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访谈：夹缝里的抗争 ——诗人王立世访谈录（总1122期）

王立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诗刊》《星星》《绿风》《诗潮》《诗选刊》《诗探索》《创世纪》《中国作家》《人民日报》《青年文学》《诗歌月刊》《上海诗人》《中华日报》《世界日报》等国内外多家报刊发表诗歌1000多首，另发表文学评论50余篇。作品入选《新世纪诗典》《2014——2015中国年度诗人作品精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2015卷》《双年诗经——暨中国当代诗歌奖获得者作品集（2015—2016）》《上海诗人十年精选》《中国新诗排行榜》《21世纪世界华人诗歌精选》《新诗百年爱情诗选粹》《中国新诗》《中国百年新诗经》《中国百年诗人新诗精选》《中国首部微信诗选》《中国诗人生日大典》《中国当代诗人代表作名录》《中国青年诗选》《中国实力诗人作品选读》《中华美文新诗读本》《当代诗歌精品赏析》《当代著名诗人作家手书》等70多部选集。《夹缝》被《世界诗人》推选为2015“中国好诗榜”二十首之一。主编《当代著名汉语诗人诗书画档案》。获全国第二十五届鲁藜诗歌奖，第三届中国当代诗歌奖（2013-2014）等多种奖项。《文艺报》《文学报》《作家报》《名作欣赏》《诗探索》《草原》《飞天》《诗国》《山西文学》《黄河》《山西日报》等多家报刊.

记者：“夹缝”这个意象显然来自大自然，您作为一位诗人，是怎样把它升华为一个经典的诗歌意象？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发现灵感的呢？

王立世：多数时候，不是我去发现灵感，而是灵感来敲门。除了一些约稿外，我很少刻意去写一首什么样的诗。我不喜欢命题作文，喜欢自由地写作。我非常赞同俄罗斯诗人古米廖夫的创作观：“不应该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应该在‘必须’的时候写作，‘可能’这个词应该从诗歌研究的一切领域一笔勾销。”必须的时候就是灵感敲门的时候，有写作冲动的时候,我讨厌那些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的作品。灵感不会预约，具有突发性。

著名诗人周涛题词

记者：拜读了您的诗作《夹缝》后，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对于生活境遇的无奈，一种理想和现实的冲突，那您个人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王立世：我写作时，从来不设定目标，不搞主题先行。我崇尚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在诗歌中注重物象，追求美感，但又想力求表现这个时代的人性和心态，否则就是一堆烂泥。《夹缝》所以引起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的读者的共鸣，就在于揭示了人类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北京著名诗人、书法家王爱红说：《夹缝》作为一种生存状态，具有世界性。天津诗人图雅说：中国人的“夹”心理“夹”观念由来已久，处处被夹，处处夹，大有大的夹，小有小的夹，“夹”最终被迫压抑进潜意识，压抑进基因也未尝不可。这都是我写作时没有想到的。一首诗也好，一部小说也好，写出后知识产权属于作者，但解读权属于读者，这就是常说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好的作品才会留给读者较大的想象空间。

著名诗人叶文福题词

记者：那么，《夹缝》这首诗，结尾的一句“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安身之地”算是一种妥协么？

王立世：结尾的一句是这首诗的诗眼，伊沙说“结语是一个大降调的结尾，完全出乎意料，大实话说得令人无语”。李小二的春天说：“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自己都震惊了”，山东高歌说“结尾真绝，酷评妙绝”，著名诗人马晋乾评论《夹缝》说“它是人性的表达，又是对一种理想生存环境的呼唤，同时也是激励人必须直面现实、勇于攀登和突破的钟声”，不是妥协，更多的是无奈。不是梦幻，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受压抑的环境，但我们还无法逃离这个赖以生存的地方，唯一的选择就是面对和忍受，这就是时代的悲哀。

夹缝里的风

从天外吹来

把弯腰的草吹得哆哆嗦嗦

把低头的花吹落一地

把树上的叶子一扫而尽

以锐不可挡之势

把夹缝洗劫一空

如果说第一首诗是对于“夹缝”状态的宏观呈现，那么这一首就是微观书写，“哆哆嗦嗦”、“吹落一地”、“一扫而尽”、“洗劫一空”这逼近精神层面的刻画，把“风”作为命运、时间、社会运动、暴虐力量的定位变得清晰而骇人，夹缝里的风无比凌厉，仿佛粉碎了夹缝中最后的一点希望。究竟这“夹缝”中的“风”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王立世自己的说法。

