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理论园地：苗雨时：重返故乡的悲壮旅程 ——评大解史诗性长诗《悲歌》 （总969）

苗雨时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诗论、诗评家。1965年于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至高校中文系工作，曾任中文系主任、《语文教学之友》主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作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团名誉委员。其学术方向是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当下更多地关注网络诗歌。出版诗论、诗评著作有《诗的审美》、《诗歌写作技巧》、《燕赵诗人论稿》、《河北当代诗歌史》、《走向现代性的新诗》等多部。1989年获河北文艺振兴奖。个人传记收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出版了近四十万字的诗论专著《当下诗歌现场——“雨时博客”诗论诗评集》，现正在撰写新作《时间擦痕》。

重返故乡的悲壮旅程

——评大解史诗性长诗《悲歌》

苗雨时

中华民族进入21世纪，农业文明正逐渐消退，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时代正迅猛到来。20世纪末叶，中国的历史从政治的“宏大叙事”变为现代化建设的“宏大叙事”，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涌起，人的生存状态却从整体主义转换为以个人主体性为主导的个性主义。这在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健全人的人格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却也潜藏着人文沦落的危机。其表现主要是：物质与精神分裂、感性与理性对立、灵与肉尖锐冲突……。在全球化历史文化语境下，我们民族与人类一样陷于两难处境，面临决裂和选择的双重压力。如何既实行市场体制又超越其弊端和负面效应？如何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振兴中华民族？如何在穿透西方现代文化的迷雾中追求中国人灵魂的重塑？这些问题，不能不萦回于有艺术良知的诗人的心怀，撞击着他骚动的灵魂，催发着他的忧思。大解的史诗性长诗《悲歌》就是诗人以高度的艺术使命感，呼应时代的吁求，对这一课题所做的艰卓的艺术寻绎和探索。他以自己灵魂的悲壮漫游，为我们民族创造了现代生存的神话，开拓了人们重返故乡、实现自我拯救之路。诗人艺术精神的高迈和深入骨髓的对民族的赤诚和大的手笔，犹如天风海浪，感天动地，震撼人的心旌。因此，他的长诗的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广泛欢迎和业内人士的普遍赞誉！

《悲歌》是一部宏篇巨制。长达数十万行。全诗好象一曲律吕纷繁的大型交响乐，除《序曲》之外，由三个大的乐段组合而成：《人间》、《幻象》、《尘世》。这种回环式的三部曲形式，从今返古，由古至今，不仅整合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更追踪和阐释了民族精神的跃迁及其深厚的蕴涵。而这一切又都是在现代意识观照下的重新解读，所以全诗又笼罩着一派现代的光晕。

长诗塑造了公孙这个主要人物形象，通过他的生死轮回和几度精神裂变，展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带有虚幻色彩的历史叙事。其主要故事情节如下：

青年公孙与少女蕙相爱，却被无形的力量拆散。惠在被迫改嫁他人的途中，撞山而死。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公孙，经一位影子老人的点化，他离家出走，逆黄 河而上，游历高原、草地、戈壁，并进入河西走廊。在敦煌的篝火之夜，人神共舞，石窟壁画上的飞天，以爱把他引领到黄河之源，使他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从此，他试图以暴力改造这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并亲身参加战争。然而在战争中既有英雄的诞生又有人类的惨祸，面对这一切，他第一次在战火中死而复生后，陷入一种迷茫的境地。

