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论写作：段崇轩：“局内人”眼中的“山药蛋派”（总958期）

王恩荣主编诗眼睛 2021-10-07

中外名人论写作

段崇轩：1952年生，山西原平人。197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历任山大中文系教师、《五台山》文学杂志编辑、《山西文学》月刊社编辑、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山西作协文学评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山西文学院一级作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1978年开始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评论研究，在乡村小说、短篇小说、文学批评及山西文学等领域方面，多有著述，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理论批评文章500多篇，凡400余万字。著有长篇传记《赵树理传》（合作），评论集《生命的河流》《永驻的厚土》《边缘的求索》《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专著《乡村小说的世纪沉浮》《马烽小说艺术论》，散文随笔集《蓝色的音乐》等十多种。2013年底完成60余万字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入选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多篇作品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局内人”眼中的“山药蛋派”

段崇轩

文学流派的演变、评价，是一个极富意味的文学现象。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似乎还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流派像“山药蛋派”一样，实绩是如此之显著，影响是如此之持久。从“山药蛋派”的形成到今天，已经有六十余年的历史了，现在，这个流派是否还存在？它对后来的山西文学乃至全国文学有哪些影响？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流派？可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话题。

对“山药蛋派”，山西文学界与国内文坛的看法就迥然有别。山西作家聚在一起，谈到自己的前辈“山药蛋派”作家及其作品，心里都会涌上一种自豪、敬重乃至羡慕之情。在谈到“山药蛋派”与山西新时期之后文学的关系，则大抵是这样一种看法：“山药蛋派”的文学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山西后来的文学，而且这种影响还会继续绵延下去；但今天的山西文学已进入一个多元化、个性化时期，与五六十年代的“山药蛋派”截然不同了。可以说以“土”著称的山西文学，现在也洋气、洒脱、多样起来了。从题材上讲，已大大突破了过去较为单一的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城市题材、历史题材乃至环保、科幻题材等小说也纷纷活跃起来；从表现方法、手法上讲，已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走向了开放的现实主义，借鉴和容纳现代表现方法和技巧，已成为山西作家的“家常便饭”。山西甚至有了一些很超前的先锋派作家。从小说模式上讲，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旨的社会型小说依然在山西文学中占有很大比重，以思想和艺术探索为追求的探索型小说在全国文坛上也了一席之地，以社会热点和大众文化为倾向的流行小说也渐渐兴盛起来，三种类型小说的同时并进，构成了山西文学的瑰丽景观。过去那种众多作家聚集在一面旗帜下写作的现象已不复存在，每位作家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个性，山西文学从共性化时期进人了个性化时期。“山药蛋派”文学的现实关怀、使命意识、地域文化等诸多特征，尽管在新时期之后的山西文学中依然存在，但它已很难统摄和贯穿整个山西文学了，用“山药蛋派”这一概念概括今天的山西文学显然已经不大可能。新时期以来的山西文学确实是以它新的面貌、新的个性展现于全国文坛的。如果把当今的山西文学都硬塞到“山药蛋派”这只“菜篮子”里，那显然是不恰当、不科学的。

