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言，本名李毓玲。计算机工程师，金融从业者。山西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山西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近年撰写散文化文学评论，主要作品有《向五十年代致敬》《同宇宙重新建立连接——刘慈欣综论》等。著有文学评论集《灵魂的相遇》。获2013—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论奖。
吴言：给莫言先生挑点儿刺
——也评《故乡人事》系列
吴言
首先必须申明，对于莫言归来，我是站在列队鼓掌的队伍中的，可以说是翘首以盼的一员。本来觉得莫言先生的作品轮不到我置喙，文章写了一半就打住了。但看到《收获》微评还有《故乡人事》的评论，受了启发。而且看到的评论都是一片赞美，各种阐释，我也发一点儿不同声音，争鸣一下吧。
令人欣慰，莫言重回文学现场的作品是短篇小说。莫言是新时期最早意识到长篇小说于一个作家重要性的作家，并在此领域耕耘多年，终至收获诺奖。获奖后莫言的心情愈加从容和慎重，他不需要再用一部长篇小说来证明自己，他拿出了剧作和诗歌，小说上的心思则用在了短篇小说上。对于文学，莫言依然是探索前行的姿态。
从莫言的言论也能感觉到这一点，他说愿意拿自己的全部作品换鲁迅先生的一篇短篇小说，换一部《阿Q正传》。这除了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敬意，也表达了对短篇小说的敬意。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是短篇小说的兴盛期，莫言那时就放眼长篇小说，表现出了一个作家的抱负。进入新世纪，文学领域长篇小说一统天下，再有巨长的网络小说加盟，短篇小说的声音已很微弱。莫言以诺奖得主的身份回到短篇小说领地，既是要弥补自己的文学缺憾，也是一种宣示和提醒，我们到了重提短篇小说重要性的时候了。
组成《故乡人事》的三篇短篇小说，确实表现出了莫言的水准。莫言是敢于闯入政治敏感区域的作家，这可看作他独立的姿态，也不乏被解读为表现的姿态。获得诺奖后，莫言既享受到了获奖的荣光，也要承受如彗星般拖曳的长尾。而莫言归来之时，让人感觉依然是原先那个莫言。
三篇小说从《地主的眼神》开始，莫言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阶级斗争的语境中去了。现如今，这样的语境我们几乎都忘了，但莫言没有忘记自己是见证者。他也用当下现实对照了过去的历史，在吊诡和荒诞中，透出的是沉重。《斗士》也是从阶级斗争出发，但后来演化为人性的恶。这篇小说可看做是对《阿Q正传》的致敬之作，其中的主人公“武功”人如其名，光棍一条，命比谁都贱，跟谁都敢玩命，真正的流氓无产者，一辈子好武尚斗，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小说的顺序也耐人寻味，到第三篇小说《左镰》，阶级斗争退去了，有人性的弱点，但是却彰显出了超越人性弱点的光辉。父亲的一声断喝，“闭嘴！”，小说结尾处田奎的回答，“敢！”，就是一个字，“义”！结尾前那个打铁的梦好啊，不再是小说的情节，不再是叙述语言，只是写景状物，却升华了整篇小说！
三篇小说情节精妙，细节丰富，值得让人反复品咂。故乡高密东北乡给莫言提供了无尽的创作源泉，他那若实若虚的家族让莫言有了庞大的根系。那些饱满的细节，割麦，磨镰，打铁……都是土地的馈赠。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其中写到了一个作家，在城里已经功成名就，但每年秋收都要回乡割麦。作家因为割麦时误把玉米苗弄折了，被父亲在后面追打，脱下鞋子硬揍了一顿，作家在田头“呜呜”地哭了。这个作家会是谁呢？我脑子里总是闪出莫言的影子，因为只知道他总是不断地返乡，盖房，割麦也很正常。那篇文章说，这位作家还会更上一层楼，还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因为他对父辈的信任，同土地的连接。
只是，在享受阅读的过程中，我还是被一些词语“硌了眼”。
