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宏观】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影响

Original 广发宏观郭磊宏观茶座 2023-04-26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郭磊

联系人: 广发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文永恒博士

wenyongheng@gf.com.cn

报告简版

第一

二十大报告全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二十大报告指出下阶段中心任务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第二

现代化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两个概念在范畴上的升华：回顾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发展框架的“两点三段”及各阶段的政策重心。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到“现代化”，内涵在不断丰富，现代化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两个概念的延续和升华。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下，经济增长侧重于产出的增长，经济发展侧重于结构的变化、发展阶段的变化，而“现代化”的内涵则进一步涵盖了两个维度，且包含了其向经济社会其他环节的拓展。中国经济融入WTO后，在发展框架上呈现出两个分界点和三个阶段。2000-2012年“经济增长”是一个核心概念，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围绕需求端的增长，逆周期政策也是围绕增长调整，在上行阶段防止过热，在下行阶段防止下滑过快。2012年前后为第一分界点，2012年-2021年政策重心逐步从强调经济增长过渡向更多强调经济发展。在这十年中，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围绕供给端的调结构，先后处理影子银行、融资平台、两高一剩、房地产等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第二分界点为2021年前后，“现代化”理念逐步走向前台，政策重心进一步转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

现代化在经验上存在欧洲模式、美国模式、东亚模式；在理论上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先发内源性现代化”，欧美经济体大多属于这一类型；另一类是“后发外源性现代化”，具体的代表性模式又包括拉美的进口替代模式和东亚的出口导向模式。欧美经济体是先发内源性现代化的代表，通过历次工业革命，大约200多年走完现代化这一缓慢过程。而拉美模式与东亚模式则是后发外源性现代化的两个代表，拉美采用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因违背自身比较优势，城市化走在工业化之前，且过度依赖跨国公司投资，导致经济发展演变为不可持续的“依附性”发展模式，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而东亚日韩等案例则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逐级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从而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两级跨越，顺利完成现代化。但东亚模式也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弊端出现。

第四

政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并指出“并联式”发展过程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即在并联的特征下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合一，打破线性模式，跨越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因此，从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与欧美模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中国“并联式”发展过程，即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此外，从追赶型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尽管中国式现代化与东亚模式类似，主流研究也常用东亚国家对标中国，但是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与东亚模式存在诸多特殊性：由于它起步于转型经济，且属于大国模型，因此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情况；由于其全产业链的特征，更深的国际分工参与，以及自主发展的产业战略，对应其更显著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存在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要求。

第五

在政策框架下，要实现不同于既有现代化模式的“并联式”发展，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是一个重要手段。“有为政府假说”阐述了有为政府对于转型经济的重要性，即政策可以因势利导推动技术、产业、制度等结构的变迁。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通过理论、实践、制度上的创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下，既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并且也能充分利用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高效性，两者结合在一起是实现“并联式”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进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第六

从要素角度来说，中国依旧存在存量人口和全产业链（“超大规模经济体”）、工程师红利（“人才红利”）等内生优势。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理念下，政策进一步强调了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新型举国体制理论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企业盈利曲线的约束。第一，与一般经济体相比，我国存在高存量人口的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具体包括全产业链特征、区域和产业发展的异步性及发展纵深、规模巨大的内需市场；第二，教育、科研、企业端研发的累积带来工程师红利优势显著，提升的人力资本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释放；第三，在政策框架下，新型举国体制可以一定程度上突破企业盈利曲线约束。我们理解一则从技术角度，新型举国体制可以在关键科技研发领域发挥作用，协同产学研、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二则成本角度，新型举国体制可以提供具有显著外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网络、新型基础设施，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交易成本。

第七

中国式现代化在当前阶段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这将带来外延过程、内涵过程两方面的转变，它在本质上是地方增长模型的转变。我们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外延过程是推动经济增长驱动转向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升高技术产业占比；而内涵过程是推动增长模式从传统东亚模式的土地信用体系向产业信用体系的转变，即从“地方政府城建-居民和商业半径扩张-经济活跃度上升-土地增值-通过第二本账实现投资回收”，转向“产业投资及升级-企业价值提升-通过第一本账、第三本账实现投资回收”。

