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宏观】布局现代化:2023年中期跨周期环境展望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郭磊
联系人:广发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文永恒 博士
wenyongheng@gf.com.cn
报告摘要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正引领中长期经济发展和政策框架的变化,对应“跨周期政策”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对投研来说应给予足够重视。“跨周期政策”自2020年年中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以来,其特征在逐步清晰。相较于“逆周期政策”,既有研究一般认为跨周期政策在调控目标、时间跨度、政策工具、实施方式四个维度存在显著区别。2023年上半年,逆周期政策出台时间相对靠后,且并没有强刺激,跨周期调节已经成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2023年下半年,预计实际增长企稳、PPI触底,跨周期政策具备更为有利的条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一直是跨周期政策的重要一环。2023年1月31日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指出“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4月28日政治局会议在部署年内重点工作时,先明确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然后指出“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显示了对跨周期政策的重视。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指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第三,从上述会议中的政策表述看,现代化产业体系以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为目标,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三个基本特征,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三个基本要求。人民日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进一步做出阐释,“完整性,就是要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先进性,就是要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自主拓展产业新赛道”、“安全性,就是要实现重要产业链自主可控、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我们理解,“完整性”意味着对补齐关键领域短板要重视,“先进性”意味着对全球前沿产业突破领域要重视,“安全性”意味着对关联国计民生的领域要重视。
第四,上述特征和目标如何实现?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提出八项举措,分别涉及到新型工业化;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服务业新体系;流通体系;数字经济;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按照王桂军和张辉(2023)基于学术研究角度的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分为“动力体系”与“保障体系”两大部分。其中动力体系包括数字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实体产业三大产业;保障体系则包括高效的现代服务业、顺畅的现代流通业、完备的现代基础设施。
第五,政策进一步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我们理解,短板产业补链,对应的是“卡脖子”领域,比如半导体,要逐步突破短板;优势产业延链,对应的是已经具备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比如新能源和新能源车,要进一步进行产业链价值链的上下游延伸;新兴产业建链,对应的是中国和海外大致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产业,比如人工智能,要前瞻性战略性进行布局;传统产业升链,对应的是传统制造业,要推动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第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任务,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的阐述来看,一是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二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三是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四是大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五是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我们理解这实际上包含了对中国要素优势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配套资源的认识,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曾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第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新一轮国企改革相辅相成。国资委指出,中央企业要当好产业发展方向的引领者、当好产业基础提升的支撑者、当好产业协同合作的组织者。推动中央企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发挥“领头羊”作用。力争2023年中央企业制造业新增投资比重达到13%,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制定重点行业领域布局结构调整指引,推动中央企业2023年在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重点行业的布局比重至少提高1个百分点。新华社报道,国资委已成立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形成了工作方案。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超过40%,在全部投资中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第八,发展现代化“产业集群”,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路径之一。波特上世纪90年代在学术上提出产业集群理论(Industry Cluster Theory),但实际上产业集群的实践更早。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经济就初步形成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2001年日本通产省(METI)在全国范围启动19个产业集群计划;美国硅谷实际上也是一个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创新生态系统。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均积极倡导产业集群战略,OECD甚至设计了集群记分牌(The Cluster Scoreboard)以定量测算集群绩效,帮助成员国完善集群政策。中国具有全产业链经济特征和优势互补的经济格局,发展产业集群理论上应更具备优势。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抓手”。国资委亦提出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支持中央企业牵头建立更多的创新联合体,打造一批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第九,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推进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占比提升,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已从2012年的9.4%提高到2022年的15.5%,平均每年提升0.6个点。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周期性,其增速在不同年份会有快有慢,比如2023年在消费电子、汽车等产业调整的背景下,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7%。在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地、产业升级加速的整体背景下,如果我们按下一阶段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平均每年提升0.8个点估算,则2025年它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8%左右,2030年比重为22%左右。
第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新产业供给端增速较快,但新产业需求端会受GDP(净出口、居民收入或者企业盈利等)增速影响,因此存在供求如何均衡的问题。比如2023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为12.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却只有1.7%。在前期报告《对经济整体性的强调将有助于中期均衡》中我们有过分析。政策对结构均衡的问题亦有明确重视,5月5日中央财经委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不能贪大求洋;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避免割裂对立;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呈现的就是对经济整体性、系统性的重视。这意味着中期存在的政策空间之一是继续推进供给侧,一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比如设备更新、数字化;二是新产业的供给侧,鼓励优势产能,优化产业组织格局。后续如这一线索出现,则经济中期竞争结构改善、长期均衡度上升会引发市场风险偏好的上升。
第十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推进在中期将对资产定价带来三方面影响。一是总量弹性减弱,结构弹性增强;二是短期“经济性”减弱,中期“战略性”增强;三是政策的逆周期特征减弱,跨周期特征增强。这对于权益、固定收益资产均会带来影响。对于2023年下半年来说,我们需要关注“现代化产业体系”框架的进一步落地,以及可能会对应的短期政策红利;在产业方向上,应重视“四链”(补链、延链、建链、升链)各自对应的关键行业。
报告简版
第一
中国式现代化正引领中长期经济发展和政策框架的变化,对应“跨周期政策”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对投研来说应给予足够重视。“跨周期政策”自2020年年中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以来,其特征在逐步清晰。相较于“逆周期政策”,既有研究一般认为跨周期政策在调控目标、时间跨度、政策工具、实施方式四个维度存在显著区别。2023年上半年,逆周期政策出台时间相对靠后,且并没有强刺激,跨周期调节已经成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增长”到“发展”再到“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经济发展模型上的逐步变化。中国经济最早围绕“增长”框架;过去十年,经济目标更多围绕“发展”框架,即“增长+结构目标”。二十大之后,“中国式现代化”逐步引领政策框架,即“发展+战略目标”。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大背景下,围绕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的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所引领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与经济政策将逐渐显性化。这对应着政策的中长期特征会更强。
[1]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跨周期”首次被提出。近三年来,跨周期政策逐步浮出水面,特征也逐步清晰;而在中国式现代化所引领的中长期政策框架转变过程中,跨周期政策或将在未来很长时间中,成为经济政策的主特征之一,这将对资产定价环境带来深远影响,对投研来说应给予足够重视。
基于[2]马海涛(2022)、[3]肖钢(2021)等人的研究,相较于“逆周期政策”,“跨周期政策”有四点不同:一则跨周期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中长期的结构目标以及战略目标,顶层设计的特征更为显著;二则因跨周期政策追求的是长期目标的实现,进而整个政策的实施周期与持续时间更长;三则跨周期政策的政策工具除了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外,还包括长期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四则跨周期政策的实施方式更加稳定,而非相机抉择,并且对持续性的要求更高。
第二