记者：如果说《夹缝》中的人生存的状态还是妥协和苟且，在《夹缝里的风》这首诗中，似乎已经抹杀了人们最后一点对于生活的希望，花、草、叶子都被被风洗劫一空，比之《夹缝》，《夹缝里的风》更加给人一种绝望的意味，为什么？

王立世：著名诗人西娃当时点评《夹缝》时用了四个字“好苍凉啊”，她当时可能没有预感到更苍凉的还在后头，我们被命运愚弄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想到更大的打击在后头，这里没有为什么？该发生的谁也无法阻止，悲剧的产生有时代的原因，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但生活往往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绝处也会逢生，死里也能逃生。

记者：在生活中，类似您所描写的夹缝里的风的，有哪些事情？

王立世：我个人的经历也比较坎坷，也被“风”伤过，身体和灵魂都留下了“风”的痕迹，但都不足挂齿。我在一篇谈诗的文章中说过“我关心的不仅仅是我自己，而是人类”，人类遭遇的天灾人祸确实够多的了，诸如地震、泥石流、洪灾、疫情、三聚氰胺、毒奶粉、恐怖袭击、战争等，在灾难面前人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真还不如一株小草。

记者：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诗人是幸运还是不幸？《夹缝》是包含着苦难的。那么作为一个诗人，您怎样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障碍？

王立世：爱尔兰诗人希尼说“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能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却是无限的”，从第一种意义看，诗人的进攻性和自卫能力都比较差，容易受伤害。从古至今，诗人都很失意落魄，就是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一个一生不如意，一个颠沛流离一生。诗确实带不来荣华富贵，不会让你衣锦还乡，这是诗人的不幸。从后一种意义看，诗给人的精神力量是强大的，沙皇召见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沙皇来到皇宫时，大家都向沙皇深深鞠躬，独有谢甫琴科站立不动。沙皇质问诗人，为什么不鞠躬致敬。诗人答道：“陛下，是您要见我，我若像他们一样弯腰，您又怎能看见我？这就是诗人，这就是诗的力量。如果大臣像诗人那样，是要掉脑袋的。从文化的角度看，诗人是一个时代的名片，是一个时代的发言者，担当着对民族精神和性格的塑造，作用也是无限的。光有飞机大炮、没有诗歌的民族是悲催的。“粪土当年万户侯”，但李白和杜甫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所以说诗人也是幸运的。

著名诗人雷抒雁题词

与著名诗人叶文福在一起

如果说夹缝里的风是阴暗和灾难的象征，那么阳光就是光明和生动的喻体，在《夹缝》一诗中，我们已经窥到了希望的意味，在夹缝系列的第三首《夹缝里的阳光》中，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夹缝中不一样的景象。

夹缝里的阳光

一束生动的光

经过多次折射

才抵达潮湿的夹缝

夹缝兴奋了许久

那些灰暗的草木

开始欣欣向荣

那些憔悴的鸟儿

开始鸣翠柳

记者：《夹缝里的阳光》一诗相比《夹缝》，明显多了一份乐观和希望，您的心理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和您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么？

王立世：“阳光”意味着光明、温暖和一切美好之物，马启代先生认为“风”是历史，也是现实，是“实录”，而阳光”是梦想，也是未来，乃“虚拟”。事实上，我个人的生活也是不断地被阳光照耀，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特别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正在努力实现几千年的人治向法治的伟大转变，政府施政的目标也是让人民过上小康生活，有尊严地活着。我的阳光还有故土、亲人、爱情等，代表着我生命的厚度、宽度、深度和高度，构成我诗歌中的重要的暖色。

记者：是什么给予了您在夹缝中抗争的勇气？

王立世：顺其自然，是老庄的哲学。对命运的认可，是存在主义哲学。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我在诗歌中写出很多社会现象，也表达我的一种思考和态度。其实每个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和自我、命运、环境抗争的历史，尤其是个人正当权益受到侵害，尊严受到挑战、人格受到污辱，是对真理的信仰给了我人生的勇气和力量，我的内心是强大的，足以抵御十级风暴。任何挫折我都会微笑地面对，任何失败我都能坦然接受。还有一种情况是，无力和命运对抗时，只好借助文字表达自己的愤怒，尽管我也理解没有实力的愤怒是无用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两种情况在我身上共存。

