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论写作：张锐锋：文学大坐标上的新散文（总956期）

王恩荣主编诗眼睛 2021-10-07

中外名人论写作

张锐锋，山西原平人。1981年毕业于太原工学院。后曾在太钢钢铁研究所工作，1984年起历任《城市文学》、《黄河》编辑部编辑，山西省作协专业作家。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委会委员。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火焰》，长篇科幻小说《隐没的王国》，散文集《幽火》，以及《别人的宫殿》、《飞箭》、《蝴蝶的翅膀》、《皱纹》、《世界的形象》等。曾获山西文学奖，共青团“五个一”工程奖，山东省报刊文学一等奖，大家·红河文学奖等。

文学大坐标上的新散文

张锐锋

“去中心化”的尝试为散文文本的开放打开通道，过去那种着眼于单一指向的叙事方式让位于复杂事实之间的相关性，因果性让位于相关性。散文是一个人的讲述，一个人的思考。“我”，弥漫在每一个事实中，所有的事实都转变为“我”的事实，“我”和事实有着共存的关系。

新散文20年了，它抛弃了工具性和庸俗实用主义，重归人的真实精神和艺术性，为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算法。它的影响是持久的、巨大的。它已经在大批的、源源不绝涌现的散文作品中存活，它的生命力是强大的。

新散文经过了20年的磨练，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之所以说未完成，是因为它还在继续。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它的理念、形式、方法，已经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一批批散文作品中，现在众多散文家都在自己的创作中，自觉接受和吸收了新散文的创作理念和要素，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探寻散文的前途。但是，新散文作为拓荒者的事实，好像逐渐被人遗忘了。

这是因为新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们埋头创作，致力于收获自己的新成果，缺乏更多的精力在一个充满了商业气息的时代传扬自己。文学批评家也把关注点更多对准了小说。因为小说的虚构性和戏剧性禀赋，更能够实现某些商业价值，它们或者转化为具有更多接受者的影视作品，或者因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获得更多被关注的特权和广泛传播的机会。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散文出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对它持否定态度，认为它背离了传统散文奉为圭臬的教条。它的背叛者姿态让人吃惊，让人不适应，所以激起本能的抗拒。一般而言，创新总是伴随着抗拒，因为它是陌生的，人们不愿意轻易接受一个陌生的事实。然而正是陌生的东西含有新希望，它总是挑起人们试图扼杀新事物的冲动。这起因于人们对旧事物迷恋的癖好，也起因于积累的习惯力量和不愿停止的惯性。尤其是一些因传统散文而获利的散文家，不愿放弃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当然，从大的方向看，人类与生俱来的惰性，驱使他对得心应手驾驭的旧事物充满迷恋。

总之，新散文似乎被遗忘。事实上，它一直存在。它的基因已经潜入了各种不断出炉的散文作品之中。它的灵与肉还在，只是它的名字被遗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新散文创造性的魅力：它不是被人经常说出，而是默默地接受它，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营养。今天，我们应该对它的存在事实、它的意义和价值、它与我们所处时代的关系、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予以重新评估，并赋予它在文学坐标系上本有的位置。

新散文的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大家》文学杂志推出“新散文”栏目。它率先发表了我和庞培的作品，然后许多代表性作家先后登场，宁肯、祝勇、周晓枫、马莉、于坚等相继推出了他们的新作。事实上，新散文不是因为一个命名而产生，命名只是一个标志。因为先有作品的出现，才有命名的可能。命名只是对已经出现的事物的一次有意义的发现，在此之前，散文的探索已经拥有了一批作品。我认为，寻找散文的新命运、探寻散文的新路径，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了。

周涛发表了《蠕动的屋脊》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作品，史铁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我与地坛》，我在1986年底完成的《马车的影子》几经辗转发表在1991年的《山西文学》杂志上，然后被《散文选萃》选载。接着，一批年轻人汇聚在一起，一批具有探索性的作品取名为新生代散文，其中有苇岸、冯秋子、祝勇、彭程、杜丽以及很多人，标志是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散文卷》《上升》和《九千只火鸟》等几种散文集。1996年，《作家》杂志连续6期刊载了我的长散文作品。加之先锋文学登场，小说和诗歌营造了一种创新氛围，为文学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与新散文的萌发形成呼应关系。就像黑格尔所说，历史是在一个精神节点上出现的。整个社会寻求变革的背景，不愿安于现状的青春冲动，为新散文的登场提供了强劲驱动。