迷茫产生幻象，在一次行军途中，他误入海市蜃楼，从而回溯到历史时空的源头。在那里，他看到了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他看到了部落争战；他也领略了在残酷的绵延不绝的战争中无数个王朝大致相同的轮替。他憎恶战乱，渴求和平；他厌弃破坏，倾心建设。他曾为此夺取过王权，但最终仍逃不出历史循环的宿命而被人民推翻。流落为一介平民后，他深深感佩于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精卫填海这些远古神话人物的劳绩和精神，因而幡然醒悟。终于从梦幻中跌入大海，经历了又一次的起死回生。在被救起的方舟上，他深陷孤独的沉思，在与自我灵魂的诘难和搏斗中，不断地叩向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一阵风暴吹来，他回到岸上。经过了肉身和灵魂的双重漂泊，他已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斗转星移，世事变迁，眼前已不再是当年景象：大地上庄稼还在，但城市里已高楼林立；机械的轰鸣正压倒锄头的叹息；各处的电视塔一座座高耸入云，看不见的信息漫天飞舞，看得见的商品琳琅满目……。这一切令他惊异，匪夷所思。于是，他穿过乡村，来到城市，进行新的寻索。他去当清洁工，去当建筑工，但都因不能适应那里的喧嚣和虚伪，在浓重思乡之情的推动下，他决定返回故乡。然而，故乡已被洪流淹没，故人也都已不在，无奈，他只得自己重建家园。他开始凿山，唤回原初的爱情，蕙从岩石中复活。他请来凿山不止的愚公的后代，雕出了无数古代的动物和已逝的先人，并在山巅发现了盘古和女娲。不久，所有的雕像都活了起来，回到世上，参与了生活。最后，公孙为自己雕像，人们看到他与石像融为一体，获得了新生。

这就是这部史诗性长诗简略的故事梗概。这个故事几分真实，几分怪异。然而，这真实与怪异中却蕴含着诗人忧愤深广的悲剧意识和博大的悲凉、悲悯的情怀。公孙这个人物，他的名字就是中国人的象征。他的人生探索、心路旅程，从封建时代末期起步，从爱情失败开始，也即人间不平等的生存状态促使他療救社会的努力。他从我们民族摇篮的黄河源一路走来，看到的是暴力即出英雄也造成灾难，回想古代虽然远古的部落战争对民族的融合有进步意义，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在此起彼伏战争中的周而复始，却不仅阻碍了历史的进程，也严重地遏止了民族的发展。在此种历史循环圈内，中国人的生存毫无出路。而到了今天，在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交接的时代，在社会急剧转型中，中国人的生存，在生命欲望高扬、物质生活丰裕面前，又临到了理性的委顿、精神的溃乏，有可能造成与封建时代相反但却更为严竣的灵魂与肉体的离析。公孙离开故乡，走了一圈，又踏上了回乡之路。然而故乡在哪儿？他的处境仍是一种无根的悬浮。怎么办？他在沉重的反思中，重又回到民族产生的原始起点，唤起中国神话和历史上那些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做出贡献的人物，与他们一起，共同建构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他人相爱、万物与我共生的精神家园。诗中人物这种悲壮的探索历程，正体现了诗人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和包举人类文明的深邃智慧。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诗中那个神秘的影子老人。这是一个圣者的形象。他不仅指引了公孙的灵魂走向，而且几次救他于水火，使其获得一次又一次的重生。作为全诗的一个精神线索，这个人物代表了天启、天道和诗人的意愿。

这部史诗性长诗的创作，表现了诗人强烈的自主情结。他被时代的忧患所熬煎，他被生命的激情所冲撞，在极度的生存痛苦中，他以最尖锐的感受、最深切的体验、最自由的神思，深入到远古的记忆和种族的经验。为此，他不得不冲破现实理性的制约和禁锢，而以生命的感悟开掘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积淀。在其中寻找民族起源的原始意象，并用一种创造性的艺术符号，把一个陌生的世界簇拥着新的意识，带到人们面前。从而，使幽暗的历史放射出熠熠的现代哲学之光。