第八

通过理解上述过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政策正在推进的转型与改革。一则从土地信用向产业信用转变涉及存量增长模式的转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房地产逐步向“新发展模式”过渡，以及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等；二则可以理解底层要素的转型，比如从土地转为数据，建立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以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三则涉及融资方式的适配性，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创板、全面注册制等；四则涉及市场主体的改革，提升其未来良性加杠杆的能力。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央国企的“价值创造行动”等，国资委指出，面对蓬勃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标世界一流，国有企业在效率效益、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科技创新能力支撑等方面仍存在差距。

第九

中国式现代化将对资产定价带来三方面影响。第一，从中期看，高质量发展将取代单一的GDP增长，结构弹性对总量弹性将继续存在替代，名义增长弹性可能会有一个收敛，政策的顺周期逆周期特征也会有一个变化，这对于权益、固定收益资产均会带来深远影响；第二，多目标的增长特征下，增长之外的其他主体目标如环保、安全、民生、创新、产业战略、国企改革等可能会在不同时段产生溢价，这一点我们需要跳出对经济和资产的传统认识框架才能更清晰地理解。同时，政策的目标是中长周期维度的，对它的理解也不应短期化；第三，在产业政策红利的引导下，产业特征也会从适应于增长、发展过渡向适应中国式现代化，比如微观主体也会更倾向于从获取商业模式的“低垂果实”的特征向追求“战略果实”的特征转变。

正文

PART1

二十大报告全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

二十大报告指出下阶段中心任务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PART2

现代化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两个概念在范畴上的升华

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到现代化，内涵在不断丰富，总体来讲，现代化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发展阶段的变化在范畴上的升华

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是经济学最早研究的问题之一，早期二者并无显著的概念内涵区别。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之后，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目标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术分支崛起，二者概念上逐渐有了微妙区别。发展经济学家倾向于把增长定义为“产出的增长”，把发展定义为“结构的变化”和“发展阶段的变化”。

简单来说，经济增长刻画的是在既定的增长函数之下，投入变化带来的产出数量增加和经济绩效的累积；经济发展则内涵更加广泛，不但包含数量变化，而且还刻画了发展中结构、动力与质量等的变化，即增长函数本身也在变化。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包含经济发展。

而“现代化”的内涵则更为复杂和丰富，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归纳了世界各国学者关于现代化的解释，他指出：“广义来讲，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

可以看出，现代化是一个更高维度的概念，它不但从物质层面去考察现代化过程，而且还包括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既包括经济增长强调的量的增长，也包括经济发展蕴含的质的改善，同时还包括这种量、质的改善向经济和社会发展其他环节影响的广泛传递。

在中国经济融入WTO后，在发展框架上呈现出两个分界点和三个阶段。2012年前后为第一分界点，2000-2012年“经济增长”是一个核心概念，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围绕需求端的持续快速增长，并阶段性运用逆周期在上行期防止过热，下行期防止下滑过快

这个时段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主要目标，政策也主要呈现逆周期特征。在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压力，政策主基调会较快地转变为保增长；在经济从复苏走向加速复苏的阶段，政策的重心通常会转变为防止经济过热，防范通胀和房价上涨压力。

简言之，2012年以前政策的重心主要是在稳增长与防通胀之间的轮换。从内生的经济背景来看，此时国内资本形成规模还偏低，资本边际产出效率较高，投资对经济的带动性较强；加之人口仍处于红利期，出口存在较大优势，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与风险能被高增长化解与掩盖，政策需要应对的问题，主要是周期性出现的经济过热和高通胀。

2012年-2021年政策重心逐步从强调经济增长转向更多强调经济发展。在这十年中，宏观经济政策围绕供给端的调结构，先后处理影子银行、融资平台、两高一剩、房地产失衡等结构性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资本产出效率逐步下降，人口红利见顶，高速增长阶段变为中高速增长阶段，来自通胀的压力明显减弱；而前期地方债务扩张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开始凸显，主要体现为影子银行、融资平台、两高一剩、房地产失衡等四点。