然而，外省、全国的文学编辑、评论家们，却往往把现在的山西文学同“山药蛋派”混为一谈，认为山西文学等于“山药蛋派”，或者近似于“山药蛋派”。有例为证：其一，1995年，笔者应《文学报》编辑之约，写了一篇关于山西四代作家同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文章，题目为《源远流长》，着重阐述了几代作家身上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以及山西小说在八九十年代的变革与发展。但文章发表后，题目却改为《“山药蛋派”后继有人》，编辑的这一改动，我觉得与我的写作初衷是不大一致的，他们把当时的山西小说同“山药蛋派”烩入一锅了。其二，1996年第7期《上海文学》，以首篇位置推出了山西作家王祥夫的中篇小说《雇工歌谣》，编者加了一篇颇有分量的“卷首语”，题目赫然——《又见“山药蛋”，尚“能”不尚“新”》，编者说：“王祥夫的小说中流贯着知识化的农民意绪，在这样一种美学眼光里，让我们又一次领略了赵树理所开创的‘山药蛋派’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山西文学界看来，王祥夫在同代的作家中，他的作品是最少“山药蛋派”特色的，但《上海文学》的编辑却从他的小说中“领略”了“‘山药蛋派’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对此，王祥夫认为：“我在山西众多作家里是一个异数，起码我认为自己不是‘山药蛋派’，既无师承，又无脾性上的爱好。不过，人家硬派个‘山药蛋’给你，你也没办法。”其三，2011年笔者写了一篇论述山西新锐作家群创作的文章，题目是《山西短篇小说的新风景》，但在《文艺报》发表出来后，编者把题目又改成了《“山药蛋派”后继有人》。一说到山西小说，就会想到“山药蛋派”，就要努力归到这个“派”里去，在一篇并不具有很多“山药蛋派”特色的小说中，却可以读出浓郁的“山药蛋”味，由此可见“山药蛋派”文学的深广影响了。但究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呢，还是“局外人”误读了山西文学？我以为在“局外人”对山西文学的看法中，有与很多误读，他们并不了解现在山西文学的内在变化和整体状态。同时在这种看法中，也有着深切的期待，他们期望山西文学能保持那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局外人”的看法自然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

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山西现当代文学史上，“山药蛋派”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文学精神，它对山西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持久的。譬如在新时期以来的许多外省作家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山药蛋派”作家的影响。譬如山东作家刘玉堂的小说，以民间文化的思想艺术眼光，表现沂蒙山区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形成一种质朴、温馨、幽默的艺术风格，有评论家称他是“最得前辈大师赵树理神韵的作家”。还有山东作家张继，他的短篇小说生活气息浓郁，情节机智幽默，语言朴素简洁，也颇有马烽、孙谦小说的特色。另外如河北作家何申，写农村、乡镇，写农民、乡村干部，凸显出生活的原汁原味，“山药蛋派”文学的精神底蕴深藏其中。总之，“山药蛋派”文学对外省乃至全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在“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文学两个时段。

“山药蛋派”文学“陡然兴起”于40年代的山西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创了一个文学的新时代，独领风骚，活跃了数十年时间，影响了几代作家的创作，它的创作实绩和艺术生命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所有文学流派中恐怕是无与匹敌的。但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是特定的时代环境、地域文化、作家群体等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它不可能世代相传，永远不朽。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山药蛋派”还会制约、作用于今后的山西文学，但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山药蛋派”应该说早已成为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意学者朱晓进的观点，他在说到山西第二代作家时这样讲：“他们多是在‘山药蛋派’老作家的发现、扶持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创作在风格特征上与‘山药蛋派’老作家们有所趋同，有人将他们称之为‘第二代’的‘山药蛋派’作家，但他们在各方面对‘山药蛋派’的发展并无新的贡献，最多是在作品的量上为该流派增加积累，而且看得出来，他们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味已显然不像‘山药蛋派’老作家们的作品中那么浓烈。其实‘山药蛋派’也就到此为止了。”（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第33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山西第二代作家创作的滑坡，就意味着“山药蛋派”的终结。这一代作家活跃于五六十年代，80年代初期又再度“复苏”，与第一代“山药蛋派”作家“回光返照”式的创作一起，又续写了一个美丽而有力的尾声。

