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理论园地：谢冕：一生只做一件事（总915期）

王恩荣主编诗眼睛 202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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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1932年1月6日生，福建省福州市人。曾用笔名谢鱼梁。汉族，中共党员。1945 ——1949年在福州三一中学就学。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谢冕1948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中央日报》、《星闽日报》、《福建时报》等报刊发表诗和散文等。5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以及诗歌理论批评。著有学术专著《湖岸诗评》、《共和国的星光》、《文学的绿色革命》、《新世纪的太阳》、《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合著）、《1898 ：百年忧患》、《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十余种，以及散文随笔集《世纪留言》、《永远的校园》、《流向远方的水》、《心中风景》等。谢冕还主编过许多大型丛书，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0卷）、《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2卷）等。专著《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

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并兼任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主编。

谢冕：一生只做一件事

徐婉青

前些日子，谢冕出版了《花落无声——谢冕自述》。其实对于这本书的编写，谢冕一开始是拒绝的。他不愿意写传记式的东西，尽管很多人都这么做。他说：“我的人生基本上很平淡，轰轰烈烈的人有的是，我不值得谈。”

所以有关自传，自己写或别人写，谢冕一概拒绝。更何况主编柳鸣九将这套书冠以“思想者自述文丛”。“我不是思想者，我基本上没什么思想。”谢冕笑了，既是北大同学，盛情难却，只好就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福春帮忙，勉为其难出了“谢冕自述”。

齐洁爽摄

喜爱“二十岁教授”的称呼

谢冕很喜欢封面的照片，因为显得“年轻”。的确，不喜欢唱老歌，不喜欢说旧事，也不喜欢絮絮叨叨。他喜爱“二十岁教授”的称呼，欣赏“老顽童”的谑称，但他不是浅薄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对世间的苦难早已洞彻于心。采访谢冕是在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会主办的“百年新诗与今天”的会议期间。

席间刘福春大谈由谢冕老师发起的“馅饼大赛”，固定的比赛地点是昌平太阳城里的馅饼店，活动已办了三四年，饭店老板一看一行几十人很高兴，但上桌之后这帮人只点馅饼、胡辣汤和大蒜。据说谢老师的最高纪录是吃了八个半，北大教授洪子诚老师也参与其中吃了六个，得了“新秀奖”，赛过之后再也不肯吃馅饼。

我只在《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中国工人出版社）中看到谢冕建立“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持续了十几年，没想到坊间流传更广的是“馅饼大赛”。我们从这一几无思想和学术含量的话题说起，回忆这位学者、诗人执着坚忍的风雨人生。

因为我有信仰、有勇气

小时候，谢冕家里很穷。学生假期都要郊游。他交不起钱，衣服很破，也没有路费，又不能和家里说，就借口生病不去。他在家里读白居易的诗，借此忘记外面的痛苦。所以，在谢冕的回忆里，诗歌给他最初的安慰就是这样，可以使自己在痛苦的时候很富有。

“我在学校成绩平平，数理化都不好，就是偏向文学，作文经常得到表扬，喜欢写诗，学何其芳、林庚、徐志摩、戴望舒，和同学们你写一句我写一句唱和诗歌。功课没学太好，诗歌的爱好与日俱增，1948年底就开始发表作品。”谢冕喜欢诗，曾梦想过做诗人。然而命运却把他带向了另一条道路。

当时，谢冕所在的学校学费，是要求交百十斤大米。他的学费靠两个人，一个是小学老师李兆雄，他哥哥是三一学校的校董，在他的帮助下谢冕可以被减免三分之一的大米；一个是姐姐，变卖嫁妆和首饰资助谢冕。他读完高一，再开学，就快到十八岁了。

那年暑假，福州解放，部队进来了。8月的福州非常热，又是雨季，可是这些士兵携带着自己全部的行囊和武器，也携带着泥泞和汗水，甚至还有血迹，就这样和衣睡在大街上。谢冕被感动了，先前所知道的光明也好，理想也好，希望也好，都是抽象的，都不及他在福州街头目睹的这一幕。他跟着学校带着水慰问部队。后来部队到学校动员，希望知识分子能加入进来，谢冕没有征求父母意见，下定决心从军。

