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论写作：李骏虎：作家还在装上帝 ——小说与生活，距离产生美（总828期）

王恩荣主编诗眼睛 2021-10-07

中外名人论写作

李骏虎，1975年生，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母系氏家》《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中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此案无关风月》《李骏虎小说选》（上、下卷），随笔集《比南方更南》，散文集《受伤的文明》，评论集《经典的背景》。曾获第四届山西新世纪文学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及赵树理文学奖荣誉奖。

作家还在装上帝

——小说与生活，距离产生美

李骏虎

沿着复兴路散步思考，从五棵松地铁站走到万寿路地铁站，在站口的报刊亭买了一本刚出版的第五期《当代·长篇小说选刊》，我以为封面出题的小说《工厂工会》是写当年的工厂生活，就想从回忆里找些温暖，——此际各行各业都在回顾建国六十年来的沿革。且有我喜爱的作家王跃文先生的新作《苍黄》，我主要想看看他的创作谈。作为与刊物联系密切的写作者，我突然想到，同样作为文学杂志，《当代》和现实生活一直贴得很近，而《收获》一直与生活和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从她们的选稿侧重和作者队伍就可以看出来。老实说，我不知道站在生活的平台上玩味艺术好一些，还是从艺术的角度去审视生活更好一些。我是个觉得小说首先是艺术的人，但多年来读《当代》的小说却比读《收获》多一些，——虽然我买《收获》更多一些，但似乎是为了她的品位高而进行收藏。《当代》的着眼点是现实，因而她常常把小说的艺术放在第二位而发表一些未名者的小说，比如说本期选的楚荷的长篇《工厂工会》，而把名家王跃文的作品排在后面；《收获》要保持小说的姿态，常把当年从她那里推出的名家比如苏童等人的没有新意的新作隆重推出，难免显得有些腐气，这也许是我不愿意去读的潜在原因。

从万寿路地铁站走到城乡大厦底下那个肯德基，买了餐坐下来，边吃边翻杂志。看到王跃文和楚荷都在创作谈中声明他们对民生现实和底层的关注，不知道这是不是编辑的暗示，但是读他们的小说，却发现都不是在写民生和底层，王跃文当然不用说，纵然他的内心是关注民生了解疾苦的，但他的《苍黄》依然是纯粹的官场小说，可读性很强，但根本和民生不沾边。楚荷的《工厂工会》，他以为自己在写底层，但其实他写的只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之于时代的发展是个符号，但于底层的生存状态来说，切入点没找好，力道使偏了。看得出来，这个作者还处在拿小说当枪炮使的阶段，他还没弄明白小说先要写人而不是写事，用力很猛，但立脚不稳，可惜了。

有许多小说都不是在写民生，虽然它们也是好小说，比如阎真的《沧浪之水》，还有很多小说没有被认为是写底层，但实际上是非常杰出的描写底层民生的作品，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比如张平的《凶犯》，再比如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而更多的贴着底层和民生标签的小说，用一句流行的脏话说，作者根本就是在“装逼”。写小说的人把自己弄得愤世嫉俗，把自己扮演成底层的代言人，谁知道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其实，在把握时代状况的前提下，以不同的时代风貌为背景，从人物的角度去写人生，未必眼睛里就只能看见落后的、肮脏的生存现实，也可以去表现那些温暖的、美好的、支撑人的精神和生活勇气的东西，毕竟小说不是杀人的武器，她是门艺术，要让人感受到哀伤和幸福的同时存在，而不是让读者在冷酷的现实铁壁上撞死。比如说农民，你眼里的他们生活水平低下，似乎每天都在发愁和受苦，那你就不了解他们，也许他们受教育水平比你低些，钱挣得比你辛苦些，但这不影响他们的心气儿，同样也不影响他们的自信自尊和自得其乐。你非要说他们不开化，他们会笑你神经病。并且他们的眼光并不比你短浅，你想让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他们也是拼死拼活一门心思地要自己的娃娃“有出息”，上大学甚至“出国留学”，你自我感觉很好地要怜悯他们，要扮演“上帝”，其实你那真是在“装逼”。

作家，切忌装“上帝”。写小说，要和生活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用艺术的眼光去审视现实，或者站在生活的平台上寻求艺术的提升，这样，小说才能达到美的境界，人才会享受到生活中的美感。

文学，需要沐浴生活之雨 ——民盟青年作家李骏虎

不仅多产，而且多奖——屡摘多项文学大奖的青年作家李骏虎，正为越来越多读者关注。是什么给予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创作道路上激发他一往直前的动力何在?高频创作背后他又有哪些思考?

“写作如同草木生长，

要到群众和生活中去汲取营养”

“我是得益于那段挂职体验生活经历。”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骏虎说。

正是这段经历，仿佛一个不期而遇的“雨季”，让一株文学田野里的“树苗”饱饱地蓄足水，开始茁壮地生长。

2005年1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刚过而立之年的李骏虎回到山西老家洪洞县挂职。此后，故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厚土”。

回到故乡的李骏虎初任县长助理，他跳出书斋投入火热的基层生活，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后来又担任副县长一职，包村子、跑项目，处理上访事件，和各种身份、不同性格的人打交道，这一干就是4年。这4年中，他忘记了写作，也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作家。

挂职刚一结束，李骏虎就被派到鲁迅文学院学习。

李骏虎说：“鲁院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作的环境，我可以把挂职得到的素材、产生的想法，在这个安静的环境中好好沉淀。”

在鲁院，他相继创作出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五福临门》，长篇小说《母系氏家》等，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和赵树理文学奖。

“挂职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有一段时间我曾热衷于主义、手法的探索，但现在我回到了现实主义道路，觉得现实主义最伟大。它帮助我对这个时代大众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加以把握，尤其对乡村的风俗沿革、生存状况和农民的精神诉求深入了解。”

“文学巨擘的笔力和思想虽无法企及，

但可借鉴其创作态度和方法”

在完成以挂职经历为蓝本的长篇小说《浮云》后，李骏虎决定再次深入生活，选取一个历史阶段来书写时代。

他选取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通过东征山西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那段历史。这段历史在文学上鲜有表现，史料也不充分。李骏虎用了3年时间，来到当年东征的渡口和黄河两岸采访，考察地形、搜集资料、咨询专家、访问当事人，沿着当年红军东征的路线进行细致考察，得到沿线干部群众的热心帮助。