八九十年代的山西文学，进入一个变革开放、灿烂多姿的时代。在不到二十年时间内，出现了两次艺术上的变革。在山西第一、第二代作家再度“复苏”的同时，山西第三代作家异军突起，成为山西文学的中坚力量。由本土作家和外籍作家共同构成的第三代作家，他们创作的初期是深受“山药蛋派”作家的影响的。他们的题材领域，绝大多数是农村生活；他们的创作主题，也往往与时代潮流同步；在艺术表现上，格外注重塑造人物、铺展情节、强化生活韵味等等。这些都显示出对“山药蛋派”的师承痕迹，所以有评论家便把这一代中的几位作家称为第三代“山药蛋派”作家。同时，这又是一代文化素养较高，在思想上、艺术上勇于探索的作家，随着新时期文学的深入发展，他们也迈开了自己的探索步履。我以为这一代作家的探索和变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上的探索，他们冲破了那种紧跟政治意识形态、急功近利式的创作思维，把对生活、社会的思考纳入更广大的文化、历史、心理学等思想背景下去进行，从而扩展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他们有意识地借鉴、融汇了一些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如象征手法、意识流、多线条结构、现代叙事方式等，这使他们的小说从审美上呈现出诸多现代色彩。正是这两方面的探索，使这一代作家形成了一个“晋军崛起”的文学现象。90年代前后，这一代作家经过一个沉潜、寻觅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各自为战”的个性化时期。这是山西新时期文学中的第一次变革。与第三代“晋军”作家的分化趋势不尽相同的是，山西的第四代作家却在90年代走向了融合。这便是山西文学发展中的第二次变革。山西第四代作家起步于80年代中后期，成长于90年代。这一代作家起步之时，文坛上一片“喧哗与骚动”，他们不可能不受到各种各样社会思潮、文艺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但山西根深蒂固的文学传统对他们的影响或者说制约更其强大、直接，他们个人的具体生存状态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走到现代派路子上去。当然，这一代作家的状况也不是那样简单，他们中有先锋派作家，有文人型作家，但绝大多数属于现实主义作家，这些新一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从创作倾向上看，基本上继承了山西前几代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如对农村生活与农民问题的关注，如对民情风俗地域文化的表现，如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体。但这一代作家也自有他们的特点，如他们更注重表现个人的生活体验，传达自我对生活的思考和发现。他们感觉敏锐，在艺术上努力探索，不断丰富着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他们融个人体验、社会思考和山西的文学传统为一体，呈现出一种努力融合的文学倾向。如果说第三代作家的创作特征是“理性审视”的话，那么第四代作家的创作特征则是“感性体验”的，他们的创作已与“山药蛋派”有了很大的差异。但这一代作家后来的发展并不理想，在“马拉松”式的文学赛跑中，坚持下来的不是太多。

其实，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告别“新时期”，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的“多元化”时期。这一时期至今已持续二十余年的时间。山西文学在经历了80年代的兴盛、90年代初的短暂沉寂之后，很快振作起来，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支撑下，深入探索、广接地气，在新世纪之交形成了文学界所谓的“第三次文学创作高潮”。而促成这次高潮的，除了第三、第四代作家之外，又出现了第五代作家的身影。在第五代作家那里，山西文学出现了第三次变革。这一代作家大抵出生在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多数生于70年代，年龄有的相差十六七岁。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大部分出生在乡村，后来通过上学、工作而进入城市，不少人因写作上的成就又调入文联、作协、媒体等文化单位。有着乡村与城市的双重生活体验与积累，他们的人生、文学经历与第四代作家有点类似。他们对山西前代作家和作品，虔诚地学习和借鉴，但绝不愿邯郸学步、丧失自我，更期望超越前代、取法多师、重塑自己。他们在文学思想上，自然汲纳了前辈作家的某些成分，依然具有现实主义特征，但更钟情于表现自我对社会人生的感受与洞察。他们在题材上已不再局限于乡村和农民，而是横跨乡村与城市两个世界，更多表现农民的后代进入城市的命运与遭遇。他们在艺术表现上不趋同、不扎堆，坚守自己、上下求索，努力形成自己的创作套路和个性。目前，山西的这批新锐作家，已逐渐成熟，走向全国。其中的佼佼者如刘慈欣、葛水平、李骏虎、王保忠、杨遥、孙频等，成为山西文学的主力作家。山西文学在他们手里，将出现新的变革、开创新的一页。