可以说，当时的探索者并没有明确的探索意向，只是遵循个性和偏好，试图打破旧的、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散文模式。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对旧散文的语言方式、叙事逻辑、审美趣味和简单、单调的形式感的极度不满，点燃了背叛的激情。当然，这样的想法是危险的，但是，王尔德说过，一个不危险的想法，根本不值得被称为想法。

简而言之，旧的散文来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教材散文，而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散文，它基本取自英国随笔和明末小品文。这样的选择，与五四时期文学的大方向、大氛围和思想向度是一致的，它要解决的是启蒙问题。因而散文作为简便的启蒙工具，具有实用主义的必然性，这与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异曲同工、一脉相承。无论是周作人、王统照、夏丏尊、胡梦华，还是其他学者、作家，对散文都有一个共识性的预设。那就是，它应该是短小的、着眼细处的、印象的、暗示的、有中心的、机智的、平淡的、家常絮语的；周作人认为，应该是批评的、学术的、记叙的。虽然无法给出散文的确切定义，但这些预设，基本上可以刻画出散文的大致轮廓。

以后的一些散文，进一步将这些规则进行了极度简化，最后沦为一种日趋刻板、僵化的、虚假的、简单空泛的散文套路，用大量堆砌的装饰性语句表达某种简单概念。生活本身的血肉消失了，丰富性、复杂度被消解，饱满充盈的个体心性和社会内涵被抽离，散文滑落到与中学生作文同体同构、等值等义、大同小异的等高线上。这种大大低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散文水平，也落后于大多数古典散文的流水线制式产品的泛滥，激发了新散文探索者背叛的冲动。

那么，新散文就有了一个背叛的充分理由。但这种背叛不是为了否定旧散文，而是创作者不愿意让自己的创作重复旧散文，它试图创造散文的新面孔。新散文希望成为独特的、具有个性特点的自己。这是一种化学反应式的创造，就像两种或多种物质经由化学反应成为新物质一样，它已经不再是任何参与反应的旧物质，而是包含了旧物质元素的新物质。它与传统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继承关系，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获得了包含传统因素的新事物。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许多文学杂志和出版社，尤其是《作家》《大家》《花城》《十月》《布老虎散文》和《人民文学》等都为新散文运动推波助澜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散文改变了散文的哪些特点？有哪些创造性贡献？在我看来，有几点可以确定：它推翻了散文的预设，颠覆了散文的观念，改写了散文的定义，丰富了散文的形式，增加了散文的复杂度，运用和借鉴了其他文学体裁的表现方式，提升了散文的位阶。

过去的散文基本上都是短小的，教科书和大家的共识是要短小精悍。因为规模的扩张，极大增加了散文的容量。散文中心的传统看法也在新散文中被颠覆，很多新散文文本已经不再重视中心是什么，而是更多提供微妙的个体经验。既然生活本身并不存在一个中心，我们有更多的生活诉求，那么只有一个中心的想法就违背了生活的逻辑。所以，“去中心化”的尝试为散文文本的开放打开通道，过去那种着眼于单一指向的叙事方式让位于复杂事实之间的相关性，因果性让位于相关性。这不是事实的简单累加，而是有内在的意义体系，叙事背后藏着一个认知结构，它需要在阅读中不断被发现，由此释放出更大的阐释空间。同时，散文的复杂度也更好地与生活的复杂度建立起对应关系。

要实现这样的意图，必须为众多事实的叙述缔造一个结构。传统散文的那种线性叙事，被一个复杂结构所替代。建造一面墙比较容易，但营造一个宫殿，就必须有严密的设计，一个巨大建筑必须通过结构才可能获得内部空间，它宏伟壮丽的美学效果才能得以实现。

散文的定义一直是一个不能确定的话题，似乎有着不可言说的困惑。但实际上，人们很容易对它的文体作出判断。从外在形式上，小说很容易以虚构为判定的依据，诗歌的外形是分行的，报告文学主要强调纪实功能，但散文就不容易说出一望可知的特点。这样，一般通过排除法来筛选过滤，即除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之外的文体。这样看起来是合理的，实际意味着散文是各种文体剩下的残渣。这种无奈的定义方式，无意中贬低了散文的价值和独特意义。