起初，他只是想寻找并廓清一段历史，来锻炼自己作为作家的历史眼光。然而，新作的问世，恰似“雨季”后的又一段成长。

在山西永和县，红军东征期间毛泽东率中路军曾在永和转战13天，并在此作出回师西渡的重大历史决定，由永和县于家咀渡口西渡回陕。李骏虎来到这里，县里的宣传部长、文联主席、文化局长、东征纪念馆馆长、导游员等人和他一起，沿着当年毛泽东进出永和的路线跑了好几天。当时正值春雨连绵，有些山路湿滑，车辆不能通行，他们互相搀扶着徒步上山下沟。

他们走一路讨论一路，互相补充，互相纠正。有时会发生激烈的争论，就在这样的氛围里，他把当年的季节气候、地理环境、人居环境，老百姓养什么牲口，地上长什么草，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回太原后，永和县有新的发现也会第一时间给他发来。历时3年，终于打通史料、理清脉络。

此后，李骏虎用8个月时间，一气呵成一部30余万言的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这是我国文学作品对这一史实的首次完整呈现，发表之初即获《芳草》女评委奖。小说捕捉到这样的细节：“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陈赓，那就是个‘活宝’，他敢在毛泽东对全军指挥员大会上讲话时，跳上主席台去端起毛的茶缸来喝水，惹得大家笑，毛泽东也笑”，让人感到温暖而真实。

“我没有去创造人物，大大小小一百多个人物都实有其人，我做的工作是用文学的手段去塑造他们，使他们重新生动鲜活起来。而这些工作，也为将来的影视剧改编提供了翔实的历史细节。”李骏虎说。

事实上，早在此书创作之初，李骏虎就对《战争与和平》和作者托尔斯泰传记做过研读。托尔斯泰能够写出这部巨著，正是基于他长期深入地对俄国卫国战争当事人采访和进行史料研究，而他对战争场面无与伦比的描写，也是因为他亲身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

李骏虎说：“我们无法企及这位世界文学巨擘的笔力和思想，但他的创作态度和方法是可以借鉴的。”

“从生活中形成观察力和分析力，

而非杜撰故事”

距离挂职十年之久，李骏虎再度完成表现中国乡村文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衰落的长篇小说《众生之路》。

“里面的人物都是我所熟悉的乡亲，里面的事件都是这些年来正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发生的，我希望能够引起全社会的思考。”

十年来，挂职的经历不停地带给他新鲜的气息。“当年我到基层之前，就觉得写不出东西来了，一个素材反复用，因为生活枯竭了。一个刚从学校走出来的人，能有多少生活?挂职回来之后，觉得有写不完的东西。”他说。

李骏虎直言，扎根群众和生活，对创作取材和格局而言可谓“撼及根本”——不仅是创作上的不断转型和成熟，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和时代不断引发的思考。

“古人早已说过‘纸上得来终觉浅’，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一己体验无法反映整个时代，需要把视角放得更宽、更远些。创作者需要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各种不同行业人群中去，而不是仅仅从艺术角度下判断。”李骏虎说，多年前，被称作山西文坛“五战友”之一的马烽老师曾用铅笔写就纸条，叮嘱他学会多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纸条他珍藏至今，如今体会更深。

“深入生活”是山西几代作家的优良传统，从“山药蛋派”五老到新世纪以来的中青年作家，很多人都在山西省作协帮助下有过挂职体验生活的经历。他们一直笃信和践行着“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为了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和大众生活的作品，大多挂职到县乡，蹲点到农村，和农民一起吃住，一起劳动。

2012年的全国青创会上，李骏虎做了《生活远比想象更精彩》的大会发言。他引用左拉的话：“从来没有人把想象派安在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头上。人们总是谈论他们强大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他们伟大，因为他们描绘了他们的时代，而不是因为他们杜撰了一些故事。”

“巴尔扎克在小说中若要写到某种场景，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去做实地考察，有时不惜长途旅行，去看一看他要描绘的某条街道或者某所房子。”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也应该有这样的雄心，更应该有这样的情怀。”李骏虎说。

来源：新华网 | 作者： | 责任编辑：李培刚

李骏虎：作家张平，与人民同呼吸，和国家共命运

在人类文明历史中，古今中外灿若星辰的文豪大师里，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不仅仅把目光和思想局限于文学的象牙塔中，而是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把笔触深入时代的洪流，描摹民间疾苦，反映人民心声。他们超越了单纯的作家，而成为人类精神的导师。

雨果被法国人誉为“精神上的国王”，正是因为他毕生亲身参与在法国社会发展变革的实践中，他关心国家的前途，书写法国人的命运故事和精神诉求。

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也不乏这样超越作家的作家——

陈忠实的《白鹿原》书写的是中国社会数千年以来传统与革命的斗争史；

贾平凹的《浮躁》和《废都》分别反映了中国两个社会转折阶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纲”，从计划经济转为商品经济，这两个社会转型期国人普遍的精神状态和生存观念；

柯云路的《新星》则在改革萌芽阶段就塑造了一个崭新的领潮人物形象李向南，使文学形象深入人心，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上述几位作家，不但文学艺术造诣高深，同时兼具时代情怀，但他们并非所有的作品都能够紧贴时代，在当代文学大家中，似乎只有张平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和国家共命运，纵观他所有的作品，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各个发展阶段都有高度文学化的呈现，同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贡献了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

早期作品的人性批判奠定了大作家的格局

我认为文学评论界把张平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定义为“苦情小说”或者“家庭悲情叙事”，是唯素材论，矮化了他的情怀，他以家庭苦情为素材，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并且具有浓厚的人性批判色彩。

张平的早期代表作《祭妻》发表于1981年，是一部已经成为当代经典的短篇小说，三十五年之后的今天重读，依然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看来，绝对是山西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异数，——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政方针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型为经济建设为纲，思想领域也吹起了清新之风，作家作品也从歌颂和迎合逐渐走向反思和批判，但是由于文化素养和思想层面的限制，反思和批判多囿于世相和落后人物，对社会有深入思考和有人性批判的小说如同凤毛麟角，而《祭妻》就是难得的上升到人性层面的小说作品，并且，它对社会和时代对人的命运的戕害，用高超的艺术手段和日常化的手法进行剖析和呈现，也使我们看到，作家张平从开始写作就奠定了大作家的格局。