第一次是《地主的眼神》里，必不可少的一个情节，少年的“我”在作文里形容地主的眼神，用了一个词——“低眉顺眼”。我的心感觉“咯噔”了一下。因为，我是在1976年“文革”结束前入的学，那一年因为打倒“四人帮”，学校那个学年延期半年，从春季入学改为现在的秋季入学。我记得那时的课本还是阶级斗争语境的。其中我的一个造句不仅得到表扬，至今还令我难忘。老师让用“牛马不如”造句，我造的是：“台湾人民至今还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地主的眼神》中的“我”是在上三年级时写的作文，那时肯定在“文革”期间，我觉得“低眉顺眼”不大可能出现在那时的语境里，“俯首帖耳”倒是比较可能。而且，我清晰地觉得，“低眉顺眼”是在新世纪才进入我的词库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我都不记得读到过它。因为我理解它多半是形容一个女子的俯就姿态，新中国成立后到新世纪前很长时间，它不大可能是社会上通行的姿态。那时的女子形象是英姿飒爽的，而“低眉顺眼”是经济发展后催生出的一种女性姿势。
这样的用词，是个例呢还是无独有偶呢？不巧的是，在这三个短篇中，我还是发现了其他一些“硌眼”的词。比如，形容村里贫协主任，“专横跋扈”；《斗士》中形容打架的王奎，“色厉内荏”；形容斗士武功，“睚眦必报”。在《左镰》结尾那个非常精彩的梦里，一连串的排比非常有气势，但因为用了“流光溢彩”，还甚至用了“私人订制”，让我感觉没有以前读过的一篇新人新作写得精彩。这些词都没问题，只是出现在莫言的短篇小说里，让我觉得有些“硌眼”。莫言先生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肆意汪洋，泥沙俱下”，这些词放在长篇小说里，也许就被稀释了，不算什么。只是短篇更讲求精练，对语言要求更高。相比较而言，在其他那些顶级作家的作品里，很少有“硌眼”的感觉。
在我的标准里，这些词首先是成语，太现成了，再者好几个词在成语里也属于很拗口的那种，让人感觉似是而非，边界模糊。它们应该被更朴素的、更原始的词汇代替。因为我知道，沈从文认为写景不能用成语，汪曾祺认为写人也不能用。汪老只赞成用四字句，这样文章更有中国味，语言更明快流畅。那么上面这些“硌眼”的词能不能找另外的词代替呢。我想了半天，觉得除了“专横跋扈”能用“横行霸道”代替，其他几个词还真一时找不到替代词。可见，语言一旦成形，就固化了，更改很难。这只能归结为一种语言习惯，恐怕连莫言先生也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
莫言那么推崇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作为对标物，我们看看《阿Q正传》里的成语使用情况。那时白话文运动伊始，文字刚刚脱离文言，鲁迅先生作为接受古文教育的一代，成语资源更为现成，即便用了也很正常自然。为此，我重读了《阿Q正传》，摘出了其中的成语或准成语，发现如下这些：自轻自贱、怒目而视、满脸溅朱、忽忽不乐、大失体统、似笑非笑......这些是成语吗？未必吧，大部分是鲁迅先生自造的四字句。它们都很有形状，很有生色，不生僻，不诘屈聱牙。还有一些，如“敬而远之”“无师自通”“秋行夏令”，则都加了引号，至少有层意思，是对这些词约定俗成意义的反讽。另外，我还发现先生形容阿Q的神态，用了好几个这样的词：赧然、凛然、悚然、欣然、怃然、傲然、飘飘然......这些词有的颇有古意，现在并不常用，但没有让人觉得生疏。先生的文字功底真是令人叹服啊！读完整篇，我再次为鲁迅先生的语言所倾倒！
除了上述这些，对莫言的《故乡人事》我是由衷地喜爱的，它们无疑是经典的短篇小说。莫言随后发表的短篇小说《天下太平》，并没有什么词让人觉得“硌眼”。也许是作者写顺了，读者也读顺了。对于率先发表的《故乡人事》，可能是期望值高、完美情结、挑剔积习在作祟，所以，挑出了几个可有可无的刺。莫言先生和各位方家一哂吧。
2017年10月15日初稿
2018年5月8日完稿
吴言：此情绵绵
——评王安忆新作《红豆生南国》
吴言
在微信里看到《收获》2017年第一期的目录，有王安忆的新作《红豆生南国》，是喜悦和期待的。