实际上，散文是什么，要从它的源头追寻。它可能有不同的源头，即远古纪事、对先祖和神的祝颂、个人内心的祈祷。其特点是，记事、人与自我、人与神的对话，它的心灵性、精神性特质显而易见。

既然如此，散文中除了追忆和抒情，除了采用具有寓言、童话等性质的记事，还需要提供独特经验，尽管它有时不具备共有和推演的属性。童话和寓言一类的材料，主要是通过类比追求事物的同构关系，它排斥差异性。但是不可共有的个体经验，作为人类经验的独特层面，是对共有经验的补充，是丰富性的条件。否则，生活图景的复杂性就会被简化，就会将生活视作一个稳定的、失去活力的僵化模型，它的活力充沛和充满变化的原因被删除，生活本身的魔术师性质消失了。

我想说的是，散文具有与其他文体的一些重要区别。小说是一个被创造的虚拟的生活时空，散文则是艺术地呈现一个已有的生活图形。其中可能也会出现虚构，但这虚构被限制在内心生活和实际生活的真实性框架里。因为所写的生活既然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真实就必须依赖记忆，而记忆并不总是完整的。严格意义上，没有绝对完整的记忆，记忆更多以碎片方式存在。然而，散文叙述中，我们需要将这些碎片粘合、拼接起来，以便还原本真，重获它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需要修补残缺的、缺失的部分。这要通过基于经验的想象力，以一定的虚构来推演、衔接、填充和还原记忆中的缺失。散文也有虚构，但它的虚构和小说的虚构有着本质区别。

散文是一个人的讲述，一个人的思考。“我”，弥漫在每一个事实中，所有的事实都转变为“我”的事实，“我”和事实有着共存的关系。它的主体性更为突出。小说则必须设计若干人物形象，作家必须和他创造的人物共同思考。

新散文因为借鉴和运用了其他文体类别的表现手段和叙事方法。比如从戏剧中借鉴它的场景浓缩，用最少数量的事实和经验，构建最大数量的生活、经验、直觉和思想的模型；也借鉴了小说中的虚构、心理活动、情景推演和悬念设置等技法，以获得更完整的真实感；从诗歌中借鉴语言表达形态，让散文获得更为丰沛的诗性和智性。这样推倒文体边界的形式，先秦散文已经树立了典范。《庄子》是散文吗？是小说吗？是诗吗？是哲学吗？它可能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但它仍然是散文。新散文的探索，可能更易于接续先秦的精神血脉。总之，这种侵入其他文体门类，不断扩大散文疆界的探索仍在进行中。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在所有文学杂志中，散文很难取得突出地位，它一般处于补白填空或装饰点缀状态。它更多时候被忽视。然而新散文的横空出世，使散文的艺术位阶得到了有效提升，散文重新获得应有的尊重。

新散文20年了，它抛弃了工具性和庸俗实用主义，重归人的真实精神和艺术性，为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算法。它的影响是持久的、巨大的。它已经在大批的、源源不绝涌现的散文作品中存活，它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尽管现在已很少提起新散文，但我们仍然能从大量作品中辨认出它的面孔。它的萌芽阶段，曾遭到质疑、甚至否定，就像大江大河的源头一样，可能只是几个不被看好的涌泉，但由于它的出现以及它的召唤，众多涌泉不断向它汇聚，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景观。

来源：文艺报

张锐锋：历史记忆的星空和中国叙事

——序闫海育长篇纪实《雷鸣电闪》

闫海育，1972年1月出生，山西省沁水县人，现居太原，任职山西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太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集《昨夜新娘》《晋·诗方阵》，散文集《走过路过》，长篇纪实文学《雷鸣电闪》。