与此对应，2012年-2021年政策的重心逐步从强调经济增长转向更多强调经济发展。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产能相对过剩”、“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创新能力”、“资源环境”等问题，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后续一系列结构调整陆续推进。2013年开启影子银行的治理规范，2014年后融资平台的治理规范逐步成体系，2015年起针对两高一剩的治理规范变得极具针对性，2016年四季度起房地产的治理规范逐步加速。

对影子银行、融资平台、两高一剩、房地产失衡四个风险领域的结构调整基本贯穿了过去十年经济发展过程。对此，我们在前期报告《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历史复盘与当前位置》有详细分析。

第二分界点为2021年前后，“现代化”理念逐步走向前台，政策重心进一步转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备新的特征，城乡区域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引起政策重视。同时，创新能力不足在断供、卡脖子等问题面前愈发凸显，发展之外的经济安全变得更加重要。

2021年前后，“现代化”理念逐步走向前台，政策重心也进一步转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上，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在这一过程中也会有所变化。宏观调控体系从2012年之前的需求侧管理为主、2021年之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转为2021年之后的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协同；创新政策体系也从产业政策为主转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效协同。

PART3

现代化模式的两种类型：先发内源性现代化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

现代化在经验上存在欧洲模式、美国模式、东亚模式，在理论上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先发内源性现代化”，欧美经济体大多属于这一类型；另一类是“后发外源性现代化”，具体的代表性模式又包括拉美的进口替代模式以及东亚的出口导向模式

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中按照现代化进程的不同，划分了西欧-内源性现代化与东亚-外源性现代化。实际上二者分别典型代表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和新兴市场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我们进一步将其分别称为“先发内源性现代化”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

《现代化新论》中进一步按照两种现代化类型在前现代传统结构、外部环境、文化背景、现代化启动的内部条件、外部条件、现代化启动的顺序、现代化的中心角色、现代化的主流模式与战略的差异做了详细对比：

先发内源性现代化是在西方文化的历史背景和传统下孕育起来的，除了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完成现代化的早期原始积累外，它的生产力是从内部孕育成长起来的。经济生活通过不断扩展的市场来实现自我调节，而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保证经济的自由运转。

而后发外源性现代化，特别是发生在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现代生产力要素和现代化的制度文化要素都是从外部移植或引进的，工业化投资很大程度上会利用外资、外债和外国先进技术，发挥后来者优势。市场发育不成熟，在经济生活中未形成自动运转机制，政府作为一种超越经济的组织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度或长期发挥巨大的控制和管理作用。

欧美经济体是先发内源性现代化的代表，通过历次工业革命，大约经200多年走完现代化这一缓慢过程

从以往视角来看，现代化首先要完成的一个过程是工业化，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工业化驱动的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

三次工业和科技革命是欧美现代化的推进器之一。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后期，以蒸气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末，以电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中后期，以计算机、微电子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为主要标志。

全球化也是欧美式现代化的另一推进因素。16-18世纪的第一轮全球化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单边经济扩张；二战之后，围绕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全球金融体系，全球经济出现了以欧美经济主导的一轮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产业分工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带来又一轮的全球化，欧美经济具有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继续得到发展。

而拉美模式与东亚模式则是后发外源性现代化的两个代表，拉美采用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因违背自身比较优势，城市化走在工业化之前，并且过度依赖跨国公司投资，导致其演变为不可持续的“依附性”发展模式，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而东亚则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逐级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从而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两级跨越，顺利完成现代化

20世纪30年代，拉美走上了探索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实行了激进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在战后现代化的新高潮中，拉美经济增长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尽管其中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已经初步实现工业化，但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服务业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工业发展速度，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现象；此外，其城市化也是畸形的，城市化走在工业化之前，贫民窟问题严重，并且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跨国公司投资，国内企业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导致其演变为不可持续的“依附性”发展模式，至今绝大部分国家仍然陷入在中等收入陷阱中。