2023年下半年,预计实际增长企稳、PPI触底,跨周期政策具备更为有利的条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一直是跨周期政策的重要一环。2023年1月31日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指出“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4月28日政治局会议在部署年内重点工作时,先明确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然后指出“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显示了对跨周期政策的重视。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指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4]二十大报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部分,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并就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内容给出框架性阐述。
[5]202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指出“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
[6]2023年4月28日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逆势而上,在短板领域加快突破,也要顺势而为,在优势领域做大做强”。会议强调,“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形成扩大需求的合力”。
[7]2023年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要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近期,[8]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保障,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重大举措”,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时代所需、发展所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第三
从上述会议中的政策表述看,现代化产业体系以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为目标,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三个基本特征,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三个基本要求。人民日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进一步做出阐释,“完整性,就是要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先进性,就是要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自主拓展产业新赛道”、“安全性,就是要实现重要产业链自主可控、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我们理解,“完整性”意味着对补齐关键领域短板要重视,“先进性”意味着对全球前沿产业突破领域要重视,“安全性”意味着对关联国计民生的领域要重视。
[9]202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强调“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10]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强调“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两次会议在二十大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进行概括,并明确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要求。
[11]人民日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当具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三个基本特征。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当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三个基本要求。
文章指出,产业体系的智能化,是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必然要求。能否实现产业体系的智能化转型,关系到未来国际竞争的成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持续拓展信息化、数字化的深度,努力抢占全球产业体系智能化的战略制高点。产业体系的绿色化,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抓住全球绿色经济、绿色技术、绿色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努力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业体系的融合化,是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的必然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推动产业门类之间、区域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上下游环节之间高度协同耦合,更好释放产业网络的综合效益。
文章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当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三个基本要求。完整性,就是要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目前,我国在一些技术含量高的细分行业还有缺项,要在巩固传统优势领域的同时,加快补齐这些短板,不断提高产业体系完整性。先进性,就是要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自主拓展产业新赛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让创新深深扎根于产业发展的土壤中,着力构建一批新的增长引擎,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安全性,就是要实现重要产业链自主可控、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战略支撑。
第四
上述特征和目标如何实现?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提出八项举措,分别涉及到新型工业化;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服务业新体系;流通体系;数字经济;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按照王桂军和张辉(2023)基于学术研究角度的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分为“动力体系”与“保障体系”两大部分。其中动力体系包括数字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实体产业三大产业;保障体系则包括高效的现代服务业、顺畅的现代流通业、完备的现代基础设施。
[12]二十大报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部分提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提出八项举措。
第一,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第二,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第三,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
第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第五,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第六,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
第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第八,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13]王桂军和张辉(2023)将其理解为“动力体系”与“保障体系”两大部分:
其中动力体系包括数字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实体产业三大产业,保障体系则包括高效的现代服务业、顺畅的现代流通业和完备的现代基础设施。
文章认为,动力体系是“两大工程”(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与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以及关键安全领域补短板的主战场;而保障体系则为数字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和传统实体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生产性服务、交通运输服务和基础设施支持等基础性保障。两大体系分工明确、互为依托,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第五
政策进一步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我们理解,短板产业补链,对应的是“卡脖子”领域,比如半导体,要逐步突破短板;优势产业延链,对应的是已经具备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比如新能源和新能源车,要进一步进行产业链价值链的上下游延伸;新兴产业建链,对应的是中国和海外大致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产业,比如人工智能,要前瞻性战略性进行布局;传统产业升链,对应的是传统制造业,要推动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14]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顺应产业发展大势,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这或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具体抓手,针对短板产业、优势产业、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四类产业,提出了补链、延链、升链、建链的针对性措施。具体来看:
短板产业补链。[15]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出“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能够正常运转”、“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与基础制造工艺、基础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关键基础软件等提升基础产品质量和技术性能”。此外,[16]十四五规划纲要针对“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指出,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齐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瓶颈短板”,要“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工程化产业化突破”,要“健全产业基础支撑体系,在重点领域布局一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应用示范平台和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试验验证等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技术、工艺等工业基础数据库”等。
优势产业延链。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立足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巩固提升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船舶等领域全产业链竞争力,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出要“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
新兴产业建链。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增强要素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推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做大做强生物经济”等。