记者：在众多的文学体裁中，您为何选择了诗歌这种形式？

王立世：人们对我的了解比较多的是诗歌，实际上我写作的题材除诗歌外，还有评论和散文，最近还发了几篇评论。我曾经评论过贾平凹的《废都》，李敖的情诗，都刊于《名作欣赏》。这两年侧重于诗歌，一方面是怕撒胡椒面，面面俱到，哪一方面也不突出，再一个就是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就类似于余秀华选择诗歌主要是身体的原因，手抖得写不出那么多字。

著名诗人马作楫题词

记者：诗歌对于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王立世：诗对我来说是一种归属，灵魂的家园，就像阳光和空气、血液和钙、粮食和药物对生命一样重要。没有诗歌，我的生活不可想象。用再昂贵的东西和我喜欢的诗歌作交换我都不答应。

记者：谈谈您和诗歌之间发生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吧。

王立世：我和诗歌之间发生的美好的事情太多了，就说两件吧。我在主编《中国当代著名汉语诗人诗书画档案》时认识了中国文坛奇才聂鑫森老师（小说、散文、诗歌、书法、绘画五能），他的字很漂亮，我给他发了一个邮件，说叶文福老师给我写了一首诗，希望他能写成书法，留作纪念。他回复，他和叶老师是好朋友，叶老师的诗还是让叶老师写吧，他要给我用书法写一首诗。大约半月后，他寄来了，诗是这么写的“履痕不印杏花村，幸有嘉书识立君。杯酒才情流水疾，松风竹影梦影深”，缘于我当时送先生一本《流水梦影》的书。后来叶老师也把他的诗写成了书法，就这样我得到两位中国当代名人的赠诗和墨宝。故乡在我心目很重要，我曾为我的村庄贺家窑写过一首诗《贺家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网络和报刊纷纷转载，我没有能力为故乡修学校，打水井，只有用文字赞美他，怀念他，在我看来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与著名诗人梁志宏在一起

近年来，王立世在《诗刊》《中国作家》《人民日报》《诗探索》《绿风》等5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300多首，不可谓之不高产，难能可贵的是，王立世的诗歌创作还保持了一贯的高质量，《文艺报》《文学报》《名作欣赏》等刊物都对他的创作进行过介绍和评论。2014年，王立世获第三届中国当代诗歌新锐奖，并被《中国文学》授予“2014年度十大诗人”之首的称号。

诚如中国当代诗歌奖颁奖词所言：“王立世清澈浅显的口语化诗歌，具有大巧若拙、举重若轻的品质，他的文字鼓点般直击人心，他毫不避讳人生的困境，存在的荒谬，但仍然可以看出，他有一颗壮怀激烈的内心，使他的诗歌获得了西绪弗斯状式的悲壮。”有人说，王立世的诗歌创作是在“自审”的精神背景上，不断探求灵魂完整的过程。

在采访中，记者无时无刻都能从与王立世交谈的话语中感受到王立世对于诗歌的那一份坚持和热爱，正是这一分坚持与热爱，让王立世无畏人生夹缝中的潮湿阴暗，又扛过了疯狂肆虐的狂风暴雨，并最终迎来了和煦而温暖的阳光。

与著名诗歌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博导吴思敬在天台山

记者：近些年，您在诗坛声名鹊起，好多诗歌都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也夺得了不少奖项，赢得了很多赞誉，这是夹缝中的一缕阳光么？

王立世：只能说得到一些肯定和鼓励，还不是声名鹊起，创作永远在路上。我的诗歌是夹缝中的一缕阳光，也是精神的食粮。我曾经说过： 诗，是我守望一生、爱恋一世的情人。喜欢上她，是一件不可救药的事情；失去她，我不甘平庸的灵魂又无处安放……是诗歌拯救了我。她使寒冷的我温暖了许多，灰暗的我明亮了许多，孤独的我充实了许多，孱弱的我坚强了许多，卑微的我崇高了许多……它比阳光还阳光。

记者：毫无疑问，您在诗歌上的成就让不少诗歌爱好者所景仰，有些问题，不仅是我想知道的，更是很多初次进行文字创作尝试的文学青年想了解的。比如，您认为就写诗而言，天赋和努力，二者间哪个更重要。