拿到杂志，睡前开始读，晨醒后读完，心里生满了对王安忆的感激。感谢她一直在写，感谢她一直写得这么好。从几年前的《天香》开始，就觉得阅读王安忆是种福分，这次依然如此。阅读是有时令的，去年新年伊始读《匿名》，今年读《红豆生南国》。新年到来时总是在冬日最晦暗的时候，雾霾重重，新旧交织，难以彻底焕然。这时候读王安忆的新作，总是能得到某种支撑。
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写到六十多岁，会怎么写？起笔就是开阔和纵横，不自觉中就有历史感和厚重。这次王安忆又换地方了，不写上海，不写乡野，写到香港去了。而且不会仅仅是当下的、现代的一个故事，总是要说到“从前……”。写的是一个男人，从小被送养出去，“三百番薯丝”换来的，这样的身世，亲情总是隔了一层，觉得是世间的多余人。六岁时跟着养母偷渡去菲律宾，不想在香港落脚，就此生根。开篇就有了传奇色彩，成长期间，辗转的身世又结缘文字，养成了缠绵的生性。青春期时又适逢世界左翼运动蓬勃，“左翼思想往往培养文艺气质，因二者都有空想的成分”。文艺专是培养有情人的，有情邂逅革命，想必会有一番轰轰烈烈。但是不然，是有一段狂飙岁月，但革命最终总是要流于消解，最后落实的仍然是男人平淡的人生。
革命的副产品，是同妻子结缘，结婚成家生子，步入寻常人生。工作安稳顺遂，跟随经济起落，投资楼市，先赚后赔，几近破产。事业和经济都成为了后进，男人成了一个让人失望的人。养母去世后，妻子也提出离婚。男人这时已年过五十，恢复单身，又换了工作，却重新焕发了生命力。男人寻到了自己的生母，践行了养老的诺言。这些繁复的枝叶没成为小说的叙述重心，众流汇集，男人离婚后的罗曼史成了后面的主题。香港单身女子很多，他不期然成了渴慕对象。先后有留洋的女博士，独立的女职业人对他表达心意，但都被他回绝了。前妻也开始往来，甚至半真半假地，加入了为他介绍对象的行列。他的年龄在增长，对方的年龄却在递减，甚至降到了下一代的儿女辈。同世间上演的大部分剧情不同的是，男人总是不为所动，抱定枯索和寂寞，不想再领受婚姻的恩惠，因为觉得自己今生今世就是一个欠债人。
为何如此？是老同学说到了要害，因为男人有一宝，那就是“美德”，忠诚、老实、谦逊！光怪陆离的香港，王安忆剥落繁华，发现了这样一个还抱持着传统美德的人。很多时女人期望的男人是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但最终发现能坚守底线和美德也是一种稀缺的品质。我很佩服王安忆的眼睛，她总是能发现人性中那些善良和温情。若不是如此，人类的繁衍生息又意义何存？
去到香港会对那个城市的女人留下深刻印象。那里的女性给人的感觉是精致认真的，对性别和职业都是如此。因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中国传统的女性角色和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在香港碰撞，各方都达到极致。那里一边是遍布的美容纤体广告，一边是中环形色匆匆的职业女性，像小说中写到的，这是一条“丽人河”。小说中的男人不多情，不滥情，但是个有情人。他能感受到来自女性的情爱和滋养，所以才会懂得“红豆生南国”。
写异地香港，王安忆竟然也做到了像上海一样浸淫和熟稔。香港和上海两个城市很像，都是一衣带水的港口城市，都是东西文化交汇之地，气质相近。早在1993年，王安忆就写过《香港的情与爱》。那时她笔下的香港情爱，还是猎艳式的，是浮光掠影甚至声色犬马的，再极尽描绘眼光也是一个外来人——美籍华人的观光客，大陆去的新移民。二十多年过去了，岁月显示了自己力量，小说也显示了王安忆的演进。在《红豆生南国》里，王安忆穿过林立的高楼，看到逼仄的街巷深处香港的那颗朴素的心，还有一个香港男人守护着“美德”。这一次是自家人的眼光，香港生活的内里是这样的。王安忆收获了一种透视能力，她能穿越古今、地域，看到历史河流深处的世道人心。
像上一篇作品《匿名》一样，王安忆对人物的命名已不再花心思了，全篇没有提到男人姓甚名谁，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香港男人，沧海一粟。由他的社会关系再串起一众人物，阿姆，前妻，老同学，儿子……这些人，身份就表明了一切，不需要名字来确认。名字反而成了一种干扰，离那个真实的人远了。所以小说里只有外人才是有姓名的。这样的写法是自然贴近的。