应该看到，诗人创作的自主情结是超越个人的，因为他所进行的原型创造，虽然有个性的加入，但因其原型深远的象征意蕴，却成了独立于诗人之外的艺术存在。而且，所谓“自主情结”，荣格认为：它是指一种维持在意识阈下，其所负载的能量足以使它越过并闯入意识门槛的心理形式。情结的自主性表现为：独立于自觉意志之外，不隶属于意识的控制，而按照自身的固有倾向显现或消逝。因此它是极为骚动不训和丰富充盈的。这部史诗性长诗的创作，固然有它的理性框架，如前边所介绍的，但是作为其内容血肉的那些复杂的情节、纷纭的意象，却都是他处于迷狂状态下，由集体无意识中生长出来的凌架于意识之上的繁茂的艺术花丛。这其间，他人格中的本能因素压倒一切，进入一种“神秘参与”的状态，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代言人。我们只要看看诗中那些斑谰的感觉、神妙的想象、奇绝的夸张，那些峭丽的色彩、诡异的言词、飘忽的思绪，那种绝无滞碍的自由奔放的抒情，那种毫不顾忌的任意大胆的描绘……，就可以想见诗人创作的自主情结的浓烈和超凡的创造力。正因如此，也就形成了他整部诗的立体化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对这种艺术风格，如果结合诗的内容，我们还可以借用杜牧对李贺诗的评价来加以深入的体味。杜牧这样概括李贺的诗：

云烟绵联，不足以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以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以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以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以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以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以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垅，不足以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以为其虚荒诞幻也。

当然，这里不是把大解与李贺强作比附，只是想从相似中窥见《悲歌》创作的某些不同于一般诗人的奇异诡绝、秾丽凄清、幽缈高远的艺术特色。

运用原型意象，创造现代神话，为拯救现代人的录魂，开启人类返乡之路；以个人的精神历险象征民族共同的悲壮命运；这成就了这部长诗的神圣性和永恒性的价值。而长诗其独特的大气升腾的悲剧型的史诗建构和对汉语言诗性的精准把握，也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标示出一个新的里程。这也正是我之所以激赞和推崇《悲歌》的根本原因所在：一个诗人一辈子能有这样一部诗作，那么，他在缪斯面前，就足以立于无愧无悔之地！

北方：一株挺拨多姿的红枫树

 ——读胡茗茗诗集《诗地道》

苗雨时

中国的女性诗歌，开始曾有过对男权话语的反抗，对女性权力的追求，在一阵炽烈的“火焰”燃烧之后，一度沉入黑夜，获取了女性与世界沟通的暗道，“黑夜意识”的消歇，便走向男女两性之间的妥协，进而是女性安于自我的身份。女性诗歌，经历曲折，最终堕入末路。但是，有些女诗人，她们并不甘心于此，而是奋然溯流而上，向回走，重返原点，在两性对峙中， 切入人的本质。不论男人、女人，首先都是人。从这种深层本质，建构自己的女性人格。由此，把襟怀向世界敞开，以大地般的沉实与宽厚，拥抱人类生存的历史和宇宙时空......

胡茗茗，就是这样女性诗人中的一个。因而，她的女性诗写，就有别于其他女性诗歌，既不是火焰熊熊，也不是暗夜沉沉，更不是那些“小清新”、“小情调”、“小脾气”，甚或扭捏作态、卖弄风情，而是以其孤愫独标、沛然大气，凸显了别具一格的姿态和风流。

《诗地道》诗集的出版，就是明证。她的诗歌，确证了她的女性生命的存在。多好啊，“诗地道”，它可以通往历史，也可以通向未来，而两者都在现实的交并中，“每个人都是一处地道/我是自己的，也是别人的”，“我钻，我被钻”。正是这种人与人、生命与生命的碰撞、交织与纠缠，才完成了相互扶持的一撇一捺的大写的“人”的建构。就是这个“人”字，跨越时空，创造了历史，支撑起人类的现实生存，并有可能前瞻世界。因此，人，人性，人间之爱，人道的同情与悲悯，就成了诗人几乎所有诗作的基本母题。