王立世：二者不可偏废，有些天赋很好的诗人写出过几首好诗后，没几年就消失了，这就是不努力的结局。有些诗人很努力，写出几千首诗，出版几十部诗集，但没有一首获得成功，这大概是天赋不足吧。爱迪生给天才下的定义是99%汗水+1%的天赋，那是对科学而言，对诗歌而言这个比例不适应。我给出的比例是：40%汗水+60%天赋，写作和体力劳作是有区别的，不是卖力就能干好的。

著名诗人吴传玖将军颁发《关睢爱情诗》2015年度十大实力诗人

记者：一个诗人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

王立世：人的个性、气质决定着诗的成色，岳飞能写出“怒发冲冠”，秦桧写得出来吗？毛泽东能写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蒋介石写得出来吗？苏轼能写出”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李煜写得出来吗？诗如其人，不假。诗人的感悟力和观察力都很重要，一样的事物，一样的环境，有的人麻木不仁，没有感觉，诗人却不一样，一些细微的变化都能觉察到，这就是区别。政治家、经济学家发现的是机遇和价值，诗人发现的情感和美学。 诗人的修养、学识、生活积累决定着创作的质量。世故的人、媚俗的人做不了诗人，罗丹说过“艺术是一门学习真诚的功课”，良知是一个诗人的灵魂。

记者：如何从生活中捕捉灵感？

王立世：我很赞同加缪“让艺术臣服于最卑微最普遍的真理”的论断。诗就是从平庸琐碎的生活中打捞唯美崇高的东西，就看你有没有一颗敏感的心，有没有一双捕捉美的眼睛。在熟悉的事物中发现独特的东西是对诗人是一种考验，诗人鲁克有一首小诗叫《藕》，结尾两句很独特：朋友啊，只要爱过，哪颗心/不痛出几个窟窿。这就是诗的发现，是诗的想象。

与著名诗人、教授在一起马作辑

记者：在您的诗中，有大量关于家乡的元素，比如贺家窑、桑干河，故乡故土对您很重要。

王立世：非常重要，是我诗歌的重要部分，是我精神的支撑。《萧红传》的作者王科先生就我的乡土诗专门写过一篇评论，评得很到位，他认为我擅长以欲望膨胀的城市为背景，在倾诉怀念故乡情愫的同时，努力寻觅生命的崭新精神家园。渤海大学的郑丽娜教授认为我诗中的故乡不能解读为对清净自然的怀想和归隐，而应该看作是对崇高人生和传统道德的钟情和眷念，或者说，故乡不但是生我养我的那片热土，而且是我精神道德的家园和归宿，是我上下求索的情操标高和精神符码。

与原诗刊编委、著名诗歌评论家朱先树在一起

记者：莫言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也获得了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项雨果奖，这是否说明了文坛在走向一个新的高潮？

王立世：在我阅读体验中，从艺术的角度看，中国作家和诗人早该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不知是翻译的原因，还是其它原因， 直到2012年莫言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是我们山西科幻作家，和我同年加入中国作协，获得雨果奖也是了不起的。拿了奖毕竟是好事，迟来的爱也是爱，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推动是不容质疑的，我坚信，将有更多的中国作家和诗人会浮出水面，昂首挺胸地毫不逊色地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

记者：相对于小说领域的群星璀璨，有些人说，诗坛现在人才凋敝，读诗的人也越来越少，这是诗歌这个文学体裁的问题么？

王立世：这种结论本身是错误的，诗坛现在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认为“现在的诗歌创作状态是空前健康的，也是走向蓬勃的最好时期”。诗歌的繁荣是有目共睹的，艾青、牛汉、北岛、欧阳江河等很多杰出诗人代表了当代诗歌的水平。 读诗的人还不是很多，首先肯定地说与体裁没有关系，与一些诗人的创作有关，下半身、口水、垃圾诗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还影响精神文明。还有一些自认为高端的诗歌，连诗人都读不懂，读不懂本身不能作为评判的标准，但诗人都读不懂，让谁去读，值得怀疑。诗歌远离生活，脱离了现实，功能在衰竭，这都是血的教训。另一方面与民众的素质和追求有关，人们忙于生存，没有闲暇去关心自己的灵魂，这就是人们说的灵魂跟不上身体。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在滋养着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让我们一起祝福诗歌吧！