在部队的六年，行军、训练、守备、修工事、备战，都是生死攸关的，谢冕曾经害怕过，但是没有退。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不能违背初衷，一定要坚持下来。“我在军队的最高级别是副排级。现在看副排级不算什么，但在连队是很大的官，让很多连队干部战士看了眼红。一些参加过上海战役、淮海战役的战士连班长都没能当上。”谢冕在部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基层连队，而且都在海岛驻防。他的很多知识分子的习惯，在这段时间都改掉了。

在前行的军队中，中间是汽车，左右是步行的士兵。其中就有十七岁的中学生谢冕。在1949年9月16日的《星闽日报》上，他以谢鱼梁为笔名，发表《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我并不孤独，因为，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也不会失望，因为，我有信仰！我有勇气，所以我能够毅然地向前走去。”

谢冕的军队生涯并不长，在正式实行军衔制之前，他奉命复员。

从诗歌爱好者成为研究者

在等待民政局分配工作的时候，谢冕复习了高中的全部功课。他向张炯（著名评论家，当时在福州第十兵团）借了高中的课本，前后只学了三四个月时间，7月高考之后上了北大。三个志愿中，谢冕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是北大，第三志愿还是北大。

北京大学，带给谢冕的是民族忧患的心理遗传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从蔡元培到马寅初，其间有着一长串闪光的名字。谢冕为能置身他们生活的环境和氛围而庆幸。

在北大中文系，谢冕参加了北大诗社，后来编《红楼》，是诗歌组组长。大三时，他和孙绍振等一起写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这是谢冕从鲁莽幼稚的诗歌爱好者转变成一个研究者的重要转折。

“当时从北大图书馆拉了一面包车的书集中阅读，我们通过阅读这些原始材料，为写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也培养了阅读兴趣。在这之前，不仅是我自己对新诗的认识是局部的、碎片化的，就是学术界也没有一部新诗的历史。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大量史料的阅读，从整体上进行一次历史的梳理。”谢冕说，不论经历多大的挫折，他都不曾放弃文学和诗歌。

“它已经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它是我的信仰。”真正属于谢冕的青春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尽管这时他已人到中年，还是真切地感到了头顶那一轮崭新太阳的明亮。

主张多元的文学写作

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在诗歌界引起很大反响。他说，自己看了年轻人的诗歌，满心欢喜，知道这是诗歌的希望。

诗歌的泰斗人物，包括艾青、臧克家、绿原对此都反对，但谢冕是按自己的感觉说话，认为应该写这样的文章。这也和北大有关，本来讲究学术的独立，不受任何影响。朦胧诗从地下发展到表面，很多人认为是古怪诗。谢冕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他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看不太懂。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风潮过去后，大家都说朦胧诗是好的，而且朦胧诗推动了我们现在诗歌的发展，改变了原来诗歌的格局。

一直以来，谢冕都认为，文学的爱好与写作是多元的，应尊重各种写作、各种流派、各种主义，只要是对文学做出了贡献的，都应尊重，不应固守一隅。另外，文学工作者应尊重作家和诗人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感情，选择写作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北大教育者，他始终秉承学术自由、思想独立。“我在从事诗歌批评或文学批评中，表达意见或写文章都是这样，我尊重每一个作家的自由创作，不因为我个人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影响判断。我主张宽容。”谢冕说。

谢冕曾经走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的前沿。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发表于1978年7月《北京文艺》，他在第10期就写了评论《迟到的第一名》。但是显然他在新诗理论研究上的建树的光芒遮蔽了其他。

一生都是“诗歌的义工”

作为北京大学知名教授，谢冕讲课肯下功夫备课是颇有口碑的。“很多人不知道老师有多苦。和古代汉语不同，教当代文学，为了讲一堂课，看材料，写稿子，单备课内容就是一万多字。”谢冕说，当代文学日新月异，是一门不断“生长”的学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创作自由度增大，有关出版物和文学资料“泛滥成灾”。谢冕特别苦恼，也做不过来，就不做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开展，其基本法则是“减法”而不是“加法”，必须不断地从那些混合状态中选择有价值的东西。这些工作的难度，不身临其境往往难知其艰苦。