历史是不应该轻易忘却的。它是我们民族得以存活的血脉。当人们竭力远离、忽略，或有意回避“红”色，只钟情“蓝白灰”的时候，甚至当男人们耽于功利而无暇回望的时候，一个柔弱的女子，却站出来，把她的诗、她的灵感和灵魂，伸向了那逝去并不太久但曾经翘动我们民族整个历史的烽烟岁月。她写抗战年代，那直实蜿蜒，也被历史化的地道之战，“苦难给我们恐怖，而我们用它来抒情”（《地道》）；她写水态云声、波平如镜的白洋淀，曾映演抗敌的“水戏”，重唱当年的民谣：“——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雁呵，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射击敌人了”（《水戏》)；她写从冬到春的民族命运的决战性“破冰”，那位慈祥而伟岸的父亲，他的大手拨快了时针，使他的人民在明媚中，“伸展自由，伸展骄傲和感动”，而他“不言解放，不言拯救”，只是“面带微笑”，向那些创造历史的乡亲父老，“频频点头”（《破冰》）；在她女性的生命底层和心灵深处，珍藏着多少人间奇迹和生命神话呀。那“一个带伤口的男人”，从万里之外来到中国，他的春、夏、秋、冬，都聚焦在“一座破庙，半间坯房”的手术刀上，救治了战士的生命，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伤，他的血，他的灵魂，有如那纯净、洁白的槐花的火焰，永恒地燃烧在中国的大地上（《火焰槐花》）；数不尽，那放牛的孩子，那提灯笼的老人，那打伏击的青年，那怀掩革命的大嫂，那喂养抗战的母亲......啊，我们的民族啊，我们的人民，他们在那战争的炼狱中，用血和泪、剑与火，洗雪自身的耻辱，那种绝对的生存欲，那种善良与美好，都已抵达了人性的巅峰和极致！......

诗人的这些诗句，是带着她的血肉的。她全身心投入历史，以她女性的柔婉和细腻，体察、体验，辨识、评判。她把历史纳入生命，她把生命交给历史。因此，这是对历史进行的饱含着个体灵魂的一次重构和重写。

胡茗茗的诗歌创作，也许曾有过“危机”。在政治神话破灭之际，一时间，否定，批判、弃绝的浪潮汹涌，理想主义几乎成了漂游于大海上的孤帆。这成了一代青年迷茫与困惑的象征。正当“红”色被人们所禁忌的时候，经济神话于世纪之交，又突然降临，更把他们打入了历史的漩涡，以物欲为轴心的旋转，使得人生价值失落、意义虚无。风向什么方向吹？生存成了一种考验。置身此种文化历史语境下，诗人也有过焦虑、彷徨，但并没有落入谷底，而是折返自身，从骨骼里、血肉中，寻找早已被遗忘的少年时代的情感基因：那些关于英雄的自我想象和自我期许，那份理想主义的激情，那种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于是，她开始厌弃那些在纪念碑前撒尿的小丑，憎恶那种苍蝇审判鹰隼的闹剧。她觉得那是一种廉价的媚俗，甚或可耻。有了这样的清醒的觉识之后，她接通了现实与历史，并在物质挤压精神的现实生存困境中，挺直了腰身，揭示堕落与异化，并从中剥离出一个圣洁的歌唱着的灵魂，唱起了进击与哀惋的生命进行曲。“我活着的每一分钟都必须考虑手往哪儿放，我把手指往下按，却不敢相信听到和弦”（约翰·厄普代克）。不管有没有合鸣共振，生命之歌，就是要喝下去，哪怕如杜鹃泣血......

生命进行曲是在中国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转型的历史条件下唱响的。时代的进步伴着某种历史的沉沦，利益的最大化使人物欲澎胀。社会上刮起的消费主义旋风，首先被吹迷眼睛的是女性，她们首当其冲。购物，时尚，追求生活方式“风格化”，进而，媚俗，依附，把自己沦为商品的奴隶。她们的生命奏响的是一曲曲浮躁、奢华的糜糜之音。而诗人胡茗茗，则对此保持着高度警觉。她不随风就俗，而是特立独行，卓而不群，把自我的女性生命演唱为阳春白雪、高山流水，暮鼓晨钟......