陌生的词，熟悉的词，从前的、现在的词，以及更多的、让我们充满了复杂感情的词……从已经忘记了的源头，从滚滚波涛上漂浮过来，和那些似乎模糊了的记忆发生碰撞，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声与超声联合控制引信、非触发锚雷、超声接收器、磷酸二氢铵单晶、陶瓷片灵敏元件、电磁式灵敏继电器、施密特触发器、雷锭、马氏锚自动定深机构……和郑和船队、甲午海战、抗日战争、中苏谈判、苏联专家、高层决策、朝鲜战争、文革风暴、军代表、核武器试爆、中苏珍宝岛战争、中越战争、普通工人、经济转型……一起裹挟着一个个时代，扑面而来。从长江到海洋，从封锁布雷到二战海战，从中国到欧美，从解放战争中的小舰船到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一个巨大的时空穿越，一个个历史事件的立体重现，一个个历史人物群像拔地而起，时间和空间被长长的文字锁定，历史从记忆中一次次复活，一部工厂史，混杂着血泪和汗水，在纸面上挥洒，在灵魂里横流，在星空中辉映，在土地上渗透，在今天和未来奔腾。

闫海育书影

巨大的编织机，将历史记忆的经纬线牢牢结合在一起，形成宽幅长锦，不可思议的花纹，难以想象的图案，复杂而神秘的、上下勾连、多种元素和各种色彩交替出现的历史迷局，汇集在了同一片云彩里。似乎一切都过去了，但又好像还在广袤的天空停留着。它在夜晚闪光，在白日淡淡地飘浮，悠闲，自在，遥远，占有了不可企及的高度，仿佛覆盖了地上的一切，却仍然给我们预留了可以观赏和体会其魅力的光芒。闫海育是一位诗人，每天在语词的大海中打捞那唯一的一个词的时候，有着沧海钓者的镇定自若，但在这部工厂史诗中，却可以看到他的另一面：有着一副观察者的面孔，面对历史各种事件的惊人敏感，和梳理资料的足够耐力以及洞察秋毫的明亮目光。他所拥有的能力，不是被动地等待，而是不断搜寻，警觉地注视着前面的蛛丝马迹，在史海的惊涛骇浪中畅游，劈开一层层迷雾，将电闪雷鸣中一道闪电紧紧抓住，点亮历史的星空，让我们看见一件件消失了的往事之间，竟然有着如此密切的关联。那么繁杂的背景墙上，那么迷乱的影子，竟然是清晰可信的一个个真实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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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来都是热爱历史的国度，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有着汗牛充栋、烟波浩渺的历史典籍，将我们过去的事情记录下来。从远古时代的《春秋》《史记》《国语》以及现代史学家们不断刷新的近现代史，一直到几十年前的往事，仍然在新的史料中一点点呈现自己的模糊面容。记忆是如此宝贵，以致于它可能决定着未来的方向。它是信息的存储器，也是意义和价值的重要依据。一个民族有着自己的记忆，它让我们可以寻找过去的踪迹，获知那些渐渐销匿在远处的脚印里还遗留着怎样的信息。这些脚印从来不是没有意义的，它有着我们的体重和来时的路。它即使在不可回望的远处，仍然是有着独特的生命的，对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依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我曾偶然看到一则科学报道，谈的是关于大象的故事。在非洲广阔的旷野上，大象穿过森林和草原的时候，都会留下硕大的、有时超过三十厘米的脚印。当雨水注满这些脚印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个小生境，至少六十多种小生物在其中营造了自己的家园，它在几个物种生命周期的食物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深沉的脚印，在非洲的生态系统中可能具有非凡的意义，生物多样性的水平和大自然的平衡，有赖于一个个体重巨大的生物的脚印。这好像是一个关于历史的寓言。历史就是一头有着巨大体重的一直行进的大象，它穿越一个个人类事件，它的脚印看起来已经凝固在时间深处的丛林里，但它深沉的脚印，仍然不断孕育着生机。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是这些历史脚印里的寄居物。我们不仅生活于现在，还在波澜壮阔的诡谲生活中，不断接受往日一个个事实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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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海育所描绘的历史，是一段不为我们所知的历史，它不属于大众，却与大众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工厂怀着深厚的感情，有着探寻自己所处的工厂的过去的强烈欲望，用自己掌握的丰富史料试图还原一个变化莫测的时空。工厂是一个由建筑、机器、技术和人构成的空间存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与追随大自然四季变化的被动的农耕时代划开了界限。它的产品是冰冷的，然而人却将自己的温暖生命灌注到了其中。重要的是，这个工厂的发育和成长，是与冷酷的战争相联系的——它的产品是用于战争的水雷。这样的产品不是直接通往生活的应用，而是用于国家层面的战略和可能战争的未雨绸缪。一样用于否定生命的冷酷制造物，为什么人们却肯于付出自己最美好的时光，甚至更为宝贵的生命代价？闫海育从近现代历史的角度，对中华民族的追求做了深入的分析，也从那些残酷的往事所富含的海量信息中寻找原因……这里既有人类的悲剧，也有民族的不幸遭遇。既有历史的波诡云谲，也有积贫积弱的生存困境。既有来自高层的谋略考量，也有现实的不可忽视的危机感。国家、人民、工厂、政治、历史和众多个体，原因推动着原因，事实推动着事实，一切是活跃的和充溢着生命情感的，形势的彼此交织，波涛的交互叠加，海洋和河流上的漂浮物和随时引发的爆炸，构成了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境况。水雷这一人类的创造物，创造和毁灭竟然集于一身，它几乎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隐喻，带出了一个矛盾重重、泥沙俱下、不可预期的纷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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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部长达几十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历史图景，也可以看到雷鸣电闪的云隙中透露出来的星光。在和平年代，这一军工厂开始转产，更多地和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轰隆隆的机器轰鸣，裹挟着生活的喧嚣，带给我们未来的希望。冰冷中有着生活的无限热力，残酷中混合着命运的巨大温暖，历史的种种疑问需要历史来解答，现实生活中包含着历史的源泉，而最终的答案可能深含在我们的人性中。闫海育是一个对大量历史信息有着强大处理能力的织造师，他对纷乱事实的条分缕析和精心重构，已经植入了他的思考和情感。事实上，真实的织造品早已被历史的织锦机编排停当，并一直保持着高傲的沉默。它的不朽的图案，仍然迷雾重重。一部工厂史，仅仅是将一个个未解的悬念引向深处，即便如此，它所露出的冰山一角，已经十分壮观，令人叹为观止。重要的是，历史不是供我们观赏，而是供我们思考——从这些历史线索的复杂编织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个力图捍卫自我尊严、创造未来的精神，看到几代人以艰苦卓越的牺牲所追求的中国梦，更可以看到曲折的历史所隐含的未来启示录。