稍晚于拉美进入现代化发展大潮的是东亚。东亚国家采用出口导向为特点的新工业化道路，逐级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以远远超过早期工业化国家相同阶段的复合速度快速发展，在短短5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两级跨越，顺利完成现代化。

World Bank（1993）研究认为，“东亚模式”存在以下几点特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较强的政府经济干预，收入差距低，出口激励，工业化的成功，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相应的技术转移。

更具体的，东亚模式的历史路径可总结为政府给予出口以税收、投资、汇率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参与调节出口产品与出口目标，从出口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发，利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不断积累资本，同时应用雁阵模式实现产业的承接与转移。此外，发展过程中国家通过人才培养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创新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最终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但同时，以日本经济为代表，“东亚模式”也呈现出其发展过程中的缺陷。一是内生的创新能力不够，在第四轮工业和技术革命中没能起到引领作用，进一步带来制造业和贸易的全球竞争力下降；二是增长过程中对土地的依赖导致资产一度泡沫化，资产泡沫破裂伴随人口老龄化，产生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

PART4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欧美和东亚模式的特殊性

政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并指出“并联式”发展过程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即在并联的特征下推动四化合一、跨越式推进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从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与欧美模式存在显著不同，这体现在中国“并联式”发展所带来的超额增速过程

与欧美模式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利用了我国的后来者优势，并发挥了我国的制度优势，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时积极防范和化解快速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风险与挑战，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此外，从追赶型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尽管中国式现代化与东亚模式类似，主流研究也常用东亚国家对标中国，但是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与东亚模式存在三方面的特殊性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转型经济”的基础上，同时从经济体量上又属于典型的“大国模型”，因此在发展过程中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与东亚国家不同，中国在1949-1978计划经济时期，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采用渐进双轨式的方式推进市场化转型，这一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存在明显的“转型经济”特征。此外，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城乡、区域发展差异显著，相较于东亚国家，自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更多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其次，中国经济全产业链的特征，在全球分工中更深度的参与能力，以及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对应其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风险，这与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国际环境显著不同。按照工业体系完整度计算，我国以拥有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全产业链的特征明显。完整的产业门类使我国能够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工业母机的各种工业产品，从而能够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而在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驱动下，中国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风险，这是与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国际环境显著不同的。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表现在环境共生、共同富裕等要求上。相较于东亚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现代化，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避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此外，共同富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PART5

中国式现代化的抓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有为政府假说由林毅夫等人系统性提出，后来成为政策表述的一个重要部分

主流经济学关于政府行为假设有两种理论，一是“利益集团说”；二是“个人利益说”。

2013年前后，林毅夫等人提出“有为政府”的假说，这一理论认为对于转型中的国家，有为的政府是一个重要变量。一方面，转型中国家因为过去所采取的战略，遗留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能一下完全取消，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失业，造成社会不稳定，需要政府给予原有的产业一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转型中国家由于过去政府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基础设施非常差，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去克服。此外，政府还应该发挥好的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市场制度等结构的变迁。

在政策框架下，要实现“并联式”发展，“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是一个重要手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论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针对市场与政府关系作了深入阐述，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二十大报告在论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则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通过理论、实践、制度上的创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有机结合起来”、“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实现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表明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影响因素，而“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又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要义。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既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又能充分利用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高效性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重要抓手，在底层逻辑上，可以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中所发挥的各自作用中找到。

有效市场通过竞争形成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来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以引导企业家根据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有为政府可以克服由于创新的外部性和协调基础设施和各种制度安排的完善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市场失灵，因势利导结构转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利进行。同时可以推动关键技术和产业链突破，推动经济快速升级。

PART6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依旧可以利用的优势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从要素角度来说，中国依旧存在存量人口（“超大规模经济体”）、工程师红利（“人才红利”）等内生要素优势。

第一，高存量人口和全产业链下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

我国有超过14亿的总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尽管2019年我国人均GDP仅是美国的22.6％，但是在高存量人口下，我国经济体量也已接近美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与一般经济体相比，我国作为具有高存量人口和全产业链下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优势。首先，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各行业拥有经济规模带来的效率优势，并且产业配套能力也更强。其次，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区域和产业发展异步性能带来增长稳定性和发展的韧性提高。最后，超大规模经济体强大的国内市场和消费异质性能带来巨大的产业升级需求空间。下面几个案例可以作为证据：

