。早蚕的体质较弱，对温度敏感，高温容易死亡，不如晚蚕活力强。通过雄性早蚕与雌性晚蚕的杂交，筛选出继承双亲活力强、丝质好、茧量高的优良后代，从而提高茧量和丝质，即宋应星记载的“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
桑叶是喂养家蚕的唯一饲料，蚕农的丰收以优质丰产的桑树品种为基础，“蚕，桑之本也。育蚕必先治桑”。湖桑凭借植株矮小、叶厚、丰产等特点，成为明清各省大量引种的优良桑种。清人包世臣《齐民四术》评价：“湖桑叶厚大，多津液，少葚，饲蚕蚕大，多得丝。”卫杰《蚕桑萃编》评价：“湖桑叶圆而大，津多而甘，其性柔，其条脆，其干不高挺，其树鲜老株，采折最便。”
宋代杭嘉湖地区蚕农通过人工选种与嫁接技术等改良手段使湖桑普遍种植。明尹守衡《皇明史窃》载，正德年间汪应轸出任泗州知府时，为发展当地蚕桑业，大量引进湖州桑苗并招募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出知泗州，泗民惰，弗知农桑，应轸至，首劝民耕，出币金，买桑湖州而植之，募桑妇来教”。
明代湖州依托湖桑的丰产支撑养蚕业的快速发展，成为了杭嘉湖地区蚕桑最繁盛地区。徐献忠《吴兴掌故集》载：“蚕桑之利莫甚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得叶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一个。”可以看出，明代湖州一带良田的桑叶产量约1600斤每亩。湖州人沈氏《沈氏农书》载：“蚕一筐，火前吃一个，火后吃一个，大眠后吃叶六个。”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饲养一筐蚕需要桑叶8个。明末清初张履祥《补农书》载：“（种桑）地得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其中，“十数筐”经过考证指十三或十四筐，可以算出明末湖州一带良田桑叶产量约亩产2080斤至2240斤。
明代湖州农户广泛采用压条法繁殖桑树，不仅“得利厚而不费力”，且新桑苗与原桑树“枝枝相似”。湖州农户掌握桑树嫁接技术可以追溯到宋代，陈旉《农书》最早谈到桑的嫁接：“差欲接缚，即别取好桑直上生条，不用横垂生者，三四寸长截，如接果子样接之。其叶倍好，然亦易衰，不可不知也。湖中安吉人皆能之。”
宋元时期桑树的树型以高干为主，赵孟頫在《耕织图诗》中写：“梯空伐条枚，叶正霜未干。”可以看出明代之前湖州一带伐桑需要登梯，此时的桑树主干较《天工开物》记载的桑树类型仍属高干树型。经过长期农桑生产，湖州农户积累了适宜湖州地理环境的栽桑经验，通过控制树型，使桑树在现有客观条件下最大限度利用阳光、水分和粪肥资源，培育出高产桑园，“拳桑”凭借“枝叶层层而上，其受雨露而无披，则叶易长大而多生”，逐渐成为明代湖州桑园中常见桑树类型。
吴注本《蚕织图》之“忙采叶”
将蚕茧抽出蚕丝的过程称为缫丝，采用的方法一般是煮茧。“煮茧”一词早在唐人所写诗歌中就已出现，“茅厨煮茧掉车声”“择茧缲丝清水煮”，其中“清水煮”表明唐时人们已经注意到缫丝的重点在于水质。
流动的湖水、漾水是缫丝首选。明万历年间，湖州南浔七里村人注意到，良好的水质可以提升生丝的净度与韧性。《吴兴蚕书》载，缫丝之前先治水，其中的诀窍是，水要清澈，水清则丝白。七里村附近的雪荡河经过穿珠湾的分流，到达淤溪时已水流清澈，用此水所缫的丝可以多挂两枚铜钱而不绷断。有记载“南浔镇的南边，靠近辑里村的地方水非常的清澈，可以用来缫丝，所得之丝不仅光亮且十分可爱”。新市素来盛产丝绸，蔡家漾是“蚕茧收获之时可以取水缫丝”之处，因“用这里的水缫丝得到的丝特别重，是受到水的性质所影响，因此缫丝来此处取水”。长兴“好水以三箬而得名，其中上箬为最佳。这里的水相较其他地方清澈且厚重，取水缫丝则丝白且亮，同时增加丝的分量，每当缫丝之时，乡里人都划船到此满载而归，往来之人络绎不绝”。