传统产业升链。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出“引导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投入,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链,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石化、钢铁、有色、建材等原材料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扩大轻工、纺织等优质产品供给,加快化工、造纸等重点行业企业改造升级,完善绿色制造体系”,“深入实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和技术改造专项,鼓励企业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强设备更新和新产品规模化应用”,“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完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第六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任务,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的阐述来看,一是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二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三是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四是大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五是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我们理解这实际上包含了对中国要素优势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配套资源的认识,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曾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人民日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进一步指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任务。文章指出:
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实施产业政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抓住主要矛盾,强化战略性领域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技术和资源是影响我国产业体系循环畅通的主要“堵点”“卡点”。要补上在工业化基础和深层次积累方面的差距,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支持新产品和新技术在国内大市场的广阔空间迭代优化升级。
大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干出来的,优质企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力军。
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没有开放合作,就不会有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积极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
[17]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曾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以政策协同为保障,坚持应用牵引、问题导向,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强调“要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
第七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新一轮国企改革相辅相成。国资委指出,中央企业要当好产业发展方向的引领者、当好产业基础提升的支撑者、当好产业协同合作的组织者。推动中央企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发挥“领头羊”作用。力争2023年中央企业制造业新增投资比重达到13%,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制定重点行业领域布局结构调整指引,推动中央企业2023年在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重点行业的布局比重至少提高1个百分点。[18]新华社报道,国资委已成立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形成了工作方案。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超过40%,在全部投资中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19]人民日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访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发展局负责人》指出,中央企业具备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影响带动能力,应当充分发挥主体支撑和融通带动作用,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当好产业发展方向的引领者。当好产业基础提升的支撑者。当好产业协同合作的组织者。为推动中央企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国资委提出打造现代产业链建设领军企业,以链带面、织链成网,助力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国资委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企业绘制产业链图谱、制定产业链建设方案、编制年度计划,形成以十大工程类别、30项重点任务为核心的产业链建设履职工作指引。
[20]国资委主任张玉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作出国资央企更大贡献》指出,推动中央企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发挥“领头羊”作用。一是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等布局力度,强化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智能装备、芯片等高端制造业布局,力争2023年中央企业制造业新增投资比重达到13%,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二是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制定重点行业领域布局结构调整指引,推动中央企业2023年在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重点行业的布局比重至少提高1个百分点,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中央企业全年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同比下降3%以上、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3.6%以上。三是以市场化方式加大专业化整合力度。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培育和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增资扩股,2023年在装备制造、检验检测、医药健康、矿产资源、工程承包、煤电、清洁能源等领域推动专业化整合,切实提高产业竞争力。
[21]5月24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会。会议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也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要深刻认识集中力量、加快布局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资央企积极落实国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要深刻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要求,找准主战场、融入主战场、决战主战场,为国资央企加快调整布局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蹚出一条新路。
[22]2023年7月13日至14日,国资委举办中央企业负责人研讨班,强调“要坚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两端发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力以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科学论证基础上尽快形成体系化布局,坚持长期主义、稳定投入,边发展、边突破、边布局,强化与产业链上各类所有制企业协同合作,加大重大投资、产业并购、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等,抓紧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产业领军企业”、“要加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力度,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加快关键工序、核心设备更新改造,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有序推进碳达峰方案落地,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第八
发展现代化“产业集群”,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路径之一。波特上世纪90年代在学术上提出产业集群理论(Industry Cluster Theory),但实际上产业集群的实践更早。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经济就初步形成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2001年日本通产省(METI)在全国范围启动19个产业集群计划;美国硅谷实际上也是一个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创新生态系统。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均积极倡导产业集群战略,[23]OECD甚至设计了集群记分牌(The Cluster Scoreboard)以定量测算集群绩效,帮助成员国完善集群政策。中国具有全产业链经济特征和优势互补的经济格局,发展产业集群理论上应更具备优势。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抓手”。[24]国资委亦提出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支持中央企业牵头建立更多的创新联合体,打造一批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25]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抓手,有利于形成协同创新、人才集聚、降本增效等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摆到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全国一盘棋,引导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在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上下功夫,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促进技术创新和转化应用,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壮大优质企业群体,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着力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26]王缉慈(2004)指出,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集群指的是由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的、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及其他相应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产业集群可以通过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加剧竞争等方式提升整个区域的竞争力,通过整合群体竞争优势和集聚发展的规模效益,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均积极倡导产业集群战略。
[27]张浩川(2010)、[28]吴宗杰和史述龙(2008)等人研究发现,对于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统筹规划与及时调整的产业集群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使日本各地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此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逐步将发展重点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在80年代,政府提出了加强产业结构知识密集化的要求,并大幅增加了科技投入,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企业、高校和政府三位一体的"流动科研体制",以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随着90年代国际竞争加剧,2001年日本通产省(METI)在全国范围启动19个产业集群计划,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兴制造业、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集群,2002年,日本文科省(MEXT)又提出了“知识集群计划”,该举措旨在整合日本国内各项研究资源,并通过各种信息平台向企业界提供最新的科研成果,以便迅速将这些成果应用于实际,以支持配合通产省的产业集群计划。