近年来，我国许多传统行业，比如纺织服装、钢铁、光伏风电等产业，已经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行业，就与规模优势密不可分。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要素成本已经显著高于东南亚等国，但东南亚等国并没有表现出更快的出口增长，我国仍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

食品烟酒作为最基本的消费，尽管我国城乡居民也早已解决温饱问题，但在这一最基本的消费上仍有很大的差异性，仍有很大的升级空间。2021年，我国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最高的是上海市城镇居民，达12878元，是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值5529元的2.3倍，如果包括农村居民，则人均消费最低的山西省农村居民仅为3525元，仅为上海城镇居民的1/4。

第二，工程师红利优势

尽管2022年我国人口增长由正转负，全年人口净减少85万，是1961年以来中国首度出现人口负增长，但人口不止有数量，劳动力素质亦是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我国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逐步提高，中国的高教育素质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并且，不断积累提升的人力资本必将在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得到不断释放。我们在《工程师红利就是中国下一个十年的人口红利》、《四大红利将助推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报告中都有详细阐述。

在2023全国两会总理记者会上，李强总理亦指出：“人口红利既要看总量，更要看质量，既要看人口，更要看人才。我国有近9亿劳动力，每年新增劳动力都超过1500万，人力资源丰富仍然是中国的突出优势。更重要的是，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可以说，我们的“人口红利”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发展动力依旧强劲”。

另外，依托中国的工程师红利优势，在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和数据资源开发的新经济领域，中国具备一定的后发优势，赶超过程相对较快，与全球一线发展水平的差距相对可控。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2022年) 》的测算，截至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达到39.6%。

在以上两个内生要素优势之外，政策进一步强调了“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

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理念下，政策进一步强调了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理论上说，新型举国体制的特征之一是它可以适度突破企业盈利曲线的约束，两个可能的途径分别是：

首先，新型举国体制可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针对“卡脖子”难题，中国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将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发力，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社会资源共同攻克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进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其次，新型举国体制可以突破短期营利性的约束，通过提供具有显著外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中国高铁就是典型案例。

PART7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地方发展模型的变化

中国式现代化在当前阶段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我们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外延过程是推动经济增长驱动转向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升高技术产业占比；而内涵过程是推动增长从传统东亚模式的土地信用体系向产业信用体系的转变。

土地信用体系是支撑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力量。经济赶超阶段的瓶颈之一往往是公共基础设施，而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的回报率不足意味着依靠私人部门投资将会速度缓慢。广义财政的土地出让收入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政府提供高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建的外部性外溢到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带动生产和消费的扩张及城市化的加速；这一过程带来的土地价值的增值帮助政府部门回收成本。这一过程有效加速了中国经济发展及城市化、工业化进程。

上述过程在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形成独特的地方经济发展“土地财政”模式，这同时也造成了国民经济运行、财富增长与分配对土地的过度依赖。随着城市化速度的下降，以及“土地财政”模式诸多问题的不断累积暴露，比如城乡发展不平衡、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下降等问题，土地信用体系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功能将不再继续。

从土地信用体系向产业信用体系的转变，对应地方财政从“地方政府城建-居民和商业半径扩张-经济活跃度上升-土地增值-通过第二本账实现投资回收”，转向“产业投资及升级-企业价值提升-通过第一本账、第三本账实现投资回收”。

一方面现有模式已存在约束；另一方面，以土地信用体系进行信用扩张，所带来的经济增量往往集中于传统行业，这与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产业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依旧面临着创新瓶颈，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工业四基”为代表的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亟待提升，存在大量的“卡脖子”技术，技术体系中相当多的关键技术仍不能自主可控。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指出：把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深入实施质量强国建设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壮大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意味着当前的地方发展模式如果不能有效突破，将直接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这一背景下，亟待土地信用体系向产业信用体系转变。