记者：最后，对有心进行文学创作，想要加入到诗歌创作行列当中的青年人一些建议吧。

王立世：不要为成为一个诗人或作家去写作，不要把诗歌作为一个跳板去亵渎她冒犯她，要忠于自己的灵魂，善待美丽的文字。文学是神圣美好的，写作的路也是漫长而坎坷的。起步阶段，可能就像在夹缝一样，经受一些风雨的洗礼，但阳光终会来临，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生命和青春都是美好的，要珍惜身边的，把握当下的，瞻望远方的。

著名作家张平题词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存在着自己的夹缝，那些不可抗力的横行肆虐让我们痛苦而无奈，或者是一时工作境遇的不顺，或者是长期努力而未见成效 ，或者是现实和理想的两难选择，或者是感情的不顺、朋友的背叛，这种既独特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切地感知得到的生活状态，是王立世用诗化的语言提炼升华，又传递给了我们，让我们深感共鸣。

面对夹缝，王立世用诗歌当作夹缝里的阳光，唤起希望，这无疑是一种极为强大的精神力量，让王立世不仅仅成为了一个诗人，更成为了一个精神境界无比强大的勇士，去直面人生中的狂风暴雨。我们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诗歌创作的行列中来，让诗歌成为照耀你前行的那一缕阳光，给予你无穷的力量，去走过千沟万壑、遍布着夹缝的——人生长路。

出自山西经济广播原创出品

走出夹缝之后的辽阔与从容

——王立世诗歌的一种方向

高亚斌

诗歌是存在之思，20世纪文学的一大主题，就是对“人存在于世界上”的思考与追问。在古外今来的诗篇中，呈现出来的都是人之存在的宽阔与狭窄、丰厚与瘠薄，表达的都是人之存在的局促与余裕、庄严与荒诞。对于山西诗人王立世来说，他的整个写作基石，都构筑于对存在意义的不懈追问上，建立在一种对于价值立场与道德取向的明确判断上，在目下这个令人晕眩而又信仰迷失的消费时代，执意卫护着诗歌的写作方向，这使得他的诗歌本身成为了一个意义。

一、夹缝人生的从容与超越

王立世的诗歌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他的《夹缝》，那种对于现代人生存处境与生命际遇的独特书写，成为一代人现实生存的锥心写照。时过境迁，他的内心开始由痛心于现实的悲愤与壮怀激烈，转而为看破世态和超然物外的豁达与平静，由潜隐的不平与抗争，走向跟外部世界的握手和解。他的思想，连同他的诗歌，都由悬空而下的飞瀑，一变而为平缓的河流，其间少了许多湍急与喷溅，多了几分开阔与舒展。李健吾在《新诗的演变》一文中曾经谈到：“伟大的作品产生于灵魂的平静”，由此，王立世的诗歌创作获得了一个契机。

走过人生的青春期，王立世不再倾心于炫人眼目的光耀与显赫，而是开始注目于那些看似黯淡的、易于凋零之物。于是，秋后、黄昏、落叶、泥巴、渗入地下的流水……一一进入他的诗歌，营构着他的诗歌语境，凸显着他的诗歌氛围。在《想开了》、《五十岁书》等诗歌中，他极力彰显衰老疲惫的事物背后的无力无奈与壮怀激烈，一种浩大的生命意识降临了他的诗歌，为整个诗篇镀上了静穆的苍茫。但他的诗歌绝非颓废的、悲观的，在他的诗歌里，没有太多的自怜自叹、没有矫情的无病呻吟，犹如他在《心迹》一诗中所写：“我后悔一生的是/不能从汗水里/晒出更多的盐/不能从骨头里/提取更多的钙/不能从抑郁的心海里/捧出一颗理想主义者的太阳”，隐藏在背后的，是一颗悲悯与关怀之心，是美人迟暮的伤怀与烈士暮年的感慨。诗人在对于事物的苍凉之美的叙述中，能够穿越那些纷乱的物象，抵达事物深处的脆弱与疼痛、在物我之间进行彼此的心灵慰藉，从而实现对于生命本体的忧患与沉思，入于幽冥隐微的深邃境地。