进入“多元化”时期的山西文学，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是空前的活跃、繁荣起来了。但透过这繁荣的景象，我们却隐隐感到，山西文学几十年来形成的那种固有的特征、风格正在渐渐地消失，代之而增多的则是一些喧嚣的、时髦的、狭小的东西。我们置身于一种眼花缭乱的文学潮流中。我从来不认为山西文学应当回到过去，回到五六十年代的“山药蛋派”时期；也不认为，山西作家应该搞一种风格、一种模式的东西。但作为一个省、一个地域的文学，应该有它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应该有它自己的基调和主潮，庶几我们的文学才能在全国文坛上占有自己的位置。外省、全国的一些编辑、评论家在谈到山西文学时，就会想到“山药蛋派”，就会想到山西文学固有的那些特色，并期望山西文学保持和发展“山药蛋派”的一些艺术个性。我想这一期望是真诚的、有道理的。“山药蛋派”已经成为历史，它的时代局限性也大可不必讳言，也不需要再去继承，如用现行政策图解生活、人物的倾向，如对“普及”式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追求等等。但是，“山药蛋派”中仍有许多宝贵的、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如这一代作家那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使命意识，如他们表现时代生活的敏感性、及时性，如他们对民族艺术形式的孜孜追求和精益求精，如他们对地域文化、民情风俗的热衷表现，如他们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朴素、厚重、幽默的艺术个性…… 所有这些，我们能说都过时了吗？我们能说不需要再继承和发展了吗？当然，我们的继承绝不是全盘“山药蛋化”，而是让我们的作家在新的审美框架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取“山药蛋派”中富有艺术生命的因素，构成一个全新的审美思想体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继承中的发展和超越。近年来，山西中青年作家中的一些卓有成就者，往往是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超越的问题，才在艺术上走向坦途的。如果更多的作家既能从“山药蛋派”中汲取营养，又能创造自己新的艺术个性，山西文学独特而丰富的性格特征就会逐渐生成。

中国社会正置身在一场巨大的历史转型中，即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但乡村社会的危机和衰落，并不意味着乡村文学的消失。对这种危机和衰落的艺术表现，同样可以成就杰出的乃至伟大的作品。同时，正在进行的新农村、新城镇建设已然逐渐展开，乡村文明中的宝贵传统完全可以转化成现代城镇和城市中的重要元素。山西作家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传统优势，“山药蛋派”文学的经验仍可借鉴。而高速发展的城市社会，已越来越暴露出现代城市的隐患与弊端，显露出城市人的种种精神情感困境。山西新锐作家“脚踏两只船”，对城市社会有着更敏锐的感受与洞察，有着乡村文化的丰厚积累，可以在更开阔的审美背景下，写出乡村、写出城市、写出城乡交融中的历史变迁。在这方面，山西第三代的“晋军”作家对“山药蛋派”的借鉴和改造，值得青年作家探索与学习。“山药蛋派”的思想、艺术精华，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当然，山西文学从乡村叙事转变到新的城乡叙事，同样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完）

段崇轩：文坛不是“江湖”

文坛之忧

微信的“朋友圈”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同样是喜欢文学的，有人把它当消遣、当游戏，随心所欲地晒着自己的业余生活，有人则把它当工具、当舞台，煞费苦心地炫示自己的文学活动、写作成果甚至个人隐私。那些知名又当权的作家、评论家、教授和主编的消息下面，往往跟着成群的拥趸，点赞、评论黑压压一片。在这里，称呼大多是兄弟、姐妹、老师、老板、高人、大咖……我在这里隐隐嗅到一缕缕“江湖气”，窥见一个个“江湖码头”。

微信中的江湖，与现实中的江湖，构成了一个虚实相生、立体交融的中国式“文学江湖”。自古以来，文坛上就有思潮、流派、群落，这很正常。鲁迅当年在评论文坛状况时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鲁迅：《批评家的批评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圈子、群落、江湖，都是文学自然生长的产物。要紧的是，在这些圈子里，倒真有一种“江湖气”，譬如江湖规则、江湖方式、江湖风气等等。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

把文坛与江湖连在一起，虽然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但二者之间确有一种微妙的错位和张力，构成了极富想象的概念，更凸显了文坛的非主流性。汪兆骞的纪实文学《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描述了现代文学史上胡适与陈独秀、鲁迅与冯雪峰、周扬与胡风等之间的情谊与恩怨、是非与纷争，是谓“尽写文坛江湖事”。新时期以来的许多作家，在文章中也屡屡把文坛说成江湖。

文坛中有江湖，但文坛并不是江湖。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潮的漫延，文坛中的江湖文化竟愈演愈烈，文坛倒真有点像江湖了。