诗歌评论则是谢冕一直坚持在做的事。他精力比较好的时候，一年写一篇综合的评论。“我一路跟踪，和新诗创作保持亲密的接触和联系，不离不弃，在诗歌现场随时进行归纳和总结，用了很多力量。我是诗歌的义工。在一路跟踪的同时，对年轻的诗人诗歌推荐、评论，有的没太多意义，但耗费了不少精力。”谢冕说，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杰出的人例外，比如王国维和闻一多。他们做的学问太大了，王国维从甲骨文一路研究下来。闻一多从《诗经》《楚辞》《庄子》到图章、画画都很精通，太了不起了。一般的人只能做一件事。“我一辈子只做文学，文学只做了诗歌，诗歌只做了新诗，新诗只做当代诗。我的才华可能在别的方面，我对园林、对服装、对饮食等都有兴趣。几十年过去了，我只做了一件事。”

来源：新民晚报

谢冕：大时代需要“大诗”

陈海波

【走近文艺家】

　　87岁的他，一直主张宽容，但发现让人感动的诗歌越来越少。他批评一些诗人，“只关注小悲哀和小欢乐，很少触碰社会兴衰”。他说：“诗人应该站在时代的前面，看到正义与邪恶的搏斗。”

　　“退休后做的事，比退休前多。”87岁的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眼神带光，声音铿锵，不似一位耄耋老人，像这盛夏里的一棵老树，把烈日搅碎成一片片绿荫。

　　谢冕很忙。我在北京昌平北七家的一栋小楼里见到他时，他刚从西北宁夏回来不久。宁夏的清凉和兴奋，在他身上仍未消散。

　　日前，谢冕总主编的6卷本、近400万字的《中国新诗总论》在宁夏发布，这是中国新诗理论批评文献发展百年的集大成之作。中国新诗走过百年，谢冕的“百年工程终于竣工”。“我这一生无憾了。”他对我说。

　　“一辈子只做文学，文学只做了诗歌，诗歌只做了新诗，新诗只做当代诗”的谢冕，从北京大学退而不休。为了迎接新诗一百年和北大120年校庆，他两年里“写了一篇文章，办了一个会，编了一套书”。书即《中国新诗总论》；文章是《前进的和建设的——中国新诗一百年》；会是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他把同仁召集到一起，勉励大家开创中国诗歌纷繁多彩的多元格局。

　　当然，还有更多。就在去年，他还出版了“极具个人色彩和可读性的一部诗史”——《中国新诗史略》；前年，出版了自述文集《花落无声》。还有一些自谓“可写也可不写的文字”，比如那些谈吃的小文《饺子记盛》《馅饼记俗》《春饼记鲜》……“我喜欢的诗歌是宽泛的，对美食的喜欢也是宽泛的。”他说。

　　这个被人戏称“二十岁教授”和“老顽童”的老头儿，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不喜欢怀旧。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青春”。或者，如他在一篇文章里所言：“生活从中年开始，青春属于八十年代。”

　　出生于1932年的谢冕，很早就迷上了文学与诗歌，仰慕“五四”的精神和传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学生谢冕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题为《见解》的现代诗：“泪是对仇恨的报复/锁链会使暴徒叛变/法律原是罪恶的渊薮/冰封中有春来的信息”……带着愤懑，年轻的谢冕“一心一意要通过诗喊出人民的声音”。但他此后更多时间是在“不断的劳动和改造”中度过。这个“诗歌爱好者”最后放弃写诗，转向诗歌研究和批评。

　　白话代替文言，自由代替格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中国新诗自诞生起便追求自由的表达以及对社会的关切。但经历“文革”等特殊时期的“一个声音”“一种写法”，“‘五四’的传统断了，我很痛苦。”谢冕说。

　　那些“古怪”的诗歌，就是后来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朦胧诗”。1980年，在南宁召开的新诗研讨会上，“朦胧诗”成为焦点，反对者声势浩大，支持者寥若晨星。会后，谢冕应《光明日报》之邀撰写《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直斥“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那些“古怪”的诗歌“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主张对其“适当的容忍和宽宏”。

　　文章一经刊出，论战又起。大讨论也意味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在迎来“新的思想解放”。“尽管当时，我人已中年，但我还是真切地感到了头顶那一轮崭新的太阳的明亮。”40多岁的谢冕重新开始了青春”。