泉水也是缫丝用水的重要选择。明代双林镇的蚕丝绸行业十分繁荣，这得益于双林镇西五里的一处“凤凰泉”，其特点是“水深而且清冽，双林人来此取水缫丝，所得之丝手感十分的温润”。当地曾有《渔歌》唱：“篷筐献茧配雄雌，排列缫盆拣取时。汲得凤凰泉畔水，一堆白雪是新丝。”
湖丝生产还需经过疏解蚕丝过程，即所谓的煮茧。其原理和作用是将蚕茧置于热水，利用水温减弱丝胶粒子间结合，使其胶着力降低，以便缫丝时茧丝能按胶着点连续不断地离解，并集束抱合成生丝。若水温过高，丝胶溶解过多，影响集丝时抱合，且丝线颜色偏褐；若水温不足，蚕茧舒解过慢，影响生产效率。
明代湖州地区将北方缫车与南方“冷盆”法结合，创造出“连冷盆”的缫丝法。徐光启《农政全书》载：“釜二具，串盆二具，缫车二乘，五人共作。一锅二釜共一灶门。火烟入于卧突，以热串盆。一人执，以供二签二盆之水。二人值釜，专打丝头。二人值盆主缫。即五人一灶可缫茧三十斤，胜于二人一车，一灶缫丝十斤也。是五人当六人之功，一灶当三缫之薪矣。”对湖州地区的缫车改良，宋应星《天工开物》载：“缫丝时将锅内的水煮至极沸，将茧投入锅中。丝的粗细要看投茧多少，一人工作一天，可缫丝三十两。如果缫包头巾用的丝，只能得到二十两，因为这种丝比较细长。缫绫罗用的丝，一次投入锅内二十个茧，缫头巾用的丝只投十多个茧。当茧在锅内滚沸时，用竹签拨动水面，绪丝自会出现，用手牵住绪丝引入竹针眼，先绕过星丁头，然后将丝钩挂在送丝竿上，再接到大关车上。”
江南作为丝织中心，以湖州生丝为织造首选。“湖丝唯七里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识，用织帽缎，紫光可鳢”，因此“苏州之丝织原料，皆购自湖州”。此外，以湖州生丝为原料织造的绸缎“光华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因此“江宁头号缎之丝，非湖州不可，此非人力可胜，殆天所以资其生欤”。每当新丝上市，“商贾辐辏，苏、杭两织造，皆至此焉”。甚至千里之外的广州，织造粤缎也“必用吴蚕之丝”。当山西机户接到潞绸织造令时，“比户惊慌，本地无丝可买，远走江浙买办湖丝”。江西会昌以葛布织造著称，“会昌有以湖丝配入者谓之葛丝”，而配入葛布的生丝非江西所产，必于湖、杭等处收买。
湖州在交通最为便利的水道沿岸，形成了以菱湖、双林、南浔为主的交易场所。其中，菱湖是最大集散地，生丝产量甲湖州。双林丝绸织造与生丝生产并重，丝业与绸业均衡发展。南浔以精湛的缫丝技艺为特点，所生产的“辑里丝”名扬内外，并获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金奖。
菱湖位于湖州东南方向，东苕溪流经此地。明初，菱湖丝的产量甲湖州，“丝则各县俱有之，惟出于菱湖、洛舍为第一”。当地以“多出蚕丝”闻名，凭借“捻线为绸尤工”，所生产的锦、绸也获“菱湖镇出者为上”的美誉，因此“贸易者倍他处”。菱湖是湖州丝绸贸易中心之一，当地“商贾藩凑，丝业尤其甲一邑”，特别是每年四、五月新丝绸准备上市，菱湖镇上往往客商云集。万历年间，“四方鬻丝者，多廛临溪，溪上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自菱湖前后左右三十里”。丝船从这里北上苏州，南下杭州。菱湖镇上大半人口衣食于此，“菱湖多蚕丝，贸易倍他处，盖由来久矣”。
双林镇位于湖州东南方向，从这里可以“俯瞰姑胥南古杭”，地理位置极佳。双林丝绸产品主要供应给全国。双林镇的丝绢也久负盛名，“溪左右延袤数十里，俗皆织绢”，所织包头绢、纱、绉最为有名，以至于每年五月“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四时来往不绝”。同时，丝业与织业均衡发展，“乡农蚕少人多，有往嘉兴曹王附近买茧缫丝者，亦有载茧来鬻者，颇有微利。此则勤农所为，惰农不屑也”。丝织回报颇为丰厚，“姚佥事专擅包头业，侨寓吴门，与四方巨商交易，盛时销售可达十万匹”。姚文泰《双溪棹歌》描写了当时的盛况，“吴舲越舶纷来到，姚本风行遍四方”。因此，有“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之称。