此外,[29]郭丽娟和刘佳(2020)指出,硅谷作为美国最具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拥有世界相对领先的技术,包括生物技术、半导体和通讯等领域。在这里,聚集了许多知名的高新技术企业,如因特尔、苹果和谷歌等。“硅谷地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却创造了美国13%的专利,拥有40%的美国100强企业”。其成功的原因在于硅谷建立了适合创新企业与科技服务业共同成长的创新生态系统。
第九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推进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占比提升,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已从2012年的9.4%提高到2022年的15.5%,平均每年提升0.6个点。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周期性,其增速在不同年份会有快有慢,比如2023年在消费电子、汽车等产业调整的背景下,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7%。在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地、产业升级加速的整体背景下,如果我们按下一阶段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平均每年提升0.8个点估算,则2025年它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8%左右,2030年比重为22%左右。
产业升级存在不同的口径,首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口径,十四五规划指出2025年要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的目标,其中,2022年,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剩余三年内每年占比平均需提升1.3个百分点,按此线性外推,预计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23.7%。
中高端制造业也是一个口径,基于[30]郑江淮等(2023)的研究,在2025年、2035年,中国中高端制造业比重将从2019年的11.1%提升到12.1%、14.0%,而中国制造业合理比重的目标范围将分别为24.1%~26.8%、25.4%~28.0%,其中2035年制造业合理比重相对最高,尽管制造业合理比重在2035年之后出现小幅度下降,但也仍需维持在24%之上。
高技术制造业也是一个口径。[31]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已从2012年的9.4%提高到2022年的15.5%。
第十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新产业供给端增速较快,但新产业需求端会受GDP(净出口、居民收入或者企业盈利等)增速影响,因此存在供求如何均衡的问题。比如2023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为12.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却只有1.7%。在前期报告《对经济整体性的强调将有助于中期均衡》中我们有过分析。政策对结构均衡的问题亦有明确重视,[32]5月5日中央财经委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不能贪大求洋;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避免割裂对立;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呈现的就是对经济整体性、系统性的重视。这意味着中期存在的政策空间之一是继续推进供给侧,一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比如设备更新、数字化;二是新产业的供给侧,鼓励优势产能,优化产业组织格局。后续如这一线索出现,则经济中期竞争结构改善、长期均衡度上升会引发市场风险偏好的上升。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较快,不断形成供给;而政府财政收入、净出口、企业盈利、居民收入所代表的内需需求端增速却与名义GDP相关。比如2023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为12.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却只有1.7%。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形成供给,而增加值是由需求决定的,增加值增速低的背景之一是在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的背景下,部分高技术类产业链的需求(如汽车、消费电子)等受到影响。技术和应用是上下游关系,比如半导体下游是消费电子,消费电子下游是就业和居民收入;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高端制造这些的下游是传统工业和商业部门,要实现高技术产业的需求稳定,那么就要保持供求均衡和总量稳定。如果供给增速持续超过需求增速,未来新产业也会出现产能过剩。
政策强调“不能贪大求洋”、“避免割裂对立”、“不能简单退出”、“坚持开放合作”四项原则,将在中期有利于经济的内生均衡。后续这一精神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如何体现,将是一个关键。
第十一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推进在中期将对资产定价带来三方面影响。一是总量弹性减弱,结构弹性增强;二是短期“经济性”减弱,中期“战略性”增强;三是政策的逆周期特征减弱,跨周期特征增强。这对于权益、固定收益资产均会带来影响。对于2023年下半年来说,我们需要关注“现代化产业体系”框架的进一步落地,以及可能会对应的短期政策红利;在产业方向上,应重视“四链”(补链、延链、建链、升链)各自对应的关键行业。
第一,总量弹性相对减弱,而结构弹性将会增强,结构弹性对总量弹性将继续存在替代。从中期看,高质量发展将取代单一的GDP增长,同时,增长不再追求实际GDP增速高于潜在GDP,对于通胀也会有一个压制,名义增长弹性会有一个收敛的过程。多目标的增长特征下,其他主体目标如环保、安全、民生等可能会在不同时段产生溢价,这一点我们需要跳出对经济和资产的传统认识框架才能更清晰地理解。
第二,短期“经济性”特征将会减弱,而中期“战略性”特征将会增强。“战略性”目标的显性化比较像初创期企业的特征,初创期阶段的企业呈现出的主要特征是战略目标主导,创造新产品或培育新的商业模式、提升新产品或者新商业模式的渗透率,相对淡化短期盈利。这一点同样会对资产定价带来影响。
第三,政策的逆周期性特征将会减弱,而政策的跨周期性将会增强,传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弹性将会下降,而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弹性将会增强,这对于权益、固定收益资产均会带来深远影响
核心假设风险:地产销售和投资下行斜率超预期;海外衰退超预期;美国加息在斜率和持续时间上超预期;逆全球化超预期。
目录
正文
PART1“中国式现代化”下的“跨周期政策”中国式现代化正引领中长期经济发展和政策框架的变化,对应“跨周期政策”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对投研来说应给予足够重视。
从“增长”到“发展”再到“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经济发展模型上的逐步变化。中国经济最早围绕“增长”框架;过去十年,经济目标更多围绕“发展”框架,即“增长+结构目标”。二十大之后,“中国式现代化”逐步引领政策框架,即“发展+战略目标”。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大背景下,围绕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的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所引领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与经济政策将逐渐显性化。这对应着政策的中长期特征会更强。
在前期报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影响》与《重拾定价锚:2023年中期宏观环境展望》中,我们有过详细阐述。
此外,“跨周期政策”自2020年年中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以来,其特征也在逐步清晰。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跨周期”首次被提出。
[33]202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
之后,[34]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
除了短期年内维度对跨周期的强调外,十四五规划还从中长期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层面,对跨周期政策提出要求,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
[35]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这表明跨周期政策追求的是中长期的结构目标以及战略目标。
与此同时,自跨周期设计与调节被提出以来,国务院、央行等部委也多次要求“加强跨周期调节”、“搞好跨周期调节”。
如,[36]2021年8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抓好政策落实,针对经济运行新情况加强跨周期调节”。2022年以来每一季度的央行货政报告都指出要“搞好跨周期调节”。
总之,近三年来,跨周期政策逐步浮出水面,特征也逐步清晰。
在中国式现代化所引领的中长期政策框架转变过程中,跨周期政策或将在未来很长时间中,成为经济政策的主特征之一,这将对资产定价环境带来深远影响。
基于马海涛(2022)以及肖钢(2021)的研究,“跨周期政策”是在“逆周期政策”无法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变局的情况下产生的,相较于“逆周期政策”,“跨周期政策”在调控目标、时间跨度、政策工具、实施方式四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区别。
具体来看,一则跨周期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中长期的结构目标以及战略目标,顶层设计的特征更为显著;二则因跨周期政策追求的是长期目标的实现,进而整个政策的实施周期与持续时间更长;三则跨周期政策的政策工具除了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外,还包括长期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四则跨周期政策的实施方式更加稳定,而非相机抉择,并且对持续性的要求更高。
首先,调控目标上,逆周期政策的重点是应对经济波动、实现充分就业、维持物价稳定和平衡国际收支等短期问题,它的目标在于短期内解决经济面临的挑战。而跨周期政策则着眼于解决长期问题,如“卡脖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结构调整、系统性风险等,重点在于实现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可持续增长以及经济安全,它的目标是中长期的结构目标和战略目标。此类政策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具有更为明显的整体规划和战略性特征。
其次,时间跨度上,由于逆周期政策的执行时间相对较短,所以一旦实现了托底宏观经济和经济降温的短期目标,逆周期政策也会逐渐淡出。而跨周期政策则着眼于实现长远目标,其一套政策工具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延伸、改进与升级,所以,跨周期政策的执行期限和时间都较长。
再次,政策工具上,由于逆周期政策针对的是通货膨胀、失业等短期经济问题,从而采取财政、货币政策就能达到调控效果,调控手段上也就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但跨周期政策针对的是长期、复杂的发展问题,除了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等短期调控工具外,还包括长期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长期调整工具,各种工具综合运用,协调配合,通过合力才能实现调控效果。
最后,实施方式上,逆周期政策的实施方式注重灵活性和准确性,其核心在于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地进行调整,从而可以更好地应对经济波动和风险。相比之下,跨周期政策的设计更加稳定,因为其目标是长期的,对政策的持续性要求更高。在跨周期政策的设计中,考虑到长期发展的要求,要确保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回望2023年上半年,逆周期政策出台时间相对靠后,且并没有强刺激,表明跨周期调节已经成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望2023年下半年,预计实际增长企稳、PPI触底,跨周期政策具备更为有利的条件。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一直是跨周期政策的重要一环。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部分,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并就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内容给出框架性阐述。