三十五年来对张平早期作品的评论多多，误读也多多，许多评论都把他的《祭妻》和《姐姐》总结为哀怨、凄楚的笔调，只局限于故事本身，而没有看到作家在故事背后的激愤的眼睛、流血的心灵和颤抖的手，要知道，他不是告状的杨三姐，他是为人的命运歌哭的斗士。

在《祭妻》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在那个家庭成分决定人的命运的时代，出身富农的姑娘兰子，嫁给了贫雇农赵大大，从而使这个两代五条光棍的破败家庭渐渐焕发出生机，她爱着丈夫，替他分担着生活，孝敬老的照顾小的，用女人的柔情和韧劲让负债累累的穷光景也红火起来，一家子都有了个人样儿。

但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兰子的富农出身，赵大大的入党和弟弟们的入伍、学习、当红小兵都被搁浅了，这个家庭因此对兰子从感恩转化为抱怨和冷遇。兰子哥哥被抓了起来，她想去看望哥哥，竟遭遇了丈夫的反对和殴打。兰子坚持要去看望病重的哥哥，赵大大却趁机提出了离婚。兰子走了，弟兄几个都如愿入党、参军、学习了，后来，赵大大又娶了一个标致的新媳妇，几乎同时，兰子却孤苦伶仃地死去了。

新媳妇芳芳年轻、任性，赵大大兄弟们哪里能从她那里得到兰子那样的温情和关爱，她怀孕了，撒娇要吃酸的，赵大大才猛醒当年兰子也偷偷地吃酸杏，——兰子竟然是怀着孩子孤独地离去、凄惨地死去的。

赵大大和弟弟们的良知和情感受到了煎熬，他悔恨交加，一个人在清明时节给兰子去上坟，可是，他能弥补自己的过错么？他的泪水能告慰兰子的在天之灵吗？不能，因为赵大大是不可能对抗那个时代的，他注定要牺牲兰子去迎合社会，兰子的命运是不可逆转的，她可以不死，但她肯定不能好好地活着。

人的命运，在时代和社会的铜墙铁壁面前，比一颗鸡蛋还要脆弱。但控诉不是小说，控诉也没有艺术的力量，所以作者同时对人性的扭曲进行了翻来覆去的审视、剖析和批判，他绵里藏针，同时又悲天悯人，用区区数千字完成了一部反思时代、刻画人性的大作品，在当时独树一帜，三十五年后再读，依然具有思想和艺术上的巨大力量。

而作家惜字如金的凝练叙述，展示了深厚的语言功力，不难看出，他有着丰厚的生活阅历，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和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力量，正是这些，让《祭妻》《姐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名篇佳作，并且不会过时和陈旧，也使我们知道，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思想对象不是文学本身，而是社会问题和人性根源。张平后来的一系列作品，正是遵循着他的这个思想基础和人文情怀，他的创作指向是改良社会、引导人性，这也是古今中外很多大作家为文学的目的所在。

具备提出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思想力量

在当代作家里，张平是一位很难归类的作家，他是山西作家，却没有走“山药蛋派”的路子；他在上世纪80年代成名，却往往不被划分到“晋军崛起”的代表作家里；他的长篇小说《抉择》获得茅盾文学奖，《国家干部》直面中国政治生态，却没有被归入“官场小说”作家。他在当代中国作家里是特殊的“这一个”。

我最初读张平，是因为当年看了他的同名小说《天网》改编的电影，农民家庭的出身使我对《天网》的故事和人物感同身受，因此买来原著阅读。张平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叙述里带着强烈的感情，他单刀直入，描摹刻画直接有力，把报告文学手法和小说艺术进行了“强强联手”。

再后来阅读《抉择》，对他驾御宏大场面、刻画人物心理的能力感到震惊，在这方面，他像巴尔扎克一样下足了笨功夫，更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位作家，他对政治敏锐的把握和深刻的洞察力。就在《抉择》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前后，被张平点燃的“反腐小说”的烈焰在文学界熊熊燃烧，类似作品层出不穷，但那些跟风的作品，用“反腐”两个字足以概括，只有张平，他掌握着所有此类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文学高度，他不同于一般的作家，具备提出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思想力量。

张平成名很早，《姐姐》《祭妻》获得全国第七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他突然转型，写出了《天网》《法撼汾西》，开始直面现实，塑造清官，呼唤正义，以至于有很长的一个时期，老百姓有冤情都来找张平申诉。后来他又写出了《十面埋伏》《抉择》，后者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张平的作品都很畅销，他没有沉迷在小说艺术的象牙塔里，也没有逃避作家对社会问题秉笔直书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以文学的良知获取了读者的喜爱。

我至今记得观看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孤儿泪》时，所有的观众都举着纸巾和手绢的感人情景。他的长篇小说《凶犯》，从题目到结构都非常具有现代性，具有高品质的文学追求，而它却是对中国的法制进程发言，体现出一个作家高超的文学才情和赤诚的人民情怀。

张平最新的长篇小说是《国家干部》，从这部作品开始，他对执政党的干部有了自己的理想化的塑造。经过上述系统的阅读，尤其是对《凶犯》和《国家干部》的阅读，我发现，张平是无法模仿的，他根本就是一个大于作家意义上的作家。无论是“反腐”还是“官场”都无法定义他的创作，他是一个俯察社会又积极思考社会试图改良社会的作家，一个关注政治又有前瞻性的政治理想的作家，一个心系民生又深知疾苦根源的作家。

《国家干部》里描写的常务副市长夏中民，是一个用“一连串的小故事”塑造的人物，“人物就在这些小故事里贯穿着，作者就通过这些小故事，把人物的性格、活动，具体地表现了出来。”（丁玲语）

这个人物，寄托着张平的政治理想，他呕心沥血，一身正气，热爱人民，坚持党性，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刚直不阿，永不言败。这个人物从始至终让人感到活得很累，可想而知张平写得更累，因为解决70万字的小说里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难题的是作家自己，是张平在替夏中民当这个市长。

某种程度上《国家干部》为国家干部们提供着执政的蓝图和范本，一个作家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简直不可想象。我起初认为张平是在图解自己的政治理想，后来逐步了解了社会政治现状，才明白了张平的良苦用心：在一种弊病已经成为风气的时代，再深刻的剖析和鞭挞，也不如树立一个理想的人物，用榜样的力量来感召尽量多的人。张平的贡献，同样是高于政治和他的作品的，他对改良社会环境所起的无形作用，远远高于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优秀作家。他塑造的是一个理想化的干部，着眼的却是国家民族的前途。