民俗视角下的乡土中国

张锐锋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一篇小说《金琵琶》中，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一个关于童年的故事：一群孩子们打着纸糊的灯笼，在夏天的夜晚到田野里捉蝗虫。这些天生的美术家们在灯笼的纸盒子上开了许多小洞，有圆的、三角的、菱形的，还有树叶形的，还染了各种颜色，还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扔掉了商店里可以买到的毫无特色的灯笼，烛光只能透过这些挖开的花样小洞照射出来，在四周投射出各种不同的花样和色彩，夏天的草丛在一个个光斑中晃动，“孩子们蹲在河堤上，专心致志地搜索着虫声”。终于有一个孩子捉住了一个蝗虫，后来认出是个头更大、十分稀少的金琵琶，男孩子将这个珍贵的捕获物赠给了一个女孩子。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男孩子的灯笼上的名字正好映照在女孩子的胸脯上，而女孩子的名字同样映照在男孩子的身上……川端康成在结尾的时候说：“有朝一日……你自己压根儿就无从回忆起今宵你那美丽的灯笼的绿光在少女的胸脯上幻化出光的游戏吧”。事实上，多少美好的事情不仅会被遗忘，甚至在发生的时候都没有在意。

生活是粗糙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所发生的不过是为了遗忘。生活本身是细密的，它的温馨很易于被宽大的筛子漏掉。但总有一些人有着非凡的细心，生活中很多被忽视的东西，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他们看到了，记住了，牢牢地将之收入自己的文字花园，使其获得了永恒的馨香。高海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新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阅读了这些充满了激情的散文作品。记忆是价值的存储器。他的散文用质朴的语调从容不迫地讲述了自己的记忆，并将记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安顿在稳妥的座位上。童年时代的虫声仍然有着原来委婉的低鸣，灯笼里的烛光仍然发出微弱的光亮，草地上仍然闪耀着游移不定的光斑，一切仿佛是原来的样子。他把这些川端康成式的具有丰富寓意的场景从记忆中挖掘出来，压入了文字，唤醒了我们在梦幻中一闪而过的东西。过去的许多部分可能已经忘却，可是“灵魂记住了”，或者已经是灵魂的必要组件了，就像钟表内部的齿轮转动隐藏在表壳里，我们仅仅从指针表示的时刻上，看不见真正所发生的事实。