此后,202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以及2023年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均有就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方向性指导。
具体来说,2023年1月31日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指出“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4月28日政治局会议在部署年内重点工作时,先明确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然后指出“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显示了对跨周期政策的重视。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指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202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强调“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顺应产业发展大势,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3年4月28日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逆势而上,在短板领域加快突破,也要顺势而为,在优势领域做大做强。会议强调,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形成扩大需求的合力。
2023年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
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要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强调“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不能贪大求洋;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避免割裂对立;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
指出“要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把维护产业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强化战略性领域顶层设计,增强产业政策协同性。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从制度上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要更加重视藏粮于技,突破耕地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限制。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扩大内需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要大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倍加珍惜爱护优秀企业家,大力培养大国工匠”。
此外,现代化产业体系也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常务会议等重要会议中被提。国家领导人及部委官员在地方考察调研时也重点涉及。
[37]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指出要“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勇于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
[38]2023年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意见。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抓手,有利于形成协同创新、人才集聚、降本增效等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摆到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全国一盘棋,引导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在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上下功夫,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促进技术创新和转化应用,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壮大优质企业群体,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着力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近期,[39]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保障,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重大举措”。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时代所需、发展所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具体而言,文章指出: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供需两端的动态平衡,归根到底是各产业有序衔接、产业运行安全稳定,形成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持续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最终依托的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此,必须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畅通经济循环,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补齐短板的同时促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有效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形成较为丰富的产品供给,告别“短缺经济”,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在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后,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加快推进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中高端消费品供给能力,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需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收入水平来实现,同样离不开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为此,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创造一大批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把“蛋糕”做大做好,把“蛋糕”切好分好,在发展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增强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当今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特别是经济大国,大都是依靠强大的实体经济实现崛起,虽历经经济萧条的冲击,依然展现出强大发展韧性。与之相反,一些曾经的强国走向衰落,一些国家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重视发展实体经济,没有实现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不是现代化国家,很大程度体现在实体经济的强弱和产业体系的现代化上。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粮食、能源安全问题突出,产业链供应链遭遇严重冲击,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外部打压阻遏随时可能升级。为此,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完整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夯实实体经济基础,筑牢国家安全发展的根基。
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重大举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涌现出一大批新兴技术和产业,将深刻改变经济生产函数,给生产力水平带来颠覆性影响,引发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趋势性调整重塑。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竞争加剧、机遇与挑战并存、不进则退的局面,能否牢牢把握新科技革命浪潮,建设与时代特征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创新发展提供物质和技术载体,决定了能否在未来发展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为此,需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新的增长引擎,着力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从会议中的政策表述看,现代化产业体系以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为目标,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三个基本特征,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三个基本要求。
202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强调“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强调“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两次会议在二十大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进行概括,并明确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要求。
2023年6月1日,[40]人民日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进一步做出阐释,“完整性,就是要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先进性,就是要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自主拓展产业新赛道”、“安全性,就是要实现重要产业链自主可控、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我们理解,“完整性”意味着对补齐关键领域短板要重视,“先进性”意味着对全球前沿产业突破领域要重视,“安全性”意味着对关联国计民生的领域要重视。
具体而言,文章指出,产业体系的智能化,是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必然要求。能否实现产业体系的智能化转型,关系到未来国际竞争的成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持续拓展信息化、数字化的深度,努力抢占全球产业体系智能化的战略制高点。产业体系的绿色化,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抓住全球绿色经济、绿色技术、绿色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努力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业体系的融合化,是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的必然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推动产业门类之间、区域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上下游环节之间高度协同耦合,更好释放产业网络的综合效益。
文章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当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三个基本要求。完整性,就是要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目前,我国在一些技术含量高的细分行业还有缺项,要在巩固传统优势领域的同时,加快补齐这些短板,不断提高产业体系完整性。先进性,就是要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自主拓展产业新赛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让创新深深扎根于产业发展的土壤中,着力构建一批新的增长引擎,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安全性,就是要实现重要产业链自主可控、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战略支撑。