　　同样，中国诗歌也迎来又一个青春。承续着“五四”传统的“朦胧诗”，掀开了新的序幕。此后，从新诗潮到新生代，再到“下半身”写作以及“梨花体”，中国当代诗歌不缺少变化，但也不缺少非议。谢冕认为，多种声音的出现是好事，创作的自由与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这种局面很难得。

　　他既肯定现状，又不满现状：在这个大时代，没有“大诗”，“小诗”泛滥。创作者们陷入另一个困境：过去，集体主义文化不断高扬，导致“小我”不断被挤压；而当“时间再一次重新开始”，“个人”重又归来，诗人对公共生活、宏大叙事却开始疏远。“不再关心这土地和土地上面的故事”“用似是而非的深奥掩饰浅薄和贫乏”。

　　尽管谢冕一直主张宽容，但发现让人感动的诗歌越来越少，他没法淡定。“他们只关注小悲哀和小欢乐，很少触碰社会兴衰。”这位老头儿有着孩子似的义愤填膺：“诗人应站在时代的前面，看到正义与邪恶的搏斗。”

　　“为什么诗人们变得这么‘自私’？”谢冕的不满和不解写在了脸上。他顿了顿，说：“从事诗歌批评的人也有责任。批评家与诗人关系太密切，互相吹捧，没人旗帜鲜明地指出问题。”

　　他向我吟起了千年前李白的“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和贾岛的“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谈起了百年里郭沫若那吞掉日月的“天狗”和艾青的“常含泪水”。他说，这才是有大胸怀、大境界、大气魄的“大诗”。伟大的诗人不会陶醉于自我抚摸而远离人间的大悲哀、大欢乐。

　　87岁的谢冕仍在等待，等待着这个大时代里大胸怀、大境界、大气魄的“大诗”，等待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样动情的诗歌。

谢冕：新诗与时代同行

杨鸥谢冕

100年前，新诗的诞生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100年来，新诗走过了不平凡的曲折历程。百年新诗发展到今天，有什么得与失？新诗应如何向前发展？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诗歌评论家谢冕。

新诗诞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记者：您说新诗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诗学挑战，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什么这么说？百年前新诗的诞生有什么历史意义？

谢冕：中国诗歌历史非常悠久，随着时代变迁，诗歌不断变化，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歌形式，无论是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还是唐诗、宋词，政治、经济变化，人文环境变化，诗歌艺术形式也不断跟随时代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都是中国诗。中国诗歌传统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在中国诗歌传统中诗言志是最重要的传统。诗歌用来传达人们的思想情怀，不管时代怎么变，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比如曹操的《龟虽寿》和五言诗，表达一种情怀，传达个人的、社会的、民族和国家的意志和愿望，唐诗也一样，每个朝代诗人都表达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是一脉相承的。

新诗产生于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接点上，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在文学史上是近代与现代的交汇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面临民族生存危机、社会发展危机，中国文学与文化包括诗歌在内都在这个十字路口陷入非常大的思考，就是要变，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在政治层面上想变，诗歌变革、文学变革、新文化运动都与这个接点有关系，要适应时代变化。当时的处境促使一批仁人志士思考中国如何向前走，诗歌、诗人命运与此捆绑在一起，纠缠在一起。

诗歌产生了重大变革。诗界革命已考虑变革，没成功，新诗革命成功了，前者没考虑形式问题，保留旧形式，五言、七言、律诗束缚太大，丰富的新内容装不进去。到胡适、陈独秀，把旧的一套打倒，用白话写作，不要旧形式，要自由体，变动非常大，所以说是惊天动地，翻天覆地。一时守旧的人不接受，认为是异端。胡适他们照样做了，这样新思想、新知识、新思维都可以装进来，在诗歌中国计民生、时代盛衰、社会进退、民间忧乐都能得到表达，没有了约束，表达前所未有的好。这是千年诗歌史上最大的诗学挑战，取得成功，至今100年了，100年来我们享受前辈的冲锋陷阵打破一切陈规的战果，今天大家都能接受新诗，并能得心应手。