关注政治、反映现实、关心民生，向时代发言，是一个大作家能称“大”的重要品质，张平是这样，鲁迅和赵树理也是这样。鲁迅不用说了，赵树理曾这样阐述过自己的创作主张：“老百姓看得懂，政治上起作用！”冷眼看这几十年我们的作家对风格流派的热衷和对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漠视，实在是应该好好的补一课。

作家是文学作品的生产者，是写书的人，同时也是必然的阅读者，没有丰富而深入的阅读，不完成和经典的对话，成不了好作家。然而读书之外，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阅世，是阅读现实，是参与现实、关注政治，是从文字游戏和个人情绪里解脱出来，让作品具有超越艺术的力量；是要超越作家，向人类思想家的高度企及。

《国家干部》超越小说文本而闪烁着思想华彩

在张平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般作家也许从来没有关注过、思考过，或者干脆觉得与作家无关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政治、就是现实，是从政治高度俯瞰的社会画卷和从现实深度挖掘出来的社会问题。

这些东西，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大师们的伟大作品里也是主题或者主线，只是因为它们成为了历史，因为在时空上成为了过去，从而让艺术掩盖了，政治成了故事，现实成了历史，它们被时间酿造，成为了文学的美酒。

只有对照传记，我们才会发现，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都在直接或间接参与着政治，正面或侧面研究和摹写着现实，为此他们革新、变法、革命，他们被驱逐，被贬谪，被迫害，他们流亡，他们上书，他们著述。比如革命和流亡的雨果，比如变法革新的王安石和柳宗元，他们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光芒和他们关注现实、关注政治的皇皇巨著一样耀眼。而我们却习惯于仅仅用文学的眼光去阅读他们，这显然是片面的。

先不说国外，其实中华的文学主流一直是关注政治、关注现实的，是“文以载道”的，从屈原到鲁迅，都是如此，只是到了当代，当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带来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或曰混乱的同时，作家们也开始激流勇退，把文学抬到了象牙塔里供奉了起来，对政治的疏远和对社会的漠视，造成了作家现实精神的缺失。

正是在这个时候，张平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从为民请命到关注法制化，从关注民生到关注政治，从《天网》到《国家干部》，张平完成了从单纯的作家向着政治家、思想家的高度迈进。

从《天网》到《国家干部》，张平一路扬弃着小说里披着纯文学外衣的惰性和累赘，他把语言拧到最简洁最直接的程度，只追求表达和力量；他越来越把微观的叙述感觉变为宏观的结构设置，这种设置正是艺术上的匠心独运，它借鉴了报告文学的真实可信、直接渲染，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话本结构和可读性，也借鉴了西方现实主义巨著的铺陈和辩论魅力。

如果说《天网》文本里的亮点还是事件的选择和矛盾的设置，那么到了《国家干部》，同样精巧聪明的矛盾设置，已经被小说里宏大的叙述、浩大的信息量、一泻千里的对白和思辨的巨大魅力所淹没，作为一位作家，张平的政治辨析力、思想深度和广度，他对官场的透视，对权谋文化的描摹，比现实还真实的情节描写，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对这部70万字的巨著的阅读过程中，我几度忘却是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而恍惚置身真实的风云激荡的政治旋涡之中，眼前是清官的壮志难酬、举步维艰，是政客的诡诈和凶残，是触目惊心的贫困和挣扎，是让人眼里喷血的腐败和权术，每一个市、区、县、乡镇和村的具体问题、矛盾，各种数字，每一个事件的处理的过程、细节，都那样真实，那样有说服力，那些揪着当事者的心的东西，也紧紧地揪着读者的心。

张平所塑造的现实，是比现实更典型和激烈的现实；张平所阐述的理论，是从不同角度出发全方位的雄辩；张平的小说，是超越小说文本的闪烁着思想华彩的论著。从单纯的小说艺术上说，张平的小说达到了去伪存真、天然去雕饰的境界，结构上，他仿佛匠心独运，又仿佛师法自然，仿佛精心设置，又仿佛无招无式；叙述语言平实直白却暗含千钧之力，对情节的推进一浪赶着一浪，整个故事的推进是一个大潮压过一个大潮。

从文本意义上说，《国家干部》昭示着张平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创立，这种风格是张平小说所独有的，张平式的叙事风格，这种特鲜明的风格我们无法去学习，但我们可以学习他对政治的理想和对现实的思考，学习他对人民利益高度的关注和关照，学习他关心家国命运的情怀，学习他旗帜鲜明的批判精神。

与东西方的古典名著相比，比如《官场现行记》和《人间喜剧》，《国家干部》作为一部小说，少了对世情世态表面的详尽描画，多了矛盾的激化和深层的辨析，张平像一只杜鹃，一声一口血，一字一行泪，通过小说里的人物的对白和独白，通过画外音手法，执著地寻找着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他是一位作家，更是时代进步的推动者。张平的一系列的作品都有一个主题，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为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作家，这也是他跟当代其他写官场的作家的根本区别。

当许多作家只能为批评家写作，当作品只有文学圈子阅读的时候，张平的小说却拥有各个阶层的狂热读者，我知道许多人不只是着迷于他的小说的悬念和快感，更着迷于他小说里体现的政治关怀和忧患意识。我更觉得张平是“作家之外的作家”，他并不关心那些大家趋之若骛的东西，比如诺贝尔文学奖，他能透过文学的迷雾看到它政治的核心，因此他是清醒的，张平关心的是政治、是现实，是国计，是民生，他的胸怀和思想，是超越文学的，是超越作家的，比起热衷于个人的文学荣誉，他更热衷于呼唤法制、公平和良知。

文学上有过很多流派和主义，但最前卫最先锋的还是现实主义，因为它要表现或解决的是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的问题，还有什么艺术探索比这更前瞻的呢？在张平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作家的使命感，对唤起良知、启迪人性、改良社会的热情和理想。这样的精神和执著，是孤决和矢志不移的。

左拉说：“从来没有人把想象派在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头上。人们总是谈论他们巨大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他们伟大，因为他们描绘了他们的时代，而不是因为他们杜撰了一些故事。”这个判断，同样可以概括张平的文学情怀和作品高度。