上述特征和目标如何实现?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提出八项举措,涉及到新型工业化;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服务业新体系;流通体系;数字经济;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
二十大报告中,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部分提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提出八项举措:
第一,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第二,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第三, 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
第四,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第五, 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第六, 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
第七,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第八, 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按照王桂军和张辉(2023)基于学术研究角度的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分为“动力体系”与“保障体系”两大部分。其中动力体系包括数字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实体产业三大产业,保障体系则包括高效的现代服务业、顺畅的现代流通业、完备的现代基础设施。
文章认为,动力体系是“两大工程”(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与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以及关键安全领域补短板的主战场,也是保障体系的底层动力来源,驱动生产性服务业、流通业与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而保障体系则为数字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和传统实体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生产性服务、交通运输服务和基础设施支持等基础性保障。两大体系分工明确、互为依托,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在动力体系内,作为体系的内核驱动,数字技术产业及其形成的数字产业集群起到赋能传统实体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带来技术革新和生产率提升;围绕国家的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了新科技和新产业,作为体系的方向标,将对传统实体产业与数字技术产业起到引导带动作用;而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传统实体产业在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过程中,将起到反哺数字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
在保障体系内,现代服务业起到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比如,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有力推动数字技术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传统实体产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现代流通业在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可以推动实体产业分工细化,提高产业间的协同效率;现代基础设施起到牵引关联产业发展和培育新兴产业的基石作用,除逆周期熨平经济波动外,还将为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提供支撑。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动力体系和保障体系相互交织、相互依存。动力体系在自我升级的过程中,可通过新技术来推动保障体系的转型与发展,而保障体系则为动力体系提供基础性服务,并加速其运转,促使各要素向高端化的价值链发展。此外,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以数字技术产业为核心引擎,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时,确保现代服务业、现代流通业和现代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和深度融合也至关重要,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和协同发展的模式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持续发展和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政策进一步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简单理解,短板产业补链,对应的是“卡脖子”领域,比如半导体,要逐步突破短板;优势产业延链,对应的是已经具备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比如新能源和新能源车,要进一步进行产业链价值链的上下游延伸;新兴产业建链,对应的是中国和海外大致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产业,比如人工智能,要前瞻性布局;传统产业升链,对应的是传统制造业,要推动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202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顺应产业发展大势,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具体来看:
短板产业补链。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出“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能够正常运转”、“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与基础制造工艺、基础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关键基础软件等提升基础产品质量和技术性能”。此外,十四五规划纲要针对“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指出,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齐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瓶颈短板”,要“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工程化产业化突破”,要“健全产业基础支撑体系,在重点领域布局一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应用示范平台和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试验验证等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技术、工艺等工业基础数据库”等。
优势产业延链,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立足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巩固提升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船舶等领域全产业链竞争力,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出要“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
新兴产业建链。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增强要素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推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做大做强生物经济”等。
传统产业升链。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出“引导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投入,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链,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石化、钢铁、有色、建材等原材料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扩大轻工、纺织等优质产品供给,加快化工、造纸等重点行业企业改造升级,完善绿色制造体系”,“深入实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和技术改造专项,鼓励企业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强设备更新和新产品规模化应用”,“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完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任务,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的阐述来看,一是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二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三是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四是大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五是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我们理解这实际上包含了对中国要素优势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配套资源的认识,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曾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就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41]2023年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要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把维护产业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强化战略性领域顶层设计,增强产业政策协同性。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从制度上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要更加重视藏粮于技,突破耕地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限制。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扩大内需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要大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倍加珍惜爱护优秀企业家,大力培养大国工匠”。
人民日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进一步指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任务。文章指出:
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实施产业政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把维护产业安全作为重中之重,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要抓住主要矛盾,强化战略性领域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要增强产业政策协同性,有效调动各方力量积极性,用好各种政策工具组合,形成“产业—科技—金融—教育—人才”高效联动局面。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要注重公平竞争原则和国际惯例,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优化。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技术和资源是影响我国产业体系循环畅通的主要“堵点”“卡点”。要补上在工业化基础和深层次积累方面的差距,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力争主要产业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要把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更好融会贯通起来,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从制度上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长期科技创新投入。要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推动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要深入推进种业科技攻关,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更好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
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创新良性循环,给市场比给资金更重要。“水大鱼大”,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这是全球竞争的稀缺资源,是我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最大底气。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支持新产品和新技术在国内大市场的广阔空间迭代优化升级,让用户“敢用、愿用、想用”。创新本质上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要支持企业在市场公平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要强化标准引领产业体系升级的重要作用,以高标准助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大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干出来的,优质企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力军。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城市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有活力的企业,主要是创新的点子能够依托优良生态、完整配套,快速转变为有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打造一批具备强大科技实力、国际竞争力、行业领导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发现并用好领军人才,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企业家施展才华创造更好条件。
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没有开放合作,就不会有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大大加快了产业体系现代化进程,在华跨国企业也成为我国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坚持全球视野、开放思维,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要继续吸引跨国企业来华发展,支持跨国企业在我国这一全球产业竞争的主要舞台上有更大作为。要大力支持我国产业和企业“走出去”,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求更大发展空间。
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研究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问题时,曾指出“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以政策协同为保障,坚持应用牵引、问题导向,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强调“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增强自主能力。要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要建立共性技术平台,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新一轮国企改革相辅相成。国资委指出,中央企业要当好产业发展方向的引领者、当好产业基础提升的支撑者、当好产业协同合作的组织者。推动中央企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发挥“领头羊”作用。力争2023年中央企业制造业新增投资比重达到13%,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制定重点行业领域布局结构调整指引,推动中央企业2023年在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重点行业的布局比重至少提高1个百分点。新华社报道,国资委已成立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形成了工作方案。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超过40%,在全部投资中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人民日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访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发展局负责人》指出,中央企业具备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影响带动能力,应当充分发挥主体支撑和融通带动作用,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当好产业发展方向的引领者。当好产业基础提升的支撑者。当好产业协同合作的组织者。为推动中央企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国资委提出打造现代产业链建设领军企业,以链带面、织链成网,助力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国资委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企业绘制产业链图谱、制定产业链建设方案、编制年度计划,形成以十大工程类别、30项重点任务为核心的产业链建设履职工作指引。
国资委主任张玉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作出国资央企更大贡献》指出,推动中央企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发挥“领头羊”作用。一是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等布局力度,强化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智能装备、芯片等高端制造业布局,力争2023年中央企业制造业新增投资比重达到13%,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二是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制定重点行业领域布局结构调整指引,推动中央企业2023年在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重点行业的布局比重至少提高1个百分点,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中央企业全年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同比下降3%以上、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3.6%以上。三是以市场化方式加大专业化整合力度。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培育和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增资扩股,2023年在装备制造、检验检测、医药健康、矿产资源、工程承包、煤电、清洁能源等领域推动专业化整合,切实提高产业竞争力。
5月24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会。会议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也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要深刻认识集中力量、加快布局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资央企积极落实国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要深刻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要求,找准主战场、融入主战场、决战主战场,为国资央企加快调整布局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蹚出一条新路。
2023年7月13日至14日,国资委举办中央企业负责人研讨班,强调“要坚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两端发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力以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科学论证基础上尽快形成体系化布局,坚持长期主义、稳定投入,边发展、边突破、边布局,强化与产业链上各类所有制企业协同合作,加大重大投资、产业并购、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等,抓紧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产业领军企业”、“要加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力度,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加快关键工序、核心设备更新改造,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有序推进碳达峰方案落地,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新华社报道,国资委已成立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形成了工作方案。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超过40%,在全部投资中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此外,[42]近年来,中央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加大,2022年首次突破了1万亿元。今年前6个月,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1.2%,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同比提升0.2个百分点。并且,国资委正在部署推进行动方案,覆盖新一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等15个重点产业领域方向,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现代化“产业集群”,是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路径之一。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抓手”。国资委亦提出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支持中央企业牵头建立更多的创新联合体,打造一批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抓手,有利于形成协同创新、人才集聚、降本增效等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摆到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全国一盘棋,引导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在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上下功夫,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促进技术创新和转化应用,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壮大优质企业群体,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着力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波特上世纪90年代在学术上提出产业集群理论(Industry Cluster Theory),但实际上产业集群的实践更早。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经济就初步形成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2001年日本通产省(METI)在全国范围启动19个产业集群计划;美国硅谷实际上也是一个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创新生态系统。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均积极倡导产业集群战略, OECD甚至设计了集群记分牌(The Cluster Scoreboard)以定量测算集群绩效,帮助成员国完善集群政策。中国具有全产业链经济特征和优势互补的经济格局,发展产业集群理论上应更具备优势。