对于投资端来说，传统增长模式是从地方政府城建开始，带动居民和商业半径扩张，以及经济活跃度上升。这一模式下，信用扩张的底层资产是土地，在土地增值的背景下，通过第二本账（政府性基金收入）实现地方政府的投资回收。而未来预计将逐步转向以产业投资及升级为引导的模式，这一模式下，信用扩张的底层资产是企业价值。产业升级带来企业价值提升，地方政府通过第一本账（税收收入）、第三本账（国有资本运营收入）实现投资回报。

PART8

从上述框架理解现有改革和创新的政策逻辑

从土地信用向产业信用的转变，一则涉及存量增长模式的转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房地产逐步向“新发展模式”过渡，以及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等。房地产是存量发展模式的主要抓手，房地产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新发展模式”。《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指出：抓紧研究中长期治本之策，消除多年来“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发展模式弊端，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城投分类转型也是土地信用体系向产业信用体系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抓手之一，城投分类转型是从土地信用体系的退出着手。自2015年42号文以来，7年多来，监管层面一直强调城投公司要剥离政府融资职能，推动城投转型，各城投公司分别结合区域特点以及自身情况探索适合自己的模式和业务方向，尽管转型没有统一模板，但城投分类转型推动了土地信用体系向产业信用体系的转变。

二则可以理解底层要素的转型，比如数据是新发展阶段的基础要素之一，政策明确提出建立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数字中国建设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即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

三则涉及融资方式的适配性，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创板、全面注册制等。从土地信用体系向产业信用体系转变的视角来看，全面注册制是拓宽直接融资入口、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要举措，是产业信用体系搭建的重要抓手，将极大提升对科技创新的服务功能，畅通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的高水平循环。

四则涉及市场主体的改革，提升其未来良性加杠杆的能力。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央国企的“价值创造行动”等。国资委指出，面对蓬勃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标世界一流，国有企业在效率效益、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科技创新能力支撑等方面仍存在差距，国资国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企业价值创造行动抓紧抓细，务求取得工作实效。

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能够发挥其独特的积极作用。

首先，国企发展的历史特点决定了国有企业内部存在大量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研究院所等子单位，这些单位大都拥有深厚的人才、技术积累，并且科研实力突出。此外，其科研力量是内嵌于国家创新体系中，从而也能够更好的支撑新型举国体制的发展。前国资委主任郝鹏指出，2021年底中央企业拥有研发人员107万人，比2012年底增长53%，拥有两院院士241名，约占全国院士总数的七分之一。

其次，多年的国企改革已把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与高校院所相比，其对关键核心技术与科技成果转化有更迫切的需求。作为技术创新主体，通过国有企业监管体制，国企能够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国家发展目标，此外还能充分利用灵活的市场机制，调动各方资源，基于市场需求准确把握关键核心技术的迭代方向。

预计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作为土地信用体系向产业信用体系转变的重要抓手，将成为新型举国体制下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平台。习总书记指出：“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

PART9

中国式现代化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对资产定价可能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从中期看，高质量发展将取代单一的GDP增长，结构弹性对总量弹性将继续存在替代；同时，增长不再追求实际GDP增速高于潜在GDP，对于通胀有一个压制，名义增长弹性会有一个收敛的过程。在新的增长特征下，政策的顺周期逆周期特征也会有变化，跨周期特征强化，这对于权益、固定收益资产均会带来深远影响。当然，名义增长的决定因素相对复杂，很多变化未来需进一步观察。

第二，多目标的增长特征下，政策不再单一追求增长目标，其他主体目标如低碳、安全、民生、创新、产业战略、国企改革等可能会在不同时段产生溢价。这一点我们需要跳出对经济和资产的传统认识框架才能更清晰地理解。

第三，在产业政策红利的引导下，产业特征也会从适应于增长、发展，过渡向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微观主体也会更倾向于从获取商业模式的“低垂果实”的特征向追求“战略果实”的特征转变，比如内需深化、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自主可控相关。这一点同样会对资产定价带来影响。

核心假设风险：改革政策推进超预期；外部环境影响超预期；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变化超预期

郭磊篇

【广发宏观郭磊】怎么评价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