作为生于六十年代末的人，近年来真实地触碰到了中年的边缘。安送父辈已是常情，同辈中竟然也有人开始中招倒下。裂变的时代，人越发不耐了。新年过后，就去了火葬场送英年早逝的同事。接着又去看罹患重症的同学。家人先是隐瞒病情，后又隐瞒母亲去世，可人生是瞒不过的，两件事终于接连砸到同学身上。看着刀尖就扎到了心上！另一位绝处逢生的同学，病治好了，脑子却受损了，人已经痴傻。各种纠缠与撕扯，人生似乎已经到了荆棘丛，进入鏖战状态，虽然也要披挂上阵，可是心里蓄满了泪。王安忆的《红豆生南国》就像那道闸，开启泄洪，漫灌久已干涸龟裂的土地。
看了下小说写成的时间，2016年4月于纽约。彼时正在托人转送王安忆两本书，知道要等到7月她从美国访学回来后才能送达。同王安忆未曾谋面，觉得离得远，但还不是遥不可及。
因为写过一篇《向五十年代致敬》，前些时受到质疑。为什么只向五十年代致敬？甚至——鲁迅、胡适不值得致敬吗？不，从孔子起，可说是精神上的列祖列宗，那些灿若星辰的名字组成了银河系，映照着人类历史长河，他们都是有情生命，人类文明得以传承。他们都值得致礼、致敬！只不过，五十年代人对我来说既伸手可及，又散发着星辉。他们中有的是秉烛者，年少时就在前方引领，中年时仍然能感受到温度的传递。以我自己有限的精力和生命，只来得及细细研读这一代作家，只来得及向他们表达敬意！
所以，对王安忆就会心生感激。希望这种作者和读者的缘分绵延下去，生命能一直有像她这样作家的作品相伴，就是一种福分。
2017年1月19日
来源：《收获》杂志
远方与更远
—— 读孔令剑诗集《阿基米德之点》
吴言
孔令剑，男，1980年生，山西绛县人。曾任《山西文学》编辑。有诗歌在《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中国诗歌》等刊物发表，部分作品入选《中国新诗排行榜》《中国诗歌年选》《中国网络诗歌精选》等国内各类选刊、选本。出版个人诗集《阿基米德之点》。现供职于山西文学院，兼任山西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孔令剑可以称得上是含而不露的。比如，很早就有出诗集的便利条件，但是到现在才出；写了很多诗，但拿出来发表的少；发表的诗中，又精简再精简，很少的一部分收入第一本诗集《阿基米德之点》中。这里面有着人们看不出的认真。
这种认真也处处闪现在他的诗中。能感觉出他非常认真地，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着诗句。而且不依赖酒精，勤勤恳恳。生活多么顽固！强大到不由分说。一个诗人能保持一颗诗心，已经是最顽强的抵抗了。因为诗总是急先锋，总是最先被生活瓦解。所以，他在《自白》这首诗中写道，“从清晨开始，我就期待黑夜能够早早到来”，因为，“许多人睡了，你才开始为自己着想，写下字称作诗”。白天诗人像平常人一样生活，即便在专事文学的工作场所，仍然难以抵挡世事的喧嚣；只有在夜晚，才能为自己写下诗行。
孔令剑诗集：《阿基米德之点》
而“诗”从哪里来呢？诗不像小说，小说几乎就是生活本身；诗也不像散文，散文和生活保持一种等速的平行；诗和生活，最需要的是保持距离。从古至今，人们愿意把文学的桂冠给予诗歌，因为诗歌最能体现文学的真谛，那就是寄托人类的情感，体现想象力。生活的万有引力，将人紧紧吸附于地面，保持精神的、心灵上的距离，就像人类翱翔于天空的梦想。孔令剑的诗，离生活是比较切近的。所以读过后会让人觉得，原来生活里也有这么多的诗意，只是我们没有像诗人那样去发现。他写《斯诺克》，“看我被这个世界所规定，到处是漏洞和撞击”；《医院电梯间》可以是诗，《轮椅上的老妇人》还可以是。他的诗里很多地方写到“香烟”，抽烟的人很多，只有他因烟成诗。
孔令剑在读者见面会上
诗人在发现，也在做着转换。能感受到，孔令剑在孜孜以求地寻找着诗句，寻找着事物和词语之间的对应。他有首短诗就是《词与物》：“披上词的外衣不停地变换名字这世界已在事物里关闭”。在节选的长诗《声音》中这一点很突出，这首诗就是为各种事物的命名。似乎生活和词语正组成一个闭合的环路，诗人在其间寻寻觅觅。诗歌成为生活或事物的影子，“紧紧抓住影子专注一境完成无数次命名”。写诗这件事情本身，常常成为他诗的主题，很多诗的题目直接就是《写诗》《诗歌》《诗意》。“不被照耀，一首诗缓缓爬上头顶”，“你问我为何不曾在一首诗里出现”。“文字”“词语”“语言”在他的诗句里出现的频率很高，在《词语的故乡》这首诗里，“秋天”被转换成“一个名词”或“一个动词”，“名词”是“红叶”，“动词”是“无拘无束的飞”。在《言语》中，“词会排列组合产生毒和有用的诗歌”。