2016年11月28日凌晨于太原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

李骏虎：于传统束缚中开疆辟域

——七○后作家访谈录之五

　　一、创作经历和审美倾向

　　1.请谈谈您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及其对您创作的影响。

　　李：最初、最美好、最基本、最真挚的生命体验就是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当创作多年以后，我用自己的心灵和笔触去表现我所熟知的乡村社会和人物精神世界时，那曾经把我从土地上逼走的艰苦劳作的身心痛苦早已荡然无存，我所能记起的是乡村生活的诗意和农耕文明对人的生命和灵魂的滋养，相对于现代社会和城市乱象，过去的乡村的确是个乌托邦，但她在过去就是那么真实的存在着。我的长篇《母系氏家》，所表现的正是我童年所认知的乡村社会形态和人物，书写他们是一种享受，也让我的创作进入随心所欲的状态。

　　2.《奋斗期的爱情》作为您早期的代表作是不是带有自传的性质？在这部作品中您是否在借助主人公李乐之口来传达自己的文学观呢，例如李乐在文中说到“他要找到一条严肃文学畅销之路”“ 决不让创作违背高雅艺术追求”，这是不是一种文学崇高感的表达呢？您怎样看待作家这个职业呢，您的文学观又是怎样的呢？请谈谈您的童年生活对您创作的影响。

　　李：《奋斗期的爱情》可以看做是我的心灵自传，也是我最初和最纯粹的文学观念形成时的重要作品，现在看，艺术上虽然粗糙了些，但精神指向却是最纯粹的，那个时候，刚刚读过卢梭的《忏悔录》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损害的》，受到很大震动，激发了创作冲动，调动了生命体验，写作中难免笔调沉重和有痛感，但它却是我的文学观最初形成时的基石，是一个文学青年对文学诚挚的敬礼。现在，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和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我基本明白了文学就是表现人和社会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载体是社会和生活，指向是生命和精神，这和最早的文学观念基本是一致的，所谓现实主义和各种现代观念，其实也是一致的，到了是一回事情。明白了这个，就好写多了。

　　3.您曾说“文学创作关键在于天赋。写作不重要，阅读最重要。阅读是第一位的，该完成的阅读一定要完成。应该读的传世经典、大师作品一定要读，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见过什么是好的作品，才知道什么是好作品，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您说的“天赋”指什么？您强调阅读的重要性，您所说的“好”作品又如何界定的呢，什么样的作品您认为是“好”作品？请谈谈你的大学生活和您的阅读史。

　　李：所谓文学天赋，就是写作者先天的艺术感知力和表现力，他与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是息息相关的，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和精神追求，靠后天的努力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所谓有艺术天赋的人，其实很好理解，就跟普通人有些人天生就喜欢机械修理，并且学得很快，不费什么劲技术就会很好，艺术家也是如此，有人天生对音乐敏感，有人天生对色彩敏感，他们就有做音乐家和画家的潜质，文学创作也是这样，有人天生对事物的变化敏感，善感多思，也富于表现力，那他就容易成为作家。先天的禀赋，比后天的努力，那是天壤之别，没有禀赋的人，学习再多的技巧，他的作品也会缺乏感染力。同样热爱文学，不必人人去搞创作，两码事。关于阅读，我个人认为能够把自己真正感兴趣和阅读的时候有共鸣的经典读完就很好了，那些需要硬着头皮“啃”的经典，不会有什么收获，读来有趣并且理解不费劲的书就是好书了。我没有上过大学，我的阅读基本上是受我弟弟马顿和我的朋友杨东杰的影响，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海明威等大师的阅读基本上是由于他们的推荐，当然，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自己最爱托尔斯泰和雨果，他们是我自己的选择。

　　4.您的作品中经常会提及某些大师的著作，如在《奋斗期的爱情》中就有好多外国作家如大小仲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那么哪些中外作家、作品对您的创作影响较深呢，对您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您的创作过程中又是如何将您阅读到的精髓转化到自己的创作中呢？在当代中国，您认为一个作家的创作达到了怎样的水平才能称之为大师呢？

　　李：我最早阅读的是海明威，后来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损害的》，还有雨果的《悲惨世界》，一度我很喜欢米兰·昆德拉，他有一部中篇叫《认》，后来译名改做《身份》，我很喜欢。我终于开始写我最熟悉的乡村，是因为受到哈代的“人与自然及社会”三者关系的影响，现在我越来越放不下的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他们就像灯塔和天上的星辰，指引和修正着我的探索方向。在当代的中国，我最服气的是陈忠实老爷子，或许和国外或者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大师比他少些思想力，但在当代中国，比他会说的大有人在，而没有一部作品是能和《白鹿原》相比肩的。陈老师缺乏大师的思辨光彩，但他绝对是顶级的大作家。我个人认为的大师和大师作品，是能被一个国家和民族耳熟能详，并且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产生作用的，当然这个对象是全人类更好，比如说托尔斯泰。

　　5.在您的创作初期，可以说是艺术创作探索的阶段，那时您创作了一些寓言性、象征性很强的作品，例如《局外人》《女儿国》《乡长变鱼》，颇有王小波的后现代风格，那么您觉得王小波在您的创作中有什么样的影响？您是不是有意识去借鉴，那么您又是怎样去吸收、融汇，在哪些方面实现创新、突破，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呢？

　　李：我曾经用了三年的时间来模仿王小波，后来还把这些模仿作品整理起来出了一本书，副题就是《向王小波致敬》。1997年当我弟弟把业已去世的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带给我的时候，我正处于创作的迷茫期，写东西很困难，是王小波让我看到了一个汪洋恣肆的世界，让我的笔也洒脱了起来。后来我无意识地摆脱了他，但他的文风和思维方式已经渗透进我的思想和血液里，我的每部作品都有着这方面的痕迹。

　　6.您曾在作品中说“一位艺术家穷尽一生的经历和探索，才能达到相对较高的艺术境界。这个时候他的艺术精神和领悟程度就会自然的冲破传统技法的束缚，从而创新和变形，以达到他的表现的极致”，那么您作为作家，在传统积淀和创作创新二者的关系上是如何处理的呢？您认为自己的作品在哪些方面冲破了传统技法的束缚，又实现了怎样的突破呢？

　　李：这段话是我对毕加索的艺术的理解，其实文学也是如此，掌握技法是为了摆脱技法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但这个很难，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被自己模仿的那个人的阴影写作，这是幸运，更是不幸。我一直在潜意识里寻找着自己的风格，入选2009年度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的中篇《五福临门》，算是最明显的，最近的《弃城》也是如此，就是有意识的“去小说化”、“找历史感”，还原乡村世界的本原和追寻历史的真谛。