可贵的是，岁月的流逝固然飞快，却并没有使诗人的心性浑浊，诗人始终秉持着自我的不泯童心。穿行于王立世的诗歌，会发现这里还遗留着青春期的废墟：残余的爱情城堡、往昔的童年废墟、遗落的枯萎花瓣、风干的闪光露珠……他用那些业已显得过时和沧桑了的爱情诗，来表达他尚未忘却的少年情怀。恰似“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的情形，诗人曾经的刻骨铭心，变成了一簇带露的昨日黄花，连那些无痕春梦，也有了朝花夕拾的挽歌意味。于是，一如诗人在《风景》一诗中所写的：“两片落叶/在冬天的墻角谈论爱情时/浑身在颤抖”，或如他在《枯草》中所写的：“山坡上一撮枯草/秋风吹得瑟瑟发抖/他们也曾绿过/也有过春天/但体能耗尽/灵魂已不会疼痛”，那些挥之不去的往事前尘，夹缠在青春不返的复杂情感中，成为生命长久的感叹。在这里，爱情不过成为怀旧的代名词，诗篇成了有意味的岁月招魂，在爱情的记忆与想象中，诗人拾取了过往、重温了旧梦，找到了返老还童的灵芝仙草与青春驻颜术。

二、内心世界的深入掘进

几乎所有诗人的创作，都要完成由激情飞扬的青春期写作，向沉潜稳健的知性写作的转向，由振翮高翔向俯首低飞的转变。对于王立世来说，已经走出不惑之年的他，在诗歌里多了一份知天命般的生命意识的融入和参与。他开始在岁月中频频回望，在诗歌中一再深情眷顾，对于往昔岁月与少年情怀的怀旧情感，冉冉而生。

诗歌来自于生命体验，体验需要沉淀与升华，一个成熟的诗人，会舍弃外部世界的各种纷乱欲望，转向对内部心灵的窥视与探索。王立世正是一个心灵探索型的诗人，他由以夹缝为表征的外部世界，向着更加幽远的内心世界掘进，这使他的创作具有了深挚内敛的气质与深厚的哲理意味。他寻求思想与精神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读〈有关陶渊明〉致张曙光》一诗中他写道：“即使我们做不到陶渊明那样离尘绝俗/至少也要投去羡慕的眼光/在我们精神的家园/塑一尊陶渊明的雕像”，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及米沃什“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的情形，都有着动人的会心之处，表现出与古今中外优秀诗人的心有灵犀。这样，在经历一番少年意气的人生鏖战之后，他又卷入了个人灵魂的拷问与搏斗，从而呈现出自我反诘和剖白的另一种诗歌景观。

但是，在看似平静如流的叙述中，诗人仍然没有舍弃对于生活的审视与批判。他以一种冷眼旁观的冷隽目光和拒绝介入的边缘心态，注视着世间的荣枯沉浮，感受着人生的温暖与凉薄，揣测着人性的明亮与晦暗。在他的一些“身体叙事”的诗歌中，他在人的身体与精神之间展开思考，如“有的人又黑又厚……我们不要指望/从脸上能读懂一个人”（《脸》）、“从人民栽种的树上/摘下一枚枚果子/装入自己的筐中”（《手》），之类，都写得妙趣横生、饶有趣味。诗人主动放弃了价值判断者居高临下的审判姿态，或者道德裁决者的虚妄角色，而择取了更为客观中允的旁观者的立场。旁观者是卓然清醒的，他宁愿孤独自守，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在沆瀣一气中和光同尘，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与操守。

与此同时，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延续着对于人生困境的书写。在《雨》中，他不由自主地被裹挟进人生的风雨中，经受严峻的生存与精神的双重磨难。俨然同他的那首《夹缝》一样，他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刻骨感受，对于生命中的那种乖谬与荒诞，都能够表现得饶有情致而又惊心骇目。他在另一首《无题》中这样写道：“乌云钻进深山/雨，开始在山口滴嗒/行人慌乱/躲进一个黑洞/天晴后/也没找到出口”，命运的反复无常、人之存在的局促与荒谬，被表露无遗。他另有一首《这倒霉的梯子》写道：“上天堂时/有人把它撤走/下地狱时/有人又把它搬回”，其中所透露的人生的悖谬情境、世事的变幻叵测，不禁使人心生感慨。但诗人并没有因此而消极沉沦，或者向命运妥协与屈服，他的抗争仍然在持续，在《与上帝书》中，他甚至与表征终极判断与最高主宰的上帝展开了博弈：“往日/你让我发疯/今朝/我让你头疼”，一个略带俏皮的精神斗士的可爱形象，跃然纸上。