当然，对应于生命中隐约闪现的虚无状态，孔令剑也用了很多虚词，比如《在》《当》《过渡》，和许多形容词，比如《永恒》《完整》《许多》《颓废》。“钟表”是他常用的物象，那是关于时间、生命、死亡的思考。“鸟”和“翅膀”在他的诗里，应该是代表着理想，“疯狂的理想成就全部的生活”，“黄昏时在山上放一把火让今晚的星星全部复活”。同诗集中更多的理性思索比起来，这样的张扬占很小的比重。实际他内心是有这样的爆发力的人，也许他自己都不曾发现。也许他的诗歌会告诉他这一点。
孔令剑诗集研讨会现场
为了心中的诗，诗人如何拓宽与生活的距离？孔令剑这本诗集里，也隐约透露出了方向，那就是《远方》和《更远》。《远方》这首诗，开篇是“来吧，姐姐”，立刻让人想起海子的那首诗，“姐姐，今晚我在德令哈”。我问小孔是否受过海子的影响？除了海子，他还说出了一连串中外诗人的名字，不同阶段受不同诗人的影响。那是我所不熟悉的诗歌的殿堂。海子诗中的德令哈已经因诗而成风景名胜，那里是戈壁，是草原的尽头。孔令剑的这首《远方》更多是一种向往，“穿越人群和高楼”，到远方去。在《更远》这首诗里，“我确如群星中的一颗只是这微弱的光芒早已淹没在了万家灯火”。人群之外的地方，都是远方，向大自然奔去，那些称为诗歌的影子，也许就会尾随而至。
吴言评论集：《灵魂的相遇》
《阿基米德之点》这本诗集中收录的大部分是短诗，如诗集第二辑的名称，这是孔令剑追求的“简约世界”。整个诗集散发的气质，如同他现在所处的年龄点，是单纯透明的少年气质，和深沉复杂的中年气质的混合。就像诗集的名称，孔令剑正在寻找自己的阿基米德支点，究竟能撬动一个怎样的诗歌世界，在坚持和认真之中，相信总有一天孔令剑会受到时光的点化。
我一直认为，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一定是要读诗的，不论你是写散文、小说，甚至评论。读诗是逃避同质化语言，保持文字跳跃度和活力的有效途径。读孔令剑《阿基米德之点》，能感觉到很多词语被一一激活。也感谢这本来自身边诗人的诗集，使我找到了读诗的“阿基米德支点”，得以寻到进入诗歌殿堂的门径，并且，再度激发了读诗的热情。
2017年3月18日
（本文来自《山西文学院》公众号）
理性与情感
——评赵树义《虫洞》《虫齿》系列散文
无言
赵树义书影
用赵树义偏好的物理学语言形容，他近年来的创作已进入一种匀速的、稳定的惯性状态，渐趋于一种准专业的文学写作。所以会有他写作生涯的一次集中爆发，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相继有散文集《虫洞》《虫齿》问世。能感觉得出，他的文思连绵不绝，文笔流畅致密，气息连贯深长。赵树义发现了自己阐述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不仅建构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摸索出了具有自身个性的散文写作文本。
吴言书影
一
阐述世界的方式：量子力学和庄老哲学
在《虫洞》《虫齿》系列中，赵树义在努力做一种尝试，试图贯通文学、科学和哲学。“虫洞”是量子力学的概念，赵树义借此思考人生的线性时间和生死过程，在虫洞中时间可以自由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在这里得以释放。“虫齿”作为作者身体中腐坏脱落的一部分，是逝去的生命和人生的节点，“虫齿”本身的学名指一种无所不在的微型昆虫，在作者的想象中，这种生物正在消解着生命。二者意象叠加，在赵树义的语境中体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孤寂状态，
我基本能理解赵树义为什么会对量子力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我依照跟他相似的路径，通过阅读《时间简史》接近量子力学时，也有过同样的震撼和困惑。量子力学作为物理学的分支，是研究微观世界物质最基本构成粒子的科学，它最终涉及到宇宙的起源，时间的形成等。在微观世界的量子学原理动摇了宏观世界业已形成的经典物理原理和人类既定经验，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挑战了决定论，甚至动摇了人们对绝对真理的信仰。而这已不单纯是物理学问题，而是哲学的基础。