　　7.您是否想过今后有一个长期的阅读计划，有意识的去吸收某些艺术经验，从而去充实、丰富自己的创作呢？您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李：关于阅读，是作家的基本条件，但为了创作做阅读计划就违背了艺术规律。我现在反反复复阅读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不为创作，只为喜爱。

　　8.您对文学的热爱深受父母的影响。您的父亲是位文学爱好者，可以说是他为您打开了您的文学艺术的世界的一扇窗。那么您觉得父母是否影响了您的阅读习惯、写作兴趣呢？另一方面，父母的哪些文学观点、价值观、道德观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李：这个谈不上，我的父亲曾经是为文学爱好者，我的母亲是纯粹的农村妇女，他们基本没有文学观点，他们的道德观对我的为人处世产生的影响更大一些。但我的创作的确是受父亲的熏陶和引导，没有父亲年轻时对文学的狂热，就没有我现在从事的事业。

　　9.从1995年至今，您的创作生涯也有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总会有那么一段时期作品无法发表，您的那段时光是怎样的呢，在那段日子里您创作了哪些作品，是什么在支撑着您的写作呢？同时，您怎样评价自己那时的作品呢？后来，当您的作品有了更多的读者，以致问鼎我国文学最高荣誉——鲁迅文学奖，年轻时支撑您的信念是否依然还在呢？

　　李：现在回头看，我的创作道路基本上是很顺利的，1995年处女作《清早的阳光》在《山西文学》发表后，经历了五年的迷惘期，但那基本是因为没有生活素材，2000年就在当时负有盛名的《大家》发了一个四篇小说的专辑，而那五年的生活也成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之后一直很顺当，但是从来没发表的小说包括一部分发表了的小说都存在着问题，主要是对生活理解不够深。从拿着作品苦寻发表刊物，到现在欠着刊物一屁股“债”还也还不完，我对文学的爱没有什么变化，我对自己的作品也没有满意过，所以说能支撑一个人一生的才叫信念。

10.您的全部作品中，您对哪一篇最为满意呢？为什么，它对您、您创作的特殊意义在哪呢？

　　李：我最满意的还是《前面就是麦季》，它融合了我自己的风格和当代中国小说的审美标准，他对我的特殊意义就是得了一个鲁奖，可以让我放开地去按照自己的风格写作，而不必再为了这个奖屈从什么标准。

　　11.2005年你挂职到基层体验生活，在挂职期间对您触动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这段生活提供了哪些素材给您，除了素材的供给之外对您的创作还有其他什么帮助呢？您思想上(生活的、创作的)在挂职之后是不是也产生了什么变化？你怎样评价自己的这段有意识的挂职体验呢？

　　李：挂职其实对我创作的影响并不大，我至今只用那四年的生活写过一个短篇《焰火》，还是为了给刘醒龙老师在《芳草》上给我开设的年度专栏。挂职更多地改变了我这个人，让我深入地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本质，和中国人的本质，可以说我换了一种眼光看待社会和生活。挂职给予我的东西，以后可能会体现在我的很多作品里，但我不会用它单独写一部小说，有时候，人明白了，不是什么好事情。

　　12.您说“小社会是大社会的缩影。挂职期间我才真正了解了中国基层社会”，那么您所了解的真实的中国基层是什么样的，与挂职之前所认为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李：这个问题还是用小说作品回答会更准确些。

　　13.您说一直有个理想，就是能写一本风靡全国的书，但不是文学作业。它能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当下时代发展有反观、借鉴和推动作用。可不可以具体谈谈您想要创作的这个理想作品是怎样的呢？对于纯文学观与现实主义文学观您是怎么看的呢？

　　李：这个很难说，因为毕竟是个理想，理想的光芒永远是模糊的。我个人认为，纯文学观就是现实主义文学观，现实主义是最先锋的。

　　二、由为同龄人画像向乡土的回归

　　14.在现当代文坛上始终有“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重要的问题，回首山西老辈作家他们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用原生态的地方语言淋漓尽致的表现土生土长的山西农民的生命史，而表现城市社会以及各种人物一直是山西文学的薄弱环节，您作为山西新锐作家您却将这一局面打破，大大开拓了写作题材，例如您的《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流氓兔》《师傅越来越温柔》等都为读者展现了城市中上至公司老总下至工厂里的工人的生存状况，揭示城市人的生存荒诞与危机，您使山西文学的面貌突然变得多姿多彩起来，那么从山西作家整体创作来看，您是怎样评价自己这一创作题材的开拓？您是否描写城市生活的野心？您怎样看待乡土中国城市化进程？

　　李：这个实在是过誉了，也是误解了，我当初写都市，正是因为对都市的陌生和不了解，所以才有荒诞的感觉，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也要归于天赋，更要归于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的环境改变。韩石山老师曾在省作协文学院为我们开的研讨会上说我是山西文学的一个“异数”，这是对我在当时山西文学格局中的准确评价，但绝对谈不上什么开拓。至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我觉得只能说是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而城里住的都是农村人，因为中国其实是一个大的乡村社会，就像英国其实是一个大庄园。非要用一种标准来注解中国的城市化，那么我觉得用人的代际来体现更准确些，比如说“90后”和二十一世纪生的孩子们，基本上就是城市人了，就算是生在农村，因为教育的原因，他们也和城里孩子没有什么城乡差别了。

　　15.《婚姻之痒》您在网络上贴出并且有好多读者跟读的一部特殊的作品，这有些类似于网络小说的写作方式，而且小说结尾您让女主人公庄丽死去，这样的的处理让很多读者受不了，觉得不该让女主角那样死去，您笑说自己当初是顶着网友和读者的威胁把结尾处理成这样，是为了让痛感更强烈些，引发的思考更深刻些。那么您怎么看待读者对写作者的这种干预？您觉得这种写作方式与传统的那种由作家预设隐含读者有什么优势或者劣势吗？而您又是怎样看待网络文学？

　　李：这样的互动，在有网络之前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完了，但感受到了读者意愿的强大力量和诱惑力。其实在当时日本、韩国和港台的肥皂剧创作中就引入了观众的意愿，剧情基本上根据观众意愿的调查结果走。后来风靡世界的美剧《越狱》更是这样生产出来的，那些“第几季”、“第几季”的每周拍一集的电视剧，都是如此。这种生产方式其实不是创作，而是一种营销，真正的创作首先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理解，与读者或观众的共鸣是产生子啊独特发现的基础上的。我的《婚姻之痒》不是网络文学，因为它是我在快完成的时候才贴到网上去的，我对网络文学其实很陌生，当然，现在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界限更明显了，他们基本玩穿越和魔幻，不和现实玩了。