他的散文中分成了几部分，但我更偏爱他所写的有关童年生活的内容。因为这些记忆是和他的村庄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铭心刻骨的，就像叶片上的叶脉，已经成为生命养分的输送者，没有它们，树叶就会枯萎、凋谢。对于某个具体的事实来说，一个人在许多时候可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所看到的也许是和他无关的东西，他的生命也缺少真正的介入感。但是你如果生活于某一个环境中，你所经历的每一个事件，都与你密切相关，它们都会转化为个体经验，并产生了塑造你的力量，你又怎能轻视它？你的成长、你的性格，你的一切，都留下了他的指痕，它参与了个体的塑造，它和你已经长成一体了，就像大树的年轮已经包含了它生长过程中的环境信息一样。高海平在写这些童年记忆的时候，显然更为专注，更为用心，似乎已经消失在时间里的东西，在他的散文中复活了，变得灵动而富有活力，朦胧的影子越来越清晰，最后一切都毫发毕见、栩栩如生。

他写《过年剃头》：“村里有个五年制的小学，来了个老师是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我叫他姐夫，虽是同辈，年龄很大了，他的儿子只比我小几岁。姐夫的理发手艺特别高，什么样的头他都能理得很好。小学校就在我家跟前，我那时已经上中学了，平时没事时就到学校去玩。姐夫就说，你的头发长了，我给你理吧。就在办公室中间摆上椅子，把门帘摘下来，围在我的脖子上”。也写了多少年后回村后与姐夫相遇的微妙心理：“好多年没见到这个远房的姐夫了，那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在乡间路上不期而遇。他当时已是乡里的教办主任了，听说他的儿子不争气没考上大学，威望多少有些下降，儿子的落榜对他打击很大。在路上碰上时，我主动叫姐夫，上去问寒问暖。姐夫的笑容很尴尬，决计不提我上大学的事，只是像忽然想到了一句话似的说，你现在的发型不如以前的好，我以后也没机会给你理发了。”关键是他的笔下记录了那个物质匮乏时代的生活场景，现实和历史的对撞产生了强烈的反弹，命运和时代摩擦的灼痛，让我们感受到了无法消弭的时差。

在《拉火把》一文中，他把童年生活饶有趣味的帷幕拉开了，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场戏剧。这些戏剧实际上是预先写好了剧本的，他们只是按照剧本上演就可以了：“拉火把往往是小孩儿的事，每每在年关将至时，就忙碌地开始干这对于我们来说最有意思的事了。学校已经放假，我们就三五成群地上山砍柴了。火把的柴禾不太讲究，老柴、嫩刺、蒿草都可以。找上一片柴禾多的山坡，用镢头一股脑地往下砍，连柴带蒿带刺全有了，把这堆柴禾搂到一起用绳子捆了，用镢把挑了。柴禾便像鸟窝一样，被我们背回了家。”实际上，他们的演出仅仅是前人所演出的戏剧的重演，一代代的童年都是相似的：“柴禾好拾，火把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松树枝或柏树枝。这两种常青树标志着一种高贵、庄重和威严。我们常常看到用这两种树枝编制的彩门说明了这一点。火把里加进这两种树枝，一方面可以避邪，再一个能增加火把的燃烧效果。松树和柏树中都有油脂，哔哔啵啵地助燃声确实很刺激。这两种树在家乡是极缺的，我们村子更是少得可怜。有数的几棵要么长在悬崖上，要么长在坟头上，这就愁坏了我们。”