以我个人的认识，觉得物理学对哲学、文学形成影响是很明显的。在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物理学迎来了爆炸式的发现，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和形态。在二十世纪之初的1900年，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该年12月物理学家普朗克首次提出了量子力学，另一件是诺贝尔奖的设立，后者对自然科学的促进作用的作用是巨大的。量子力学的发展是在两次工业革命之后，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人类社会逐步进入现代社会，在文学史上才有可能出现现代主义思潮，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涌现出了众多的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而量子力学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以解构、反对阐释等理念，对文学创作和批评造成影响。但因为它本身的颠覆性特质，并不能形成稳定的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所以迄今为止，并未出现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大师。
热爱文学的赵树义是化学专业出身，量子力学是他形成自己认识论的途径。他甚至认为，“量子力学是通往哲学的必由之路”。这条路通向哪里？赵树义常用到一个科学术语“自洽”，他认为：“真正的哲学是自洽的，真正的科学是自洽的，真正的艺术也是自洽的，自洽的哲学、科学和艺术则是融会贯通的。万物自洽，万物融通，这才是真理的正途。”赵树义经由量子力学，最终达到的哲学是庄子老子。量子力学本身是探究微观世界物质构成的科学，会一直追溯到宇宙的起源。宇宙从大爆炸那一刻起，在力学作用下出现微粒子，再凝聚成原子，进而出现星体、星系，最终出现生命。这一过程同道家的“无中生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像薛定谔等量子力学领域的重要物理学家，经由量子力学追问生命本质的时候，最终都在东方神秘主义的玄学中获得了共鸣和启迪。类似地，赵树义也完成了自己认识论的自洽。
我也很能理解，为什么赵树义会对庄子尤其推崇和喜爱。这大概率地会成为中很多人中年后的一种必然转向，特别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更会从中寻求一份心灵的自由。中国是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道家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一天起，就成为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庙堂和道统之外，为自己保留下的一片精神空间。赵树义的人生道路中始终伴随着文学的影子，文学也曾促成了他职业的转换。但因为不是职业的文学工作者，他这些年基本可以被认定是体制内的人。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既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也要承担社会转型的成本。热爱文学的人都是热爱自由的人，而体制内意味着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个人自由就要受制于体制。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来的人，如果不想随波逐流，想要维护自己心灵的洁净和自由，那最终选择庄子是很自然的，最终寻找到自己的文学宿命也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看到赵树义用科学工作者的、实验化学家般的耐心，用量子力学来解构、阐释生活，最终在庄老哲学中寻求人生的意义。