我也是一个江湖中人。四十年来，从高校到作协，一直从事着中文教学、文学编辑、专业写作等工作，主业是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我在文学体制、文学江湖中安身立命，是体制和江湖的“既得利益者”。在这样的文学环境和氛围中，我也依循各种游戏规则——当评委时，给平庸之作投过票；写评论时，给知名作家捧过场；玩微信时，更是违心地点过赞。只是，做这些事，总会让我的心里有所不安。目睹了近年来文坛上乱象丛生、江湖之风日盛，越发感到难以承受，便逼迫自己说出所见、所想。

“江湖”处处

微信是现实的影子、镜子。现实中的江湖折射到微信中，形成了微信中的江湖；而微信中的江湖，又扩展、强化了现实中的江湖。二者构成一种映照、互为的关系。而真实的江湖是在现实社会中，它以文坛上的权威人士为核心，譬如作家、评论家、教授、编辑等，构成一种松散的、无形的文学群落。它与主流文学体制和机制和谐共存，往往隐而不显，有时则以主流程式之名，行江湖规则之实。它以文学权威为核心，以利益共享为宗旨，以人品义气为纽带，编织成或大或小、相互交错的人际关系网络。它溶解在各种各样的文学机制、组织、活动中，以作家作品为主体，上演着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文学活剧。

以发表和出版为“重镇”的文学江湖，构成了作家与编辑之间紧密的人际关系。现在我国的文学作品有两种出版途径，第一种是面向文学事业发展的公益性报刊，第二种是走向读者市场的商业性报刊书籍。应该说，这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和读者需求。

面向文学事业的报刊，几十年来虽有成就和贡献，但始终难脱困境。这些官办的报刊，尤其是省市作协主办的刊物，由国家经费资助，自觉生存无忧，因而放松了对艺术的追求，对质量的提升。圈子里弟兄姐妹们的作品，只要质量说得过去，“江湖义气第一桩”，往往一路绿灯。有些官员作家、美女作家，拥有不同资源，同样可以成为重点作家，在发表作品、参加活动等方面，获得特殊待遇。长此以往，在主编、编辑周围，就聚集了一个庞大的作家群。自然会有优秀作家，但更有众多的平庸作家。其结果，必然导致刊物质量平平，订数下降，远离社会和读者，推动文学发展的作用大打折扣。

面向读者市场的出版机构，几十年来推出了大批的文学精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这种出版模式也有缺陷。在编辑、总编看来，市场需要和能够营利是生命线。市场和读者需要通俗读物，如关于暴力、凶杀、黑幕、色情的，出版社就会变着法子去策划、组稿，有作家就会踊跃迎合，胡编乱造。双方都会得到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却使这种低俗图书到处泛滥，屡禁不止。

还有一种是自费出版方式。有不少作家的作品，既挤不进体制，又走不上市场，但当作家不能没有著作，故而选择自费出版。有自助经费做保障，作家与编辑成为文友、弟兄，出版门槛降得很低，出版一本又会跟着一本。有了利益共享，出版社还会精心组织，推介宣传作品。现在的图书市场，充斥着海量的自费出版作品，消耗了大量资源，拉低了图书质量。

以评介和评论为“平台”的文学江湖，组成了作家与评论家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亦如文坛上的一句行话：创作与评论是文学的双翼。今天，创作与评论的关系变得格外重要，而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也显得尤为复杂。若干年前，我曾经把评论分成学院派、协会派、媒体派三种类型。实践证明，媒体派评论在文坛上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不管是专业的文学和评论报刊，还是地方综合性报纸上的文学专刊，都会有文学记者身兼评论家的角色，故被称为“媒体派评论家”。他们在报道文学动向、推介和评论作家作品、评述文学状况和发展方面，担当着先行者、引导者的重要职责。譬如《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文学报》的几位文学记者、编辑，都是出色的媒体派评论家。但也有一些记者、评论家，与作家搅在一起，推介和评论作家作品，不分良莠，一味说好，误导了普通读者，扰乱了文学生态，也是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一般说来，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可以成为朋友关系，但更应该是君子关系，而现在二者的关系变得十分暧昧，不是朋友，就可能是路人甚至对头。在文坛无形的江湖中，作家、评论家同在一条船，都是亲兄弟，对作家作品只说好、不说坏。即便说问题，也是轻描淡写；倘若说长处，就该锦上添花。