她并不拒绝物质享受，那些现代化的生活器物，但在物质享受的同时有精神超拔。她练“瑜伽”，是为了“以疼对抗衰落/以诗对抗平庸/以水的冥想对抗火的浮躁”（《瑜伽·瑜伽》）；她也过平凡的日常生活，但她拒绝低俗，而是把生活碎片整合成心灵的高贵，于烦杂中守护生命的本真。尤其可贵的是，她对人的与生俱来的欲望做了透僻的辨析和理解。她在《欲望号列车》一诗中，把人生比拟成列车，欲望就是动力。但欲望是悖论，是双刃剑，善恶美丑、爱恨情仇，都由此而衍生，它使人变幻各种角色。只有以“良知”为底线，节制物质欲望，开发精神欲求，才能使人灵肉和谐地抵达生命的完善和终点。

这就是奠定了她生命之歌的基调。在这样的主旋律动中，她穿越了从绝望到希望《十二夜》，她度过和感应了人生《四季，或者更多》：春的萌动、夏的炙热、秋的旷远、冬的安寂。她处于世界的中央，以温情，与周遭的事物，照面，打交道，那些水果、那些花卉，便都有了自己的生命。她把目光投向远方，以辽阔与豁达，与名胜古迹对话，心意往返，那山川的灵秀，润泽、充盈了她的心灵。她甚或在孤独、寂寞中，仰望星空，而思人间道德律......

然而，她女性生命的本质血素，还是爱：爱自己，爱亲人，爱朋友，爱社会，爱人类，爱世界。这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根本基石。她把男女两性异在的关系，比喻成一座“空城”，其空档，需用一生一世的爱去填充（《空城记》）；他把对父母的爱，对孩子的爱，牵系在生命血缘的绵延中，父母是“贝壳”，她是贝壳孕育的珍珠（《爹爹》），而子女是她生命的延续，孩子身上流着母亲的血液。这种爱，是“自然而然”的，无需特别说出，但却撕肝裂肺（《永远的爆破音》）；至于朋友，那是“第二个自我”，友情也是生命必不可少的滋养。还不止于此，爱可以扩大，伸延，覆被整个世界，笼盖一切人们。汶川地震，她心绪不宁，痛斥那些冷漠的人，并表示《我想领养地震孤儿》，她深情地礼赞那些救死扶伤的《废墟上的天使》，她甚至把爱投射到《毕力斯台风》中，面对台风与海啸夹击下的生命的无辜，以及相互扶助的悲壮，她思考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纠葛与宿命......

胡茗茗“以诗的方式”，伴着她女性个人主体性的歌吟，弹奏了生命的“G弦上的咏叹调”。从过往岁月的深沉逶迤而来，转为现世生存的婉约、悲壮和激越，几经回旋，趋向旋律的高峰节拍，然后戛然而上，余音袅袅。她的诗歌话语，是历史的，也是现实，是书面的，也是口语，但都被投放在女性生命的熔炉中加以冶炼，从而铸造出人的存在的熠熠辉光。其语型，既叙事，又抒情；其语感，既柔软，又刚性，其语流，低抑而高亢，两方面相反相成，和谐交融，便形成了巨大的意蕴张力结构和宏阔的审美空间。

诗人的主体形象，就屹立在这种艺术天地之间。她们的女性风采，犹如生长在北方母性大地上的一株红枫树，它植根历史的土壤，挺直于世纪风云，进入生命秋季，在阳光下，河水边，枝叶飒飒，临风摇曳，脉脉照亮了人们行将荒漠的精神原野。这在一片琐屑、平庸的日常书写的灰色风景中，无疑标举了她独绝、超迈的生命境界；相对那些帏幔里自恋、自我抚摸的媚俗的女性诗歌而言，她也以抒情的高度和精神的高度，开拓了女性写作的新的刚健和壮丽！……