他在《我与世界的N种关联方式》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思辨。这其中也承担着一些风险，因为科学毕竟是严谨的，而玄学思维本身是反科学的。在量子力学汇入庄老哲学的过程中，不免会趋向于唯心主义。而量子力学并不支持自由意志，只在微观世界存在的不确定性，在宏观世界依然具有稳定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赵树义关于“虫洞”的思考一定还会继续，他的“虫族三部曲”值得期待。
吴言在赵树义作品研讨会上发言
二
散文的文本：理性与情感
每个散文作家都希望构建属于自己的散文文本。散文边界在不断拓展，散文写作的资源不外乎两种：理性或情感。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散文传统，这也是一个抒情的传统。主要由诗和散文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学，是“情本位”的。自上世纪末，以我省张锐锋老师等为代表的作家，开创“新散文”运动以来，为散文增加了另一种资源：理性。赵树义的散文气质很显然受到了“新散文”的影响和启发，也可被归类为“新散文”。抛却其他争议，“新散文”和传统散文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为如何处理理性与情感的关系问题。
最近有一本散文集引起热议，就是李修文的《山河袈裟》。一部并非名家的散文集，能引起评论界的热议，是不多见的。当然，这部散文集一定是“情本位”的。阅读时让我惊讶的是作者那浓郁的情感，在这个人人包裹自己，大家隔膜生存的社会，他这样无异于赤裸着个性在人群中穿行。但是，它的冲击力是足够的，它对人内心的触动在文字离开后还深深地留了下来。这部散文感情真挚，用以传达情感的语言糅杂了戏曲、佛经、诗词，呈现了独特的个性。散文写法上的借鉴了很多小说的技法。引人深思的是，作者很早就有了一份自觉，抛却了书斋式的冥思，没有耽于个人审美，而是走向了广阔天地，最终寻求到了写作的宿命，以及心中的两座神祗：人民与美。“人民”总是不免被冠以“文学正确”，但我发现作者是真挚的，他表现的更多的是同大众融合的能力，他没有急于把自己归于更高的社会阶层。
赵树义偏爱“零度叙述”，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风格。在《虫洞》和《虫齿》中，除了量子力学和庄老哲学的思辨，他还写了很多社会现象，自身成长经历也成为他观察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汽车代步的时代，赵树义安步当车，他每日的行走很类似于佛家的“行禅”，在行走中完成他的观察、回忆、思考。他在滋长着自己的理性力量。
相对来说，情感更有冲击力和爆发力。在那些人生危厄时刻，我想是人的情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更有冲决一切的力量。但是，理性的力量更为持久，在情感拓展开道之后，紧随其后的理性会让人成就自身，成为万物之灵长。每个人终其一生，就是要葆有自身的感情，并且获取理性力量。
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写道：“即使在黑暗时代，我们仍有权利期待某些火光。它们往往不是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是来自一些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那些不确定的、飘忽并且经常是微弱的光，它们几乎在所有的环境下都会闪烁，超越时间限制而永放光芒。”不论通过情感的方式，还是理性的力量，我想每位写作者要做的，就是要寻找那些微弱的光。
2017年10月8日
（本文来自《山西文学院》公众号）
金融高管吴言：文学真是这样，有付出就有回报
（本文来自《山西文学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