由于返归内心的辽远之境，王立世的诗意空间开始变得无限开阔，他从自我的内心找到了书写的拓展与蔓延。青春期写作的理想主义激情已经黯然退潮，在他的诗歌里开始充满了内心的考量与辩诘，连同深刻的反躬自省。在《悔过书》，《罪人》等诗里，他以近乎忏悔般的宗教情绪，进行毫不避讳的人性追问，充盈着直面现实和正视内心的勇气，也饱含着对于现实的沉痛与无奈，体现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在这个层面上。王立世的诗歌表现出诗与思的接壤，践行了“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的诗学箴言。

三、中年写作与底层视角

中年是让人伤感的年龄，“月到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增广贤文》），在不甘情愿的被动情势下，使人不得不承认风景已属他人。中年时分，话已然说尽，而心事依旧萦绕，内心翻腾不已，而一切尽在不言，对此，董桥在《中年是下午茶》里有着精彩的譬喻：“中年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在王立世近年来的作品中，他内心的所有激昂，转而为一声喟然长叹，进入了类似王维“中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生命状态。由于有了中年写作的况味，先前那种对于生存处境和生命际遇的痛彻肝肺的切肤之痛，在时光的流转消逝中，化为“临来时是苦，回头是乐”（周作人）的悠然从容。

中年写作是一种非激情状态的写作，读中年写作的诗歌，是要如同饮下午茶一般，安闲自在、不慌不忙，细细品咂、含英咀华。许多平淡蕴藉的滋味，要在波澜不惊中娓娓道来，要有一种“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的淡定。如《我这一生》一诗所表达的“没有多少要紧的事/更没有什么要命的事/不必多虑，也不必多情/不必心怀鬼胎，更不必咬牙切齿”，在阅尽繁华之后，王立世的诗歌展现出某种温和与宽厚之美。而且，他还要在诗歌中道出从前，言说往事；他要回到人生的起点和源头，诉说生命的最初诧异与感动：“年轻时/蘸着缕缕阳光/在蓝天上/书写浪漫的誓言//年老时/垂下智慧的头颅/思索大地上/那些沧桑的日月”（《向日葵》）。在他的《大海》、《练习死亡》等诗里，他是一个无比深情的叙述者，满怀伤感与悲怆，在不断的反思中拷问内心。这种自我省思与否定的姿态，有助于他个人诗艺的增进，古人说：“诗穷而后工”，杜甫指出：“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一个处于精神困境、渴望走出茧缚的诗人，是有望跻身优秀诗人之列的。

在诗歌的叙述视角上，他惯于择取卑微的事物，作为叙事的出发点。《致麻雀》、《毛毛虫》、《一粒尘埃》、《像草木一样生息》等诗中，他把自我的人格投射到蚂蚁、麻雀、蚂蚱、草木、尘埃之类的朴素事物，企图从这些生命中寄托言说，体现出显明的平民立场。王家新认为：“我不太喜欢那种慷慨悲歌的诗，那种比较外在表面的诗，尤其比较厌恶那种做戏的诗。有些人有意扮演一个角色，要一呼百应。对于这种人我本能上是加以抵制的。”[1]当许许多多的诗人被莫名其妙的狂妄和近乎疯癫的自恋弄得在这一点上，王立世的诗歌是谦逊的、不大事声张的，他坦然自陈：“在城市的广场上/我依然是一个乡村孩子/站在人群里/我多像一株朴素的玉米/更多的时候/我像埋在地下的土豆”，这种姿态本身值得人肃然起敬。

同时，他发现了那些高贵凋零、华丽谢幕后的伤怀，他用更多的时光用来抚摸往昔，追怀流逝。在《老街道》中他写道：“沥青泼在身上时/老街道说：我疼/布鞋换成高跟鞋时/老街道还是说：我疼//更多的时候/老街道疼着，什么也不说/在回忆飞扬的尘土/和布鞋的温情”；在《怀念》中，他“把许多时光/用于怀念/怀念行人渐少的老街/怀念杂草丛生的故居……怀念入土多年的老邻居/怀念一只亲切的麻雀/怀念一颗乡村的土豆”；在《星星》中，诗人“伤感于它的平庸和暗淡/追忆它曾经无法遮掩的灿烂”……诗人已经在更加潜隐的生命意义上实现了回归自我，回归内心的宁静淡泊。在中年之后，诗人终于抛开了一切语言与技术层面的浮华，走向了不事雕琢臻于无技巧写作的化境，在昔日的绚丽灿烂之后归于平淡无华，在大悲大喜之后返璞归真，退守到原初状态的本色之美。