记者：您说过新诗的产生以旧形式的摧毁为突破点，经历了为思想而牺牲艺术、为艺术忽视思想的过程。新诗发展到今天，这些问题是否还存在？

谢冕：为思想牺牲艺术，为内容忽视形式，这是新诗革命早期留下弊端。当时梁实秋等认为新诗不能为图新忽视了诗的本质，不能为白话忘记了诗。新诗革命最初出现的问题是忽视艺术、忽视诗歌本质，因为求新，以诗歌为武器表达对社会关怀，诗歌艺术得到了很大削减，现在还有这个问题。李白、杜甫、李商隐的诗有深厚的内容，有精美的形式，新诗没有了。

新诗百年中批判过唯美主义，其实许多主张纯美的诗人并没有忽视思想，值得珍惜的是用新诗的形式保留诗歌的本质，这是很可贵的。新月派、创造社后期，包括戴望舒、现代派都很重视艺术，但他们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受批判，为艺术而艺术帽子始终没离开他们。为艺术忽视思想在新诗发展过程中不是主要问题，现在看来艺术仍然很好，有唯美倾向对新诗危害不大。新诗发展每个阶段，都有它的问题，都与社会背景有关，诗歌批评不断在调整，克服弱点，增强优良的地方，伴随新诗发展我们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当前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大的问题已逐渐得到了解决，当下的问题是为抒发个人情感忘记了更大的关怀。这些问题是每个时代流变过程中的一些现象，思想与艺术之间、诗歌与社会之间曲折地摇摆着前进，始终要坚守的是诗歌的艺术性，诗的艺术性是第一要紧的，不能抛弃的是艺术本身。

新诗达到了时代高峰

记者：新诗发展到今天，是否已走向成熟，是否达到高峰？

谢冕：新诗运动改变了旧体诗写法，它有高峰，它的高峰体现在诗歌要为社会代言、呼喊。产生新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阶段，五四时代精神在诗歌中得到完整体现，就是高峰，郭沫若的《女神》诗集中体现了最初的高峰，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在郭沫若诗中得到非常完整的体现，郭沫若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功不可没。胡适是开创者，没达到高峰，郭沫若诗达到了高峰。郭沫若的诗奔放浩大，张扬个性，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创作体现时代精神高度，郭沫若达到的高度后人达不到，与郭沫若一起的鲁迅的文章也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后来14年抗战，外敌侵略，国土沦丧，诗人们用诗歌与民众一起进行挽救危亡的时代任务，又达到高峰。这个高峰表现民族自救自强，抵抗外敌，代表是艾青，艾青的《向太阳》《大堰河，我的保姆》《火把》达到了高峰。郭沫若的“天狗，我把月亮吞了，我就是我呀 ”创造一个新的文体，用新的形式表达新的时代；艾青又创造了一个文体，《大堰河，我的保姆》用散文美表达时代。高峰不断被创造，不断出现，100年中，每个时代随着社会处境变化，诗人们的歌唱、写作、呼喊与时代融为一体，以此评价诗人的卓越成就，他们的伟大杰出体现在与时代密切关联，通过自己声音个性的张扬，体现时代、人民共有的情绪。郭沫若、艾青的诗是成熟的。一些年轻人、一些批评家说郭沫若诗不好，他们目光短浅，没有历史感。前辈诗人站在大风浪中，在国土危亡之时呼号，脱离了时代，高峰就不存在。新诗已经达到了高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诗歌艺术，完成了使命。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您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引发了关于新诗潮的广泛讨论，对推动中国新诗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文中呼唤“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的精神，呼吁对新诗的探索采取宽容的态度。今天来看，是否达到了您当时预期的目标？

谢冕：我们现在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比发生了变化，那时主张宽容，现在不存在这问题，那时舆论界不宽容，写诗必须用固定的样子、词、主题，自由表达个性的声音就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诗歌就是个人内心的歌唱，越是个性的越是伟大的、杰出的、有创造性的，诗歌变成号筒、传声筒，就没有诗歌。个人的体验、表达方式当时不被允许，认为古怪，诗歌就是一个人一个样，就是古怪，有创造性。新诗试验者现在被承认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样子去写。