　　16.《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等作品的创作被称为“同龄人的画像”，在作品中您用大量的细节将李乐、马小波、小邵这些主人公刻画的十分到位，他们所处的现实有着激烈的竞争、紧张的人际交往、残缺的信任、沦丧的道德，在这样的夹缝中主人公都有一份自己的坚守，那么您是怎么看待您这一辈人的呢？您认为这一代人身上的思想、生活特质是什么呢？而对于您这一辈人影响最大的事情与思想是什么呢？

　　李：李乐、小邵、马小波，其实都是我自己，《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这三部曲，也是我们七十年代生的农村人的命运轨迹。七十年代生的人，是有社会担当意识的最后一代人，也是缺乏自我意识的最后一代人，我们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深重，愿意为家庭牺牲自我，也更愿意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是普遍愿意靠自己奋斗去获得幸福的最后一代人。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事情应该是国家从计划经济转为商品经济，从而毕业后不包分配，使很多人尤其没有全日制本科文凭的人成为聘用人员和打工人员，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抛向社会，从此命运发生了改变。至于思想，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受体制制约比较严重的一代，基本上屈从于生存和发展，对社会地位和金钱持传统的重视态度，反而对一些思想和思潮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我个人认为即使是“八零后”，在当下谈思想也是奢侈的事情。

　　17.在您的作品中有些中篇或短篇小说是长篇小说中截取出来的，例如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是从长篇《母系氏家》中截取出来的，短篇《流氓兔》是从长篇《公司春秋》中截取出的一个故事片段，那么您觉得这是一种创作上的自我重复吗？还是从短篇到中长篇创作必然经历的创作过程？您怎么看待当前70后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

　　李：《前面就是麦季》是以《母系氏家》为大背景完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中篇，而《公司春秋》是由《流氓兔》等十几个短篇攒成的一个长篇，这不是重复，是素材的整合。我不认为“70后”又什么长篇小说的困境，因为长篇从素材上讲是需要生活阅历的，而从思想上讲是需要年龄和阅读的，“70后”的长篇少，我认为就是以上两个原因。但我认为文学的圈子化，和读者的作者化，使得“70后”作家绝大多数成为刊物作家，而失去写书的强大掌控力，这的确是个值得警惕的事实。

　　18.之前的《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总是晃动着自我的影子，而《母系世家》将艺术视野转向了另一片天地，从对城市生活的个人体验转入到对中国乡村风俗画卷的抒写，长篇小说《母系氏家》和中篇小说《五福临门》，可以说是你的代表作。是您风格转变之作，您认为转变之后的作品取得了哪些突破呢，在风格的转变过程中您是否遇到难题呢，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呢？作品风格的转变是有意识的去做的吗？您怎样看待自己前后这两种风格？

　　李：以前写自我，其实也是写别人，只要能把握时代脉搏，和读者产生共鸣，就基本敢说自己是个作家了。后来写乡村，也不是刻意的改变，是自然的转变，因为乡村生活经验已经渗透进我的血脉里，比起城市人，我更懂得农村人的精神世界，当然，一个作家走向成熟，必须完成的转变就是从个人的生命体验转入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类的关注和思考。关于这个转变，必须遵从自身的自然完成，不是刻意所能达到的。我对自己两个阶段的写作同样珍视，自我是一个人年轻时应该书写的，而乡村世界也是一个人走向中年是对美好记忆的再现，是对过去时代的一个记载。写乡村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没有任何的难题可言，至于说到突破，我想是我写出了乡村人物的世界观和精神境界。

19.米兰昆德拉曾说“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响。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在《母系世家》中我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义，作品中兰英、红芳、秀娟作为乡村女性谱系中的代表，您用舒缓的节奏、平实的语言诠释着她们背负生命负担的别样的人性深度、精神创伤和存在价值，故事淡淡的凄凉却充满着强烈的艺术张力，这种平缓之中的艺术张力是乡村女性原始的生命力的自然呈现带来的吗？您笔下的女性人物沿袭着传统女性的观念但又呈现出她们的特质，成为不同于以往小说中的独特的“这一个”，那么您认为您笔下女性的独特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李：我认为全中国的农村其实都是一个农村，而全中国的乡村女性其实也就那么几个大类，和中国的农村都很相像一样，全中国的乡村女性也都很相像，要写好她们其实很容易，只要怀着一颗爱心，贴着人物性格去写，把人物塑造好了，小说就成了。《母系氏家》里唯一不同于乡村女性的人物是秀娟，她的博爱是中国乡村女性所不具备的，这是我的创造。但是你看，赋予中国乡村女性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会显得很美，而不是假，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20.有文学评论家认为，从文本意义上来说，李骏虎开了一个从风俗史和人的精神角度去描写当下乡村世界的先河，他呈现的乡村是醇香的原浆，他笔下的人物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同时充满温情地描画着乡村的麦收风光、民俗画卷，隐含着说不尽的温情与和谐。您自己怎样看待这样的评价，准确吗？

　　李：这似乎是《小说选刊》转载《前面就是麦季》时编辑的话，我认为这个评价是说到我心里的。

　　21. “当美恰好揭示出超越的实在，当这一实在被感受为美，当每件事物因其真实而被认为本质上没的时候，这就是伟大的艺术。”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中，您认为自己之前那种超验的创作艺术特质有没有受现实的束缚？

　　李：我后来发现，最先锋的就是现实主义，正是因为现实的“超验性”，而我坚定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也正是看到了它的包罗万象涵盖一切，在我的所有作品中，即使是最“现实”的作品，也总是不自觉地运用着“超验”，它仿佛神性的东西，赋予作品以灵性。我不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束缚了我以前作品里明显的超验性，相反，我觉得是现实赋予了超验更大的艺术表现力，超验之于现实主义，就像闪电在乌云和大地之间窜动。

　　22.“如今的世界格局下，要找社会变革，其实在农村是找不见的。《小社会——铅华与骚动》选择在城乡接合部，既能体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又能体现对农村的带动及影响。要反映现实社会和时代发展，还得写城市，还得写主流人群，还得写中坚社会，还得写知识阶层。”您是否认为中国的农村仍然没有在现代化的路上呢？对于城市农村二元结构您有什么看法呢，对于农村的未来您认为应当是怎样的呢？