四、不懈寻求与孜孜探索

王立世在诗歌的苦旅上孜孜探求，他不满足于自我的诗歌创作成就，也不满足当下的诗歌创作现状，他在向老子、孔子、陶渊明、李白、杜甫们致敬，向芒克、海子、欧阳江河、卧夫们致敬，也在向荷马、里尔克们致敬。在他们的诗歌与思想里，诗人汲取了写作的灵感与人性拯救的力量，找到了人格形象的参照和自我精神的对应。

艾略特在论及叶芝时说，作家到了中年有三种选择：停止写作，或者由于技巧的增长而不断重复自身，或者通过修正自身，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方法。[2]在诗歌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这样的情形：诗人们或者放弃诗歌，或者转向其他文体的写作，陈子善就曾经说过：“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年轻时以诗名者，到中年以后往往不再写诗”[3]。导致他们的创作难以为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创新意识的匮乏、诗艺的突破之难与举步维艰，肯定是其中非常致命的因素。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观察王立世近来的诗歌，就会看到他在创作上进行的某种探索痕迹，这成为他日后能够继续写下去的理由。

也许正如王家新所说：“压力在造就着诗歌，尤其是那种内在的压力。”[4]这种来自内心的不吐不快的压力，也是促使王立世热情不衰地写下去的因素之一。诗人还是一如既往地直面生存，不过，他早年对于现实的无奈与痛楚，开始被容纳与隐忍所替代，一方面，他的诗歌开始呈现出明亮与温暖的因素，而不再一味言说生命中的风雨与创痛；另一方面，他继续努力寻找词语中坚硬的部分、锐利的部分，以完成他近乎执著的楔入的工作。于是，在他诗歌的“夹缝”意象中，出现了“一束生动的光/经过多次折射/才抵达潮湿的夹缝/……那些灰暗的草木/开始欣欣向荣/那些憔悴的鸟儿/开始鸣翠柳”（《夹缝里的阳光》）的动人情景；在《灯》中出现了“天上那些星星靠不住/就提前给我备好一盏灯/我提着这灯/一次次地/穿过人生黑暗的隧道”的叙写，由此，他日益走出人生的夹缝状态，走向精神的浩瀚深邃与宽阔无垠，进入诗性的豁然开朗与无限澄明之境。

在一次采访中，王立世谈到自己的诗歌追求是：“最浅的语言，最浓的情，最深的哲理”[5]，这透露出他在语言、情感与哲理的三个方面的诗歌探索方向。在他新近的创作中，他致力于在宏大与微渺、高贵与粗鄙之间做出权衡，在理想与现实、责任与担当之间做出选择。他的《牙》、《这水》等诗，在貌似平静中蕴含大愤怒大鄙夷；在《这世界怎么了》中，他于嬉笑中含着讥诮：“喝酒的装疯/没喝的卖傻/这世界怎么了/喝与不喝一个德性”；在《生命的长度》中，他开始像数学家一样精于计算，体现出“有为有不为”的洁身自好……在一个精神荒芜的时代，他要借助诗歌，从无意义中发现意义，传达出诗人内心巨大的隐痛和某种受挫的激情，隐含着诗歌何为、诗人何为的沉痛与愤慨，

可以看出，无论在诗歌主题的表达、还是在诗意的表现方式上，王立世都在进行着不懈的持之以恒的探索。尽管，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他也不免出现了写作的模式化之弊，他的有些诗歌具有某种理念化的倾向，存在“思大于诗”、理胜于趣之嫌，这是该引起诗人足够警惕的。但总的来说，他的诗歌就像醇厚芬芳的山西陈醋，或是酒香四溢的杏花村，越是经过岁月的发酵、沉淀与酝酿，越是能够历久弥香。如今，笔耕不辍的王立世仍然饱含着热爱，用自己的创作酿造时光的佳酝，相信读者一旦打开他诗歌的酒坛，定会香飘十里、迎风醉人！

原载《诗探索》2017年第1辑

参考文献

[1]西川.当代诗歌承担了什么.诗潮.2004(4).

[2]T·S·艾略特.论叶芝.20世纪外国重要诗人如是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3]陈子善.刘延陵的最后一首诗.书城. 1997(2).

[4]王家新.当代诗歌：在“自由”与“关怀”之间.文艺研究.2007(9).

[5]少辉.真诚地做人，朴实地写诗——王立世访谈录.朔风,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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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诗人应该把自己隐藏在作品里，如同上帝把自己隐藏在万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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