王缉慈(2004)指出,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集群指的是由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的、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及其他相应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产业集群可以通过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加剧竞争等方式提升整个区域的竞争力,通过整合群体竞争优势和集聚发展的规模效益,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均积极倡导产业集群战略,OECD甚至设计了集群记分牌(The Cluster Scoreboard)以定量测算集群绩效,从而进一步帮助OECD成员国制定和完善集群政策。此外,产业集群还可以粗略分为基于低成本的集群与基于创新的集群两类,低成本性集群参与竞争的基础是要素低成本,而创新性集群,以发达国家成功的产业区为典型,核心特征是创新与高质量等。
张浩川(2010)、吴宗杰和史述龙(2008)等人研究发现,对于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统筹规划与及时调整的产业集群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使日本各地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此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逐步将发展重点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在80年代,政府提出了加强产业结构知识密集化的要求,并大幅增加了科技投入,与此同时,它们还建立了企业、高校和政府三位一体的"流动科研体制",以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随着90年代国际竞争加剧,2001年日本通产省(METI)在全国范围启动19个产业集群计划,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兴制造业、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集群,2002年,日本文科省(MEXT)又提出了“知识集群计划”,该举措旨在整合日本国内各项研究资源,并通过各种信息平台向企业界提供最新的科研成果,以便迅速将这些成果应用于实际,以支持配合通产省的产业集群计划。
此外,郭丽娟和刘佳(2020)指出,硅谷作为美国最具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拥有世界相对领先的技术,包括生物技术、半导体和通讯等领域。在这里,聚集了许多知名的高新技术企业,如因特尔、苹果和谷歌等。“硅谷地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却创造了美国13%的专利,拥有40%的美国100强企业”。其成功的原因在于硅谷建立了适合创新企业与科技服务业共同成长的创新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通过促进大企业和初创企业之间的学习竞争,实现了在“开放式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平衡。此外,硅谷还通过大学、行业和政府之间的紧密互动和合作,以及区域科技联盟的支持,建立了畅通无阻的科技服务网络,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提供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和引导。
首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推进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占比提升。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已从2012年的9.4%提高到2022年的15.5%,平均每年提升0.6个点。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周期性,其增速在不同年份会有快有慢,比如2023年在消费电子、汽车等产业调整的背景下,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7%。在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地、产业升级加速的整体背景下,我们按下一阶段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平均每年提升0.8个点估算,则2025年它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8%左右,2030年比重为22%左右。
产业升级存在不同的口径,首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口径,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2025年要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的目标,其中,2022年,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剩余三年内每年占比平均需提升1.3个百分点,按此线性外推,预计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23.7%。
中高端制造业也是一个口径,基于郑江淮等(2023)的研究,在2025年、2035年,中国中高端制造业比重将从2019年的11.1%提升到12.1%、14.0%,而中国制造业合理比重的目标范围将分别为24.1%~26.8%、25.4%~28.0%,其中2035年制造业合理比重相对最高,尽管制造业合理比重在2035年之后出现小幅度下降,但也仍需维持在24%之上。
根据研发活动的强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制造业进一步细分为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四个类别。中高端制造业包括高技术和中高技术两个类型,其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航空航天、制药、计算机和通信等领域,而中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电气设备、交通设备、化工和专业设备等领域。这些分类对应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中的第24类和第29至35类。
韩国、德国、日本三国不同阶段的中高端制造业占比可用来推断中国未来相应发展水平时的占比。1990年以来,德国、日本、韩国等制造强国的中高端制造业占比出现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是韩国,由1990年的41.6%增至2019年的63.8%,上升22.2个百分点;其次是德国,由48.0%增至60.4%,上升12.4个百分点;日本由50.9%增至56.9%,上升6.0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也是一个口径。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已从2012年的9.4%提高到2022年的15.5%。
其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新产业供给端增速较快,但新产业需求端会受GDP(居民收入或者企业盈利)增速影响,因此存在供求均衡的问题,如果延续可能会存在产能过剩、投资过剩的隐忧。在前期报告《对经济整体性的强调将有助于中期均衡》中我们有过分析。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较快,不断形成供给;而政府财政收入、企业盈利、居民收入所代表的内需需求端增速却与名义GDP相关。
比如2023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为12.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却只有1.7%。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形成供给,而增加值是由需求决定的,增加值增速低的背景之一是在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的背景下,部分高技术类产业链的需求(如汽车、消费电子)等受到影响。
技术和应用是上下游关系,比如半导体下游是消费电子,消费电子下游是就业和居民收入;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高端制造这些的下游是传统工业和商业部门,要实现高技术产业的需求稳定,那么就要保持供求均衡和总量稳定。如果供给增速持续超过需求增速,未来新产业也会出现产能过剩。
政策对结构均衡的问题亦有明确重视。
5月5日中央财经委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不能贪大求洋;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避免割裂对立;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呈现的就是对经济整体性、系统性的重视。
这意味着中期存在的一个政策空间是“两个供给侧”,一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比如设备更新、数字化;二是新产业的供给侧,鼓励优势产能,优化产业组织格局,后续如这一线索出现,则经济中期竞争结构改善、长期均衡度上升会引发市场风险偏好的上升。
政策强调“不能贪大求洋”、“避免割裂对立”、“不能简单退出”、“坚持开放合作”四项原则,将在中期有利于经济的内生均衡。后续这一精神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如何体现,将是一个关键。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推进在中期将对资产定价带来三方面影响。一是总量弹性减弱,结构弹性增强;二是短期“经济性”减弱,中期“战略性”增强;三是政策的逆周期特征减弱,跨周期特征增强。这对于权益、固定收益资产均会带来影响。对于2023年下半年来说,我们需要关注“现代化产业体系”框架的进一步落地,以及可能会对应的短期政策红利;在产业方向上,应重视“四链”(补链、延链、建链、升链)各自对应的关键行业。
第一,总量弹性相对削弱,而结构弹性将会增强,结构弹性对总量弹性将继续存在替代。从中期看,高质量发展将取代单一的GDP增长,同时,增长不再追求实际GDP增速高于潜在GDP,对于通胀也会有一个压制,名义增长弹性会有一个收敛的过程。当然,名义增长的决定因素相对复杂,很多变化未来需进一步观察。此外,多目标的增长特征下,政策不再单一追求增长目标,其他主体目标如低碳、安全、民生等可能会在不同时段产生溢价。这一点我们需要跳出对经济和资产的传统认识框架才能更清晰地理解。
第二,“经济性”特征将会削弱,而“战略性”特征将会增强。如果把宏观经济比喻为一个市场主体,那么,“战略性”目标的显性化比较像初创期企业的特征。从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来说,初创期阶段的企业呈现出的主要特征是战略目标主导,创造新产品或培育新的商业模式、提升新产品或者新商业模式的渗透率,相对淡化短期盈利。这一点同样会对资产定价带来影响。
第三,政策的逆周期性将会削弱,而政策的跨周期性将会增强。在新的增长特征下,政策的顺周期逆周期特征也会有变化,跨周期特征将强化,传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弹性将会下降,而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弹性将会增强,这对于权益、固定收益资产均会带来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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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ttp://cwm50.net/newsinfo/5238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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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https://www.gov.cn/xinwen/2022-12/16/content_5732408.htm
[38]https://www.gov.cn/yaowen/2023-05/05/content_5754266.htm
[39]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7/01/c_1129723073.htm
[40]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306/f5376f89527342af88494c9a6540c4e1.shtml
[41]https://www.gov.cn/yaowen/2023-05/05/content_5754275.htm
[4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1407242903239253&wfr=spider&for=pc
郭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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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磊:对当前经济和资产的认识——在WIND秋季策略会上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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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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