刚刚在微信上读到一篇文章，是评论家鲁太光批评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原发刊物加了一段“编者按”称：“在作者鲁太光看来，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或许是，《山本》这样一部质量平平之作，竟得到了评论家的普遍好评，这表明当下文坛存在圈子化、江湖化等不良倾向。”（《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我们不讨论贾平凹的小说艺术质量如何，也不评判鲁太光的批评是否准确，只从刊物的“编者按”中，就能感受到人们对“圈子化”“江湖化”倾向的洞悉。

自然，文坛上的批评之声并没有消失，但有些批评却很难让人心服口服。有些批评家，为了出名，专批名作家，“鸡蛋里面挑骨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抹杀了作家作品固有的思想、艺术光彩；有些批评家，门户意识严重，不是圈子里的作家作品，往往不予认可，在批评中仅凭一己之见，把“一朵花”说成“豆腐渣”。这些剑走偏锋、党同伐异的做法，不正是一种江湖做派吗？

以排行、评奖为“竞技场”的文学江湖，突显了作家与评委间微妙的人际关系。当下是一个思想、思潮退隐，排行、评奖风行的文学时代，文学排行何其多：文学刊物年终“盘点”、文学期刊创刊若干年、文学学会一年或两年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纪念……都要搞一个作品排行、评选，其中自然有搞得严肃、公正、合理的，但也有主观、草率、失误的。试想一想，召集一批圈子里的作家和评论家，集中数天阅读小山一样的作品，设置一套为我所用的投票程序，再加上那种隐性的江湖关系，桌子下面的操作权衡，怎么能评出经得起读者和时间检验的排行榜呢？现在人们已经失去了对文学排行的兴趣和热情，它还能走多远？

文学评奖是主流文学体制促进文学的重要举措，是对一个阶段文学的严肃检阅，是对杰出作家作品的郑重认定。现在文学评奖在不断限制中不断扩展、增加。从上到下的各级作协有评奖，各个行业界别有评奖，期刊社出版社有评奖，各种文学门类文体有评奖……各级作协的官方奖，都制订了堪称严谨、公正、透明的评奖规则。但是，每次评奖，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和失误。原因就在于，文坛上有一种微妙的人际关系与犬牙交错的江湖圈子，影响和侵蚀着整个文学评奖。每个文学门类评委的构成，决定着评选的最终结果。申报作家同众多评委的关系，决定着这位作家的作品能否胜出。鲁迅文学奖评奖，诗人柳忠秧、周啸天获奖，皆因被指诗歌水准不高且“到处活动”，而遭到人们的“炮轰”，可见江湖规则的厉害，体制规则的脆弱。再如某届国家级大奖中的文学评论评奖，申报者空前踊跃，众多高等院校教授、社科院所研究员等纷纷参与，而评委也尽是圈子里的大腕们。作品水准大概难以衡量、比较，那就只能评人。申报者的地位、能力、影响等成了决定性因素，而在这圈子之外的评论家的作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难怪事后有评委说：“这样的评奖只能看人头了。”

难道文学评奖已经走到“山重水复”的境地了吗？

追根溯源

为什么今天的文坛衍生出潜在的江湖，风行着江湖文化？

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人们所以一再回望、记忆犹新，就是因为那一时段的文学，是质朴、纯净、自由、进取的。那是一个以“真理”“艺术”为最高目标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作家、评论家，形形色色的思想、思潮，都汇聚在理想的旗帜下，开创着社会和文学的新生之路。