这样的演出实际上已经是民俗的一部分，它用来烘托节日的气氛。它既有仪式感，也有戏剧所要求的对困难的克服。另一篇作品《开门炮》也是如此：“孩子们伸出被冬天凛冽的北风冻裂的小手从大人手中接过鞭炮，皴裂的小脸就会露出甜蜜的、挂着鼻涕的笑容。拿到鞭炮后，小心翼翼地把鞭炮一个个拆开来，绝对不会成串地去燃放，那样太浪费了，要一个个地慢慢燃放。年三十晚上，把拆开的小鞭炮放在炉台上利用炉火的温度焙干鞭炮，焙鞭炮时还得小心谨慎，一定要离炉口远一点，这是真正的易燃易爆危险品啊。”实际上，一切节日都是孩子们的，只有他们的童真配得上盛大的庆祝：“正月初一，孩子们手里拿着一根香，边走边燃放鞭炮玩，调皮的男孩子故意把点着的鞭炮扔到女孩子堆里，吓得女孩子赶紧逃开，男孩子就会很爽朗地大笑。男孩子还在一起比胆量，看敢不敢用手抓住炮来放。鞭炮的屁股上都有远离火药的空隙，燃放时轻轻捏住炮屁股是没任何危险的，这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这时候自然不愿意当孬松包，都会把鞭炮捏住来燃放的。当然不能说没有一点危险，就有个小孩被炸了眼睛。”甚至，一次放炮的意外，竟然将爷爷的耳朵震聋了，耳朵里只剩下一片鸟鸣声。快乐是有风险的，没有任何风险的刺激，节日的魅力就会打折扣。何况过年这样一年一度的节日是过去和未来的链接点，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是某种命运、梦想和时光的压缩。

为什么这些看起来毫无价值的童年往事具有这样大的魅力？以致于作者不断提起这些鸡毛蒜皮、零碎杂乱、似乎毫无章法的游戏？还有这些节日，是多么普通、多么司空见惯的节日？在当今的城市里，节日几乎一个接着一个，只要有一个名目，就可以出现一个节日——来自西方的、东方的、异域的、本土的，太多太多了。可是那些土得掉渣的节日以及节日里的游戏，却总是更易于被记住，并不断地出现在梦中？真正追寻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如此深奥，甚至不可能找到最后的答案。它导致了认知的“地平线效应”，事物的复杂度超出了你的认知力。你的目光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它在某一个地方突然终止了，你即使不断向前走，好像越来越接近真相了，可是地平线还在那里。也就是说，故乡的魅力源于它的不可认知的属性，当你生活在其中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当你远离它的时候，才试图接近它，却不知道越是接近，却感到了你离他越来越远了，认识的欲望越强烈，认识的距离感越大。

于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呈现”。就是将我们的记忆用双手托出水面。这既可以避免某种价值误判，也可以将深层空间预留给我们的想象和猜测。可以说，乡村是民族历史文化信息的记忆芯片，它用一个社会生命体存储了巨大的信息，它的记忆是用巨大的历史惯性驱动的，似乎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无为而治，它用尽可能缓慢的变化，吸收、消化来自远古的内容，转化为某种生活本能。它包含了历史文化的内在框架，它的看去呆滞、一成不变的生活，从某种神秘的历史形成的“结构”中不断散发着令我们迷恋的香气。

高海平的散文中，充满了对乡村生活的迷恋，这种迷恋不是体现在廉价的、盲目的抒情上，而是不断将乡村细节摆放在桌子上。他的潜台词就是：你看，它就是这样子，我经历过，我是见证者。他有着很强的记忆力，他几乎记得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这既得益于他的天赋，也说明了童年时代的一个个事件对经验世界冲击的强度。

当然，他也看到了这种“结构”解体的危险，以及农耕乡村的没落。在《迎喜神》一文中，他写道：“大年初一，在老家是要迎神的。放鞭炮，点火把，烧香叩头，拜神，拜祖宗，是有讲究的；不像城里人什么也不懂，就知道时钟敲响12点后，一个劲地放鞭炮，震耳欲聋，连电视也无法再看——这几年连鞭炮也不让放了”，然后他栩栩如生地讲述了村庄里精通阴阳占卜的老善人的故事，很像赵树理笔下的“二诸葛”形象，不过这个老善人比二诸葛更有权威，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村里人的关注：“村里人都听老善人家什么时候放鞭炮，就跟着什么时候放，认为这肯定是好时分，不会有错”，这样，“我家迎喜神，是以爷爷测算的时分为准。爷爷有个发黄的手抄小册子，专门记载着怎样选择黄道吉日和迎接喜神的口诀。一进入年关，爷爷就拿着那本又黄又破的小册子，一边看着，一边用手掐着，嘴里还要念叨着：子丑寅卯……活脱脱像个高人”。但是，随着这个老善人的寿终正寝，人们失去了榜样，爷爷奉为圣物的“发黄的小册子”，也被老鼠咬成了碎片，用来掐算时辰吉凶的宝典没有了，“村人各行其是，凭自己的感觉迎神了，鞭炮声从深夜响到清晨”，规则失去了，只留下了外在的形式感。