南浔位于太湖南边，与苏南吴江相邻，是“辑里丝”的生产地与集散地。明代七里村的农户缫丝技术精湛，“缫丝莫精于南浔人”“看缫丝之人南浔为善”。所产的生丝被誉为“湖丝惟七里者尤佳”，主要销往苏州、杭州等地用于织造绸缎之用。“辑里丝”享誉全国，南浔逐渐成为江南生丝贸易繁荣市场，农户供不应求时需要购茧自缫，“四五月份，居民竞相营治，或从外方买茧为之，或有将茧鬻于镇者”。由于新鲜的蚕茧只有七天贮藏时间，不依靠水路，难以保证足量蚕茧准时抵达农户手中。这不仅反映了南浔地区缫丝技术高超，也表明了水道沿岸的地理位置对于丝绸市镇的重要性。南浔以“辑里丝”名扬内外，“丝之高下，由于人手之优劣，同此蚕，同此斤两，一入良人之手，增多丝至数两，而均匀光洁，价高而售速”。每年新丝上市，往来南浔的客商“商贾辐辏，列肆喧阗，衢路拥塞”，甚至苏州、杭州的织造局都至此收采生丝。市中店铺林立，通津桥停靠的都是贩丝船。南浔丝市贸易繁盛，“一日贸易数万金，番舶来银百万计”。沈树本在《城南棹歌》中记录：“白丝缫就色鲜艳，卖于南浔贾客船，载去姑苏染朱碧，阿谁织作嫁衣穿。”可以想象明时南浔巨大的丝绸交易量。
丝绸作为古代中国对外贸易最主要的商品之一，深受外国王室贵族喜爱。朝贡是当时一种加强中央政府与外域政治联系的重要方式，表面上，朝贡是外域国王或首领向皇帝表明臣属关系的政治行为，但从贸易角度出发却是一种国家层面经济行为。
朝廷赏赐给外域使臣的丝绸等物，在价值上往往高于朝贡的“方物”。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皇帝均秉持“厚往薄来”的精神，这给朝贡使团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明成祖时朝贡贸易繁荣，外域使臣“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
朝贡回赐的物品，往往以丝绸为主。明永乐三年与永乐七年两次对日本使团的回赐，包括锦、纻丝、罗、纱、彩绢在内的丝织品共计超过500匹。宣德八年给日本国王回赐的丝织品包括妆花绒锦、经丝、罗、纱、彩绢，共计84匹，另赐王妃种类相同数量减半的丝织品。此外，东南亚使团来朝，回赐物中也均有大量的丝织物。洪武年间，暹罗四次朝贡明廷的回赐物中每次都有大批绞罗锦缎。永乐年间，悖泥国王、占城国王、满刺加王、苏禄国东王、西王、山同王先后来朝，均赏赐大量绫、罗、缎、锦等丝织品。
明初的一系列法令，使湖州蚕桑生产进入繁荣阶段，充分发挥其蚕桑生产的传统优势。虽然明朝棉纺织发展迅速，扩展速度甚至超过丝织业，但湖州蚕桑仍然繁盛。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遗书》载：“天下蚕事疏阔矣，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夥，取给于湖茧（丝）；西北之机璐最工，取给于阆茧（丝）。”直到明末陈子龙修订《农政全书》时仍载：“取给于湖茧（丝）。”这表明，明代湖州成为丝绸主要产地，在松江府棉纺织的快速扩展下依然保持丝绸生产的繁荣，同时也成为税赋重点征收地区。
育蚕技术的优化和缫丝工艺的革新，共同铸就了湖州丝绸“白、净、圆、细”的外表和“柔、韧、匀、坚”的内里，优良的丝质满足了国内机户的织造需求，在织工提综投梭交错经纬间，湖州递出了属于自己的又一文化名片——丝绸之府，蚕丝由此湖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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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州发布制图：沈高足
编辑：马羚、沈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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