九十年代之后，社会进入市场化、世俗化时代。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群体，经历了“去精英化”的阵痛；作为主流的纯文学，逐渐滑向了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地带，代之而起的是文学的“三分天下”，即意识形态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的多元共存。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两种文化和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作家。一种是西方现代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这种文化思想从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传播，在九十年代后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生根开花。中国作家长期以来奉行的是“遵命文学”，但到九十年代之后，逐渐认识了文学的多种功能和价值，它可以为社会，也可以为个人，它可以是事业，也可以是工具。文学变得不再纯粹，成为一部分作家获取名利的“法宝”。另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际学”。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必然途径，但我们往往把其中阴暗的、负面的东西全盘接受。传统文化中的人际学，是由家族文化延伸出来的，又运用到社会、国家中，它与传统文化中的人伦思想、仁义理念、群体意识等相配套，就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人际学文化。现在的一些作家深谙人际学的奥妙，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圈子里、群落中，在其中牟取利益、实现自我。本土的人际学加上外来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就成为部分作家思想和行为的“坐标”。

这样的坐标，距离江湖还会遥远吗？

人际学文化是文学江湖的思想之“根”。人际学文化不仅渗透在官场、商海，也渗透在文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管是哪个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文人之间形成的一个个圈子，以及圈子之间的交融和矛盾乃至斗争。社会学家翟学伟指出：“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人缘’‘人情’和‘人伦’构成的三位一体，它们彼此包含并各有自身的功能。一般来说，‘人情’是其核心，这表现了传统中国人以‘亲亲’（家）为基本的心理和行为样式。‘人伦’是这一基本模式的制度化，它为这一样式提供一套原则和规范，使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遵守一定的秩序，而‘人缘’是人们在观念中对这一模式的总体设定（天命），它将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限定在一种表示最终的本原而无须进一步探讨的总体框架中。”（《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沙莲香等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这一规则适用于各种人际群体，也适用于文学江湖。中国的文学体制和机制，是整个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创作、理论、教学、编辑，是重要工作和政绩。因此文学活动特别多，如研讨会、改稿会、学习班、文学采风等等，这就为密切人际关系、形成各种圈子，创造了土壤和条件。而网络和微信的普及，又为文学圈子的形成和活动，提供了动力和便利。譬如开研讨会，每次总是那样一批作家、评论家，开会数天，一块讨论、吃饭、聊天，自然而然就生成一个圈子，有了核心人物、有了利益诉求、有了人缘人情。虽然没有人说这是江湖，但隐形的江湖已经产生。这个圈子是拥有文化实力和物质资源的，譬如科研经费、学术刊物、出版机构等等。凡是圈里的人，在发表作品、出版著作中，总是占尽先机；而圈外人，在发表、出版作品时，可能连门路也摸不到。大大小小的文学江湖，占有了大部分文化资源，就形成了一种学术界的“阶层固化”现象。圈里的学者，研究课题多多，成果丰硕，名利双收；圈外的学者，只能单干独行，有成果也难以面世，哪怕是开创性成果，也有可能被埋没。为什么文人们要拼命挤进圈子里？其内在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是文学江湖的思想之“流”。中国古代的儒学、理学，始终倡导重义轻利、君子人格。但到宋代之后，以李觏、陈亮和叶适等为代表的士人，倡导功利之学，提出“人非利不生”“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等观点，中国于是有了功利之学。八十年代中后期，西方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被译介过来，前者是十九世纪产生于美国、二十世纪在西方国家广泛流行的哲学思想，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詹姆斯、杜威、胡克等，主张“事物的意义在于它在使用中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后者是十九世纪，英国的边沁、穆勒等创建的一种伦理学说，强调要把“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这种哲学和伦理思想，不仅直接刺激了经济、科技的发展，同时也迫使人们重建价值观和人生观。

对中国作家来说，九十年代是一个重塑灵魂的时期，他们皮毛地接受了西方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功利之学中，确认了西方价值观的合理性。中国作家个体主义的觉醒，本是社会和人的进步，但对部分作家来说，则从重义轻利走向了重利轻义，成为一个自我主义者甚至“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文学不再是崇高的事业，而成为获取名利、地位的工具。这些作家其实已远离了文学的本意和作家的本性。