民俗的原型来自历史的自我压缩，它是记忆的压缩率的结果，事实被去除了，剩下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结构，然而这结构依然需要一系列事实的渲染体现和仪式的组合集成。也许，它包含了历史文化密码的最优解，它是历史演进用不断的“试错法”不断逼近获得的近似值，它给了我们理解历史文化的一个观测和想象的角度——文化来源于历史，它的真相在历史中，它的本质是在时空中的选择：生活选择了符合自身的方式，并将这种方式一代代传递到现实中，并转化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探讨的问题，可能是人类如何超越自己的偏见，以摆脱困境。比如说过年的祈福和一系列活动，包含了人们不断面对基本处境所产生的深沉愿望。

说实话，我十分喜欢高海平所描述的乡村篇目。比如他所写的《故里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是一幅简笔画，让人想到了美国作家舍伍德的《小城畸人》。耧人、伯父、小三爸……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乡村人的自尊和卑微、吃苦耐劳，匠人的自负和吝啬、小人物谋生的艰辛和悲剧命运，尤其是小三爸放羊的绝技和生活中的窝囊、不惜体力和勤劳，最后却只能在死后用冥婚的方式圆梦，他的结局和他的勤奋形成巨大反差，让人不禁黯然神伤、唏嘘不已。

高海平是善于书写自己记忆的散文家，他的记忆是如此的清晰，就像把一粒细小的芝麻放到显微镜下，能够让人看见微小种子表面的毛孔。他的写作中，含有关于家乡的民俗学知识，提供了乡村生存模式的生动喻象。他对家乡的一往情深，在作品中便显得淋漓尽致。也许其中包含了他写作的基本动力，没有这样热爱，就不可能激发深埋在记忆深处蕴含的巨大激情。尽管他在别处的见闻录也写得生动有趣，但我还是从这些作品中看出了他基于自己家乡记忆的影子。这些影子和其他故事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记忆和理解发挥了作用，以至于其中的每一种叙述都呈现出某种同构关系。

高海平的家乡在山西的晋南一带，是古中国的发源地，他所写的一篇篇关于家乡的作品，描述的乃是乡土中国的内在状态。它包含了先祖们的选择、策略、经验、信仰、智慧凝结的生存图景，我们既被历史文化统治又不断挣扎，总是试图摆脱这种统治从而获得自由。既有顺从也有背叛。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的文化处境中，乡村代表着现实与历史的不断冲突和妥协，最终达致微妙的和解和平衡。它既是抒情的，田园牧歌式的，又是艰辛的，甚至是残酷的，足以唤醒我们的悲悯之情。乡村中发生的一切，都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在写作中，高海平也同样显现了矛盾重重内心世界，暗影和光亮彼此作用，渲染出一个立体的文字堆垒的镜像。

我能够理解高海平对于家乡的复杂感情，他不是一个遥远的观望者，他曾和这个地方是融为一体的，他的体验既是真切的，又仿佛是在梦境中寻找蛛丝马迹。因为他离开家乡之后拥有了更大的坐标，他的视野扩大了，就像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地面上奔跑的目标，变得游移不定，仅仅是辽阔地面的一部分。他需要不断调整自己判断，调整自己俯冲的姿势和捕捉机会。他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尤其是善于讲家乡的故事。他的散文中具有小说的叙事色彩，生动，画面感强，流畅，自然，娓娓道来，有着徐徐生气，在不动声色的背后，升起了热情的炊烟。如同茨威格在小说《夏日小故事》中所描述:“平日因夜间柔和的暖意很早就使我感到疲倦，今天却因血液中涌起的兴奋而消散。如果一个人遇到一桩奇事，或者把别人的经历一时当作自己的经历，就会这样”。重要的是，他的表情是沉静的，复杂的，似乎又意味深长——“我不知道，你是在微笑，还是在悲伤”。

往期回顾：

1、诗眼睛||理论园地：张锐锋：“被嵌入黑夜中的眼睛“—我读曼德尔施塔姆（总432）

2、诗眼睛||理论园地：张锐锋：被时间决定的讲述 ---我读阿兰·罗伯－格里耶（总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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