好诗是动人的

记者：诗歌界对新诗的评价和大众对诗歌的评价有一定的距离，诗歌界认为新诗写得很好了，大众对新诗有质疑、拒绝的态度。您认为判断新诗优劣的标准是什么？

谢冕：对当前诗歌总体评价我和大众一样，诗歌界不能提供大众心中的诗歌，大众失望，我有同感。诗歌界认为新潮就是好，一味读不懂就是好，诗人们互相吹捧，像皇帝的新衣，大众读不懂，这就是潮流、时尚。我不听这一套，大众有大众的道理。我写过《有些诗离我们越来越远》，我很痛心有些诗离我们很远，自我抚摸，小天地、小格局、小忧愁、小喜欢，沉溺于个人，忘记世界的丰富性、广阔性。诗歌界与大众对诗歌评价有距离，圈子里叫好，老百姓不买账，老百姓觉得诗歌和他没关系。那些诗歌和自己小圈子小快乐有关系，与大悲悯、大关怀、大胸怀没关系，与大欢乐、大痛苦没关系。故作深奥这很要命，走到死胡同中去了，真正的好诗不那么深奥。别拿深奥吓唬人，把老百姓吓唬走了。

大众对诗歌的意见，不能说不懂诗，大众懂得诗歌应该表达心声、情感，唤起情绪激动。好诗是动人的，海子的诗动人，“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把个人情感表达得那么动人，当然要读透海子也不容易，海子的诗内涵非常丰富。

记者：今天总结新诗的历史教训，重新提出向古典学习，应如何向古典学习？

谢冕：古典诗和新诗都是中国诗歌的一部分，是中国诗歌从古到今发展的一个阶段，并没有构成和中国诗的断裂，还是中国诗，一脉相承。古典诗是祖宗，诗学传统没断裂，如同唐诗有自己的传统，新诗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是大传统的组成部分，只是语言发生了变化，古代诗用文言写，新诗采取白话而已。当然要向古典学习，向传统学习，用传统宝贵的东西来滋养今天的新诗。有人说新诗另类，我把它看成像唐诗那样是一个阶段，唐诗是伟大的，新诗也是伟大的，无愧于它的时代，把时代追求和理想表达出来，就是伟大的。

我不主张现代人用旧体诗形式写作，虽然有些人写得不错，但大部分写得不好。现代人没有文言写作的习惯，没有古典文学的背景和素养，写成老干体、民歌体。我也不主张新诗建立新体式，创造新格律体，闻一多、何其芳、臧克家倡导新格律体，没成功。做试验不要改变新诗的格局。

新诗用白话写作后，到现在发展为口语的泛滥，语言非常不讲究，口语化使诗意荡然无存，更谈不上反复体会、咀嚼，一唱三叹。诗是美丽的，不是丑陋的。格律打破后，重要问题是，诗歌文体特点要不要维护？诗歌文体就是音乐性，诗歌是音乐的文学，音乐性去掉，诗不是诗了，是散文，这条线必须守住。诗歌的语言是精炼的语言，诗人的写作不考虑语言、声音、音乐的效果，连节奏感也没有，这个问题非常大。

要完善语言、节奏，写得精炼再精炼，语言浓缩再浓缩，向古典学习炼字炼句，用字妥贴、确切。要守住节奏感，押韵能押也好，不能押罢了。诗歌特点要维护住。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谢冕：写作容易发表容易，诗可能就成了白开水

陈强

从1917年《新青年》杂志刊出胡适的八首白话诗算起，中国现代新诗到今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该如何评价百年新诗历史，日益成为文化界关注的话题。12月20日，首届“南方诗歌节”在广东德庆县举办，前来参加活动的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接受了媒体采访。

回顾

“新诗在中华文化上是一件创举”

记者：您曾系统地整体回顾从胡适先生开创至今的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今年是中国新诗100周年，您如何评价百年新诗的成就？

谢冕：新诗100年可谓成就巨大，但是这个成就没有被大家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古典诗歌，是很辉煌的，而且历史很悠久。大家对古典诗歌的印象深刻，但是对新诗印象不深。实际上，新诗是100年来重大的诗学改革，在中华文化上是一件创举。

中国新诗敢于打破古典的格式，破天荒地用白话体、以自由的形式来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呈现当下，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品种，在审美空间上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它极大地开拓我们的表达空间，能够把许多新的事物容纳到新诗里头来，而古典诗歌做不到。

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变化，包括战争、运动，这些都曾经打乱了新诗平稳发展的状态。但即便这样，百年来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我国诗歌传统源流很久：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的骄傲。新诗就是我们现在的骄傲。

记者：百年新诗发展史上，有哪些诗人让您印象深刻？