重构“净土”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走过了四十年历程。文学发展到今天，提出了一个尖锐而严肃的课题：重构文学净土。文学与民族精神紧密相连。文学得到净化，民族的灵魂才会逐渐升华。只有纯净的文学，才能焕发活力和生机，才有望走向广大社会和民众，作家才能真正站立起来，实现自身的力量和价值。

重构文学净土，是一件艰难的事情，需要从如下几个重要方面，做出探索和努力——

重新认识和确立文学的地位和价值，担负起文学的崇高使命。文学有多重作用和功能，譬如认识的、教化的、审美的、娱乐的。我们一面要倡导文学的多样化，发挥它的多种功能，另一方面要强调文学的启蒙、教育功能，突出它在社会人生中的变革和建构作用。一百年前，鲁迅放弃医学而投身文学，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呐喊·自序》）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与过去迥然不同，但文学所面临的时代和世界，仍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急剧的社会变革，社会转型中人们精神的变异和茫然。文学对社会的直接干预作用确实微乎其微，它主要是通过影响、改变人们的精神，实现育人、立人的目的，同时达到变革、建构社会的目的。鲁迅“改良社会”“改造国民性”的文学思想，在今天依然是不能动摇的真理。因此，不管是文学还是理论，都是社会之“公器”，而不是某个阶层、圈子特别是个人的“私器”。但是，文学圈子、文学江湖实际上把文学和评论变成了“私器”。作品的发表、评论以至评奖，成为自家兄弟的事情；游戏规则、评价标准，都由圈子来掌控。这样的文学，怎么能得到社会和读者的信赖？怎么能不违背文学的艺术规律？文学要走向成熟、强大，就要摒弃圈子和江湖的困扰，努力表现广阔社会，勇于揭露社会矛盾，深入发掘民族灵魂，大力体现现代文化思想，使文学融入社会变革和人的进步的时代大潮中。

努力提升和塑造作家主体，形成风清气朗的文学空间。作家的社会作用和主体定位，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什么而写作”这一问题曾经纠缠、争论了很长时间。过去始终主张为社会、为人生的文学理念，但在市场经济社会，这一传统理念受到质疑、解构。为自己写作、为艺术写作、为名利写作等等，都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写作目的，都不妨碍写出思想艺术俱佳的作品。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家深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熏染，把文学当作工具、商品，利用文学达到自己的种种目的。在创作上，他们没有稳定的艺术追求，而是围绕政治的需要、市场的行情、读者的趣味去写作。在人际关系上，他们热衷参与各种文学活动，相信“功夫在诗外”，广结人脉，建立文学圈子，在文学江湖上显露身手。他们善于推销自己以及作品，偶有作品，就通过各种形式和方式大力宣传、组织评论、参与评奖。正是这样的行为做法，强化了文学江湖，污染了文学土壤。面对时代的转型和文学的变迁，作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未来的社会和文学，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尺度。作家不仅需要有生活、有思想、有艺术，更要有情怀、有品德、有人格。每一个作家的成熟、强大，才能构成自由、清朗、蓬勃的文学空间。

坚定恪守“艺术至上”的文学理念，推进文学的变革、开放和发展。文学史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坚守了艺术标准，文学就得到了良好发展；什么时候背离了文学标准，文学就受到伤害和阻碍。文学作品首先是一种艺术，没有艺术的作品是短命的、无价值的。譬如新时期文学中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尽管那时还是筚路蓝缕阶段，文学标准也很模糊，但每个德高望重的评委都坚守着严格的艺术尺度，使每届评出的绝大部分作品特别是名列前茅的作品，都经得起读者和历史的检验。而近年来的圈子化、江湖化，使艺术标准退居其后，评出来的作品良莠混杂，很难让社会和读者认同、喜爱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坚冰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当下文学中的圈子化、江湖化，已然年深日久、积重难返。但只要大家有所觉醒，从每个人做起，文坛就会柳暗花明、春意融融。

（《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2期）

往期回顾：

1、诗眼睛||理论园地：段崇轩：小说中有一个形而上世界（总831）

名人名言：

“在这个贫乏的时代里做一位诗人就意味着：在吟咏中去探索隐去的神的踪迹。正因为如此，诗人才能够在世界黑暗的时刻道出神圣。”

---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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