　　李：中国的农村，摆脱远古的生产方式也不过三十年时间，所谓的现代化，表现在房子、车子、和家电上，表现在外出务工上，而实际上还是小农经济，农村和农民只是被时代大潮揪扯着无所适从。而以乡村精神背景为基调或者反乡村精神为基调的中国城市，实际上离真正的城市文化还相距甚远，所谓的城市农村二元结构我觉得不存在，整个中国从精神上就是个大农村，我所说的要写城市、写主流人群，其实就是写这种纠葛，这种现状。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村人，我看到农民被钱牵着鼻子纷纷离开土地，是感到很不安的，如果连农民心里的美好都被打搅了，这是很悲剧的，怎样让农民回到土地，让农作物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这是很重要的，国家不需要给钱让他们种地，只需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真正完善医疗保障就可以了，就是大同世界了。

　　三、对当下文坛的认识

　　23. 70后的作家没有沉重的历史负担，这一方面使作家的创作天地得到开拓，但另一方面又使得文学作品多少有些轻盈感，那么您是怎么看待文学作品的“历史内涵”？您认为在新时期淡化了历史之后应该如何开拓文学作品的深刻感与厚重感？

　　李：“70后”的自我开始摆脱时代对整体命运的支配，这使得文学对个体的关注得到拓展，艺术的轻盈和自由得到彰显，但是，“70后”因此而缺乏历史感，这是时代决定的，但是也可以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毕竟，一部作品没有历史感注定是浅薄的，人物没有命运感是苍白的。在这样一个琐碎庸常的时代，70后的笔触多是“民生”、“底层”等等叙事，这是危险的。我选择了解并书写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寻找并廓清一段历史，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念，反观时代，这样就能够解决作品分量的问题，至于“深刻”，这个词不应该属于文学艺术，所谓的追求深刻，对小说是一种戕害。

　　24. 那么您认为70后作家创作的整体现状是怎样的，您喜欢哪几位国内70后作家作品？对于70后作家，您认为是否存在整体上的审美局限或缺陷？您的文学创作的不足之处或您不满意之处是什么？

　　李：我读同时代作家作品比较少，女作家作品更少，印象深刻的比如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不错，很有生命体验。在我有限的浏览以及和同时代的作家的交流里，我觉得“70后”的创作最大的问题是模仿大于原创，原创精神匮乏，并且同一性太明显，遮住作者名字，说某一篇作品是谁写的都可以。“70后”要想出大家真的太困难了，很多人走不出模仿，形不成鲜明个性。至于我个人的文学创作，我一直认为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大于自己的技法，我越来越不重视小说的形式和技巧，我自己用“呈现”来表述自己的创作状态。我一直是个票友水平，并且我喜欢这样的状态。

　　25. 因为您曾经有过在洪洞县挂职的经力，那么您有没有计划创作有关官场题材的小说？在未来一段的时间，或更长时间您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李：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写出一部反映当下时代的作品，但是总是质疑自己掌握的素材。对于中国的官场和社会现状，我比其他挂职作家更了解一些，因为我挂职的是自己的家乡，而且我担任的是“实际职务”，这一个阶段对于我的思想的作用远大于对创作的作用，我没有热情创作什么官场小说，但也许会写一部社会小说，或者说这段经历所得的经验，影响着我所有作品里的价值判断。

　　26. 2010年对您来说应该是不平凡的一年，您凭借《前面就是麦季》斩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一个月后您又凭借《母系氏家》获得“赵树理文学奖”，而这之前您曾获得十二届庄重文学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那么这些奖是对您之前创作阶段的一个认可，那么您能具体谈谈它们对您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吗？

　　李：搞创作获奖对作家的好处是有很多实惠，经济上的，待遇上的，还有它们永远会成为一种标准。但是，对于创作来说，意义不大，比如说获了一个鲁奖，不能推动我创作出大作品，但是却能够让我心态放松，更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和风格去写作，而不用担心发表和出版的问题，这种自由，是我最想得到的。

　　27 您凭借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成为鲁迅文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山西主流媒体评价，此次李骏虎的获奖，标志着山西省作家“后赵树理写作”所达到的新高度。您自己怎样看待这个评价呢？您认为自己的创作与老一辈山西作家如赵树理之间的突破与不足是什么呢？

　　李：这里有两个误解，首先我只是第五届获奖者中最年轻的，第四届的田洱比我小很多。其次所谓的“后赵树理写作”也不准确，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你不能说宋词是后唐诗写作。但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比起山西老一辈作家差距是明显的，首先最重要的缺失是赵树理对时代和政治的关注我们不具备，老一辈作家作品对时代的作用，我们也远远不及，这不是山西一省的问题，是全国青年作家的问题。相比来说，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就做的很好，比如山西作家张平的作品，那样的社会情怀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28在2011年的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母系氏家》入围第一轮投票后落选，您认为这是宣传力度不够，很多评委不了解您的作品所导致的吗？在当前文化市场机制下，您对文学宣传有什么看法？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市场装潢、包装吗？

　　李：真正好的作品，自己就有市场号召力，宣传只能做出畅销书，做不出长销书，我不是很感兴趣什么宣传，这是对文学作品自身感染力的嘲讽。《母系氏家》第一轮入围，我已经是很意外了，因此它的落选我一点不意外，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读过他的评委都认为是上乘的作品，这就够了，获奖不是目的。

　　29.山西有一个强劲的短篇小说创作传统。您怎样评价“山药蛋派”？它的文学创作实绩对您自己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呢？您认为山西作家群中老一辈作家与新锐作家相比，新锐作家的创作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新锐山西作家不足是什么？

　　李：我是读着“山药蛋派”的作品长大的，老作家们朴素洁净的艺术手法和纯正的艺术追求深深地影响着我。之后的“晋军崛起”受翻译文学的影响比较大，他们的价值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我们这一代和比我们更年轻的作家，优势是阅读的丰富，对西方大师几乎倒背如流，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跟大社会脱节严重，也不是很了解时代的核心问题，这就造成原创性不足和格局过小，这个问题是全国的普遍问题。

来源：《芳草》　张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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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眼睛||理论园地：李骏虎《生命因为阅读而丰盈》（总5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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