一条生命之河：总有光明带着水气

——评薛梅的诗

苗雨时

女人如水。水的润泽，使女性天生是诗人。薛梅说：“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条河流。每个人就是一条河流”。她在大山深处的小河旁出世，又在小河边长大，后来从故乡的伊逊河畔来到如今工作的承德的武烈河岸，划出了她的生命从原初到卓然自立的人生轨迹。因此，河水是她的生命内质，也是她旑旎人生的镜像。逝水流波，她站在岸边，俯视河水，“我的影子/安静伏在水底，有多少尘沙流过/又有多少水草抚摸，我该怎样/寓言，你是我的朦胧命运（《交给时光》）。家乡的潺潺水流，滋育了她耽于冥想”与“倾听”的天性。她冥想自然万物四季轮回的生命节律；她倾听日月宇宙的天籁的神秘。她羞于谈世俗的理想，一切皆顺其自然：一个是冥想中的“一觉醒来”；一个是倾听时的“跟我走吧”。就这样，她的生命，沿河岸，踽踽独行，“我喜欢走走停停/一如喜欢春与冬的若即若离/天空晴柔而温煦/我的眼睛，种植着漫天春意”（《西岸的早晨》）；每日的清晨，看那绿草上的晶莹闪动，她惊奇地发现，那是“微小的太阳系”，一颗颗露珠，洁净，晶圆，仿佛孕含着“大与小”、“亲与疏”、“美与丑”、“长与幼”等一切存在的真理（《微小的太阳系》）……

河水长流，生命不息。夏夜，她坐在临河的窗前，伴着屋外的雨声，展卷夜读、写作，那淅淅沥沥的提示，让她领悟到诗歌的“心灵刻度”，正是那大河展开的“宽度”，于是她与细雨对话，雨说：“你写着，我读着”，然而 那不听使唤的精灵般的词语，却在定位与不定位的“悬置”的弹跳中，象雨滴一样，该隐含着多少生命与万物神奇的密码啊（《听雨》）；有时，她来到河边的场地，仰望蓝天白云，她坐在草地上，心境像行云一样安详：“当轻赐予魂灵，重赐予骨肉/我和飞鸟一起/把羽扇之书/投影波心/水的静谧，以光色/日月纷至的光色/拥抱着我，我融于无形”（《行云一样安祥》）。水流云在，诗人无庸去追寻那无穷的空间，而是让那浩渺的宇宙来亲近自我，从而获致了“手拨五弦”、“心游太玄”的超时空的怡然自在：“如云的心事/只唱出想唱的歌声”……

诚然，人生在世，所占据的空间不需很大。《方园五里》，就足够了。她趁着夜色，在河边踱步，不轻意间抬头望天，仿佛天也在望我，我走，天走，我停，天停。我属于天，天亦属于我。我把灵魂托付于天，天以夜色包裹着我。在这安寂的“五里方园”，黑暗中承载着生命永恒。因此，人《活着》，应该以暗夜为的底色。生命在这里孕育，在这里发声，也在这里敞亮。黑夜意识，是女性的主体意识，它必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的承担者。此种意识的确立，是一种女性人生的彻悟与觉醒。确如她在诗中所吟哦的：“黑夜真正与我融为一体/想我所想，寻我所寻/活在一个自足而发亮的世界/有着比万物更纯净的呼吸/如此平凡和幸福”，正是这黑夜成就了女性生命的高贵与伟岸的神话……

总是那水，总是那柔肠百转，风情万种。诗人的女性生命之所以绚烂，总是光明带着水气，就在于她以本真的生命“冥想”和“倾听”世界的本真。她从《风吹过我》的感悟中，体验到了生命的自由与浩荡；她从一只苹果的成熟里，品尝出《以味觉涌现的甜美》；她《像一片雪花低伏大地》，即使“成云，成雨”，“但最终都化为水/在大地上柔软，也最赤诚”；她《醉在一片蓝色的海》，以一首载满“野菊/风信子、紫薇和勿忘我”等鲜花却永远也不会完成的诗篇，奉献给她逝去的亲人；她甚至在山谷、晴岚、林木、湖水的律动中，“坐在船头，裤管卷起”，乘舟而行，好似《我参加了我的诞生》，“多么清洌和甘甜的空气/喘一口气都是激荡 欢喜/举岸 前世今生就在这里”，颇有一种与白鹭一起羽化而升天的精神气象……

还是回到河，回到那《黄昏的河岸》。“一条河走远，又走回来”。“一条河的记忆/其实就是一个女人梳洗发辫的感觉”：

 风那时轻轻拂过

 岸边的林木在夕阳余晖中

 缓慢起伏，一如涟漪

 倒影是河水的眼睛

 ……

 油黑的发斜斜地落下来

 散了结上，结上又悄悄打开

 丝丝垂绦，似弹非弹

 一阕词荡悠悠从手指中溜走

这种美妙的诗的感觉，轻灵，柔曼，有水波的明媚，也氤氲着水气，晴光滟潋，奇幻迷蒙，不仅记写了女性诗人婉约的生命情调，而且也谱就了她与生命同构顺应的话语调性和艺术韵律。

一个诗人的诗歌，如果是原创性的话，那么总离不开童年生活的记忆。因为童年是生命的原初的状态，它几乎浓缩了人类诞生初始的神话。薛梅出生在河北围场的一个小镇上，那里是燕山山脉与内蒙古高原交接的地带。域内河流很多，她从小就生活在伊逊河畔，河水注入她的生命，那里的日暮晨昏，鸟鸣林响，山花野草，一一映现在她的生命之河中。她春天逮蝴蝶，夏天捉鱼虾，秋天放纸鸢，冬天札灯笼……。她也常随父亲去坝上，见识那花的世界、树的海洋、水的源头、云的故乡、鸟的天空。父亲告诉她，这里曾是清代皇家的猎苑，沿途上散落一些文物古迹和古战场遗址，都标示了“木栏围场”历史蕴含的深厚。此种自然与人文的浸染，加上她的天性禀赋，便成为了她生命的品性和气质的奠基。她在当下创作中，那锐敏的艺术感觉，那跳荡的原生意象，乃至体验的幽深与感悟的澄明，都是由此而来，并发酵与延展。美国诗人艾略特曾说：诗的“意象来自他从童年就开始的整个感性生活。我们所有人，在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感之中，某些意象（而不是另外一些）屡屡重现，充满着感情……一只鸟的啁啾，一尾鱼的跳跃，……一朵花的芳香……一条小铁路的变叉站上，那里还有一辆水车，这些记忆会有象征性的价值”。这些意象都是诗人写作的原型和源泉。检视薛梅的诗歌意象，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留存着她童年生命的光影、色泽和声响。诸如，风、草原，露珠，飞鸟、白云、落日，雪、忍冬花、红梅等，都带有她儿时记忆的痕迹。但意象只是诗歌的实体成分和构成要素，而诗歌的写作，还有待于诗人的技艺的修炼和整体结撰的思维能力。在这方面，凸显了薛梅独特的艺术动底。她以生命主体的风华情致为表达的归依，而编织起意象群落和话语场域，并以此构建出个性化的意境。其特点和风致，正如穆木天在《谭诗》中所描述的：“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律的波，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不动的淡淡的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肠，才是诗的世界”。薛梅的诗，正是这样一种诗的艺术气韵和微妙的美的境界。

总体观照，薛梅的人格和诗，犹如一条河。这条河从源头流来，奔向大海，化作蒸腾的云雨，又回落到源头。这中间，她把内心深处的爱都糅合在波飞浪涌之中，有喜悦，也有忧伤，生命随水流而淘洗，而留住，而奔走，河水演绎了她的人生故事和价值。不难认知，正是这种出发与回归的不尽的循环，永远保持着水的真纯与洁净，才一波又一波地托举出她生命的尊严与高贵、优雅与豁达。而整个的生命姿态和精神取势，则如她在一部诗学专著的《后记》中所说的，她这条“冥想与倾听”的生命之河：

----有光明带着水气！

往期回顾：

名人名言：

“在这个贫乏的时代里做一位诗人就意味着：在吟咏中去探索隐去的神的踪迹。正因为如此，诗人才能够在世界黑暗的时刻道